专访冯骥才

    文化是精细的，不是强大的。做大一定要做文化节，一定要放烟花、放鸽子，一定要花几百万、上千万搞一个开幕式。这根本不是文化的事情，所有文化节都是政府节。

    初见冯骥才，他比想象中还要高。

    一米九多的大个子，笑眯眯的眼睛，冯骥才喜欢在吞云吐雾中沉默思考。

    从1983年至今，冯骥才已经做了六届28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老的政协委员”，笑言生命中整整一年时间都用来开会。

    最近这几年，冯骥才特别忙，很少老老实实在家呆着，要么到处开会抢麦克风发言、要么跑到乡野田间踏勘民间遗存。如今70岁的人了，还在为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奔走着，成了名副其实的“泥腿子”、活动家。

    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已经很少写小说了。闲暇时，他依旧会泼墨挥毫，却已很难集中精力。这位古稀老人的新目标是多介入公共事务，让文化的悲剧不再重演，使民间文化变得更有尊严。

    面对本刊记者专访，围绕“旧村改造”、文化政绩、文化话语权等话题，冯骥才侃侃而谈。

    “城市文化悲剧”向农村转移

    京华周刊：您曾经说过，“旧城改造”造成过文化悲剧，曾经千姿百态的600多个城市变成同一张亮光光又浅薄的面孔。如今，“旧村改造”对一些古村落形成冲击，你如何评价？

    冯骥才：旧村改造，是非常紧迫的问题。现在由旧城改造转移成旧村改造，城市的这种大规模的破坏，或者叫做城市的文化悲剧，正在向农村转移。

    我觉得，这首先跟农村的城镇化、城市化过程有很大关系。第二，跟很多地方政府有关，他们需要用土地来作为GDP资源。第三，我觉得跟房地产开发有关，城市里基本没有空间了，于是开始向农村转移。

    京华周刊：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旧村改造能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冯骥才：首先得问，是人民改善条件，还是政府有了政绩？不要打上给人民改善条件的旗号。如果给人们改善的话，不仅是物质条件，还有文化条件。

    人们世世代代居住那个村庄里边，他们有村庄里独特的文化，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要随便改变的话，人们不见得全都接受。不能够将这些东西（改善条件）强加在人们身上，然后再说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拿到的还是从农民手里获得土地，然后作为提升GDP的资源。

    欧洲很多地方改善村庄居住条件，不见得是政府改善，而是老百姓自己。政府给农民改善的话，应该去帮助人们。

    京华周刊：保护村落文化，有没有比较成功的例子？

    冯骥才：我前年去过婺源（1949年由安徽省划归江西省），那里做得很好。婺源属于皖南文化，有灰瓦白墙的建筑，非常漂亮。所以当地政府跟当地人就出了一个主意，政府请了建筑师，完全按照徽派的风格设计五六种样式，还是灰顶白墙的建筑，但厨房和卫生间设计得都比较大，内部环境结构也有一些调整。然后让人们选择，如果你要建新房的话，可以自己选一种盖，城镇的整个气质发生了变化，这遵循了文化的脉络。

    但一些地方政府做这些事情时没考虑过文化，我们城市的悲剧就在于政府没有考虑过这个城市的文化个性，没有考虑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和脉络，所以才造成旧城改造这样的悲剧。

    京华周刊：如何防止这种悲剧重演？

    冯骥才：我们中国的地域多元、民族众多，另外文化板块也不一样，自然环境也不一样，有的是山村，有的是水乡。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特点，应该选择一些历史遗存比较丰富的，也就是物质和非物质都比较丰富的一些经典村落，把它们确定下来后保护住，不要动它了。

    文化保护必须要听专家意见，不是政府说了算，应该专家说了算。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可以胡作非为，说白了是没有人对文化的损失负责。

    文化不能“一把手”说了算

    京华周刊：较之政府决策部门，专家在文化保护上的话语权确实不强。

    冯骥才：跟我们现在的官场文化有很大关系，一把手说了算。比如有些县委书记说了算，那一任之间土地就听他的，他想在哪个地方盖什么就盖什么，这是一个很大问题。

    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上次去开会，遇到清华大学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志华老先生，谈到现在古村落大量消失，他在纸上写了两行字“为什么我们的眼里总是含着眼泪，因为我们对它们有深切的爱”，我看了以后特别感动。

