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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在福建福州，一位83岁老人摔倒在人行道上，在众人围观下猝死。在深圳福田，一位78岁老人在小区里跌倒，在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中停止了呼吸。
近些年，这样的悲剧已不止一起，种种道德冷漠现象也层出不穷。看到弱女子当街被人欺凌，即使施暴者手无寸铁，人们也只当看客。公交车上面对老人，年轻人视若无睹，还振振有词“我为什么要让座”。最明显的反差是，老人摔倒了，已经很少有人上前去扶起他了。
为什么？传统美德到哪里去了？良善之心、恻隐之心何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基本道德感了吗？不，道德意识依然在普罗大众心中。只不过，当人们不得不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一番理性考量时，人们的道德意识就越来越少地转化为道德行动了。
应当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道德精英”、“道德楷模”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只是有一定道德良心的“道德凡人”。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道德行为往往是出于一种感性，也就是不用理性考量而完成的。可以说，这种道德感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也是后天经受良好道德教育后的“道德潜意识”，当然这也部分地来源于平常的理性教育。而在一些紧急情况下，比如跳进激流里、冲进烈火中、越过急驰车救人于顷刻之间，根本来不及进行什么理性的思考，是人类的一种“道德本能”。
现实中也确有不少人，是在理性思考判断之后，才作出道德行动的。但不是每个人在理性考量之后，都会有道德行动。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对于普罗大众来说，面对各种可能的情况，理性的考量就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近年来，人们还不得不进行的一种理性考量，则是“冤伤”。人生而在世，不怕痛，不怕苦，甚至不怕流血，但最怕被冤枉。人们的道德良心，也最怕受到冤枉的伤害，怕“好心救人反被诬撞人”。这种“冤伤”，轻则让被救者倒打一靶诬赖，重则被告上法院。从四年前的“南京彭宇案”，到三年前的“郑州李凯强案”，再到二年前的“重庆万鑫案”，姑且不论这些官司中的具体是与非，它们对社会普罗大众的影响在于，人们害怕被诬、引道德争端甚至对簿公堂，无端惹来一场官司太伤神，实乃自己的道德良心不能承受之重。如此理性的权衡，往往就促使普通人在顾虑和担忧中袖手旁观。
为防止人们的道德行为遭遇“冤伤”，保全证据成为法律人的理性建议。重庆少年万鑫因扶起摔倒老太反成被告案中，二审开庭终于以老人的主动撤诉而结案。但法官建议，今后市民在救人时要讲方法，比如有旁人在场的时候，最好叫上一两个帮手，也可大喊一声“有人摔倒（受伤）了”，提醒别人注意，或者在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及时形成证据。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连救人帮人都需要保全证据太麻烦。