    聊天中，陈志华说了这样一件事。前不久，浙江一个地方请他去，县里的书记跟他吃饭，他就提出建议，这个地方的古村落应该怎么保护，这个地方不能随便动等等。他很有兴致地讲着讲着，那个书记忽然火了，冲他喊了一嗓子，“你放屁”。说完以后，怒不可遏起身拂袖而去，到门口气还没撒完，回过头又喊一声“你放屁”，然后走了。

    这就是我们专家的地位。

    京华周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冯骥才：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悲哀，文化应该知识分子说了算，我想国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机制。现在政府里边，主管文化的官员没有什么位置，文化领导是排在班子末位的，而且基本是无知少女，她们有的时候都不敢说。

    说文化放在重要地位，你在一个班子里放在那么次要的位置，然后你把所有文化都产业化。好像只有产业好才有出路，只有文化变成了产业，能卖钱了，这文化才有价值，文化变得那么可悲的一个地步。

    任何一个民族没有这样对待自己文化的，文化是非常有尊严的东西。

    京华周刊：这些年，人们的文化观念已经发生变化。

    冯骥才：是的。我们做了十几年文化遗产保护。我记得前几年崔永元找我做了一期节目，有刘心武，还有一个房地产商。说北京一个楼区改造时，有一个老房子是该拆还是不该拆，我们还在那儿争论这件事情。我当时提的很多观点别人不理解，现在已经变成了大家的共识，都认为我们的历史应该留下，因为历史不是给我们留下的，是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的。

    虽然已经有了共识了，但是到了官场就变成一个很微弱的东西，远远不如官场政绩重要。有两个观念是有问题的，一个是文化政绩观，另一个是文化产业观。

    文化是精细的，不是强大的

    京华周刊：当下，文化产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您如何看待一些地方热衷的大建文化场馆、大搞文化演出活动？

    冯骥才：我觉得这是文化浪费，是文化铺张。为什么呢？还是一个文化政绩观造成的，因为文化政绩就需要别人看见，所以要把它做大做强，我认为做大做强是一个很荒谬的概念。现在一些地方不懂得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成果验收，怎么办？只有建场馆，建一个还觉得不够做大，结果越做越大。场馆做完以后，里面展览什么东西，演出什么东西他不管。

    比如我搞亚运会开幕式到底花多少钱，值得吗？亚运会完了以后到底给人们留下多深刻的印象，真正走入人们心里的东西到底有多少？

    京华周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冯骥才：文化是需要做精做细的，文化是润物细无声的，你说在我们心灵里最深的文化是强大的文化，还是精细的文化？比如说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如果你在外地住在晚上没开灯的旅馆，有月光进来，你马上想起李白的诗，就二十个字。二十个字给你如此深刻乡土的、故乡的感情，深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里，这才是文化的本身。文化是精细的，不是强大的。所以，文化做大一定要做文化节，一定要放烟花、放鸽子，一定要花几百万、上千万搞一个开幕式。这根本不是文化的事情，所有文化节都是政府节。

    我再举几个例子。比如罗马的歌剧，是罗马歌剧院体现了罗马的文化形象，还是罗马那些非常经典的歌剧和伟大歌唱家？再比如维也纳的音乐，是维也纳金色大厅体现出来的，还是斯特劳斯、莫扎特和卡拉扬体现的？一定是这些艺术本身，而不是场馆体现出来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好的剧院，但是我们产生了多少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高峰，那时候我们社会贫穷，政府根本不可能支持，我觉得政府应该引导艺术家在精神领域里做工作。

    京华周刊：文化做精做细，也能抵御文化低俗化倾向。

    冯骥才：是的。文化对群众还有一个引导作用，不能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我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相声团下乡演出，同时在当地换一点钱，因为要养活自己。他们到村里跟村民谈，你们村想看点什么节目，村民说“比基尼”。他们想了半天，才明白了是什么，说相声都是男的，想了半天有一个报幕员，说这事只有你来干了。那时候还不兴这套呢，那女的不愿意干，大伙说你就救救哥几个，回去路费都没有了，于是在布店买二尺布就做了比基尼。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产业也有文化引导的责任。

    文化的主要的价值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问题，通过大量好的美的文化让整个社会文明素质提高，人们有好的价值观，有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才是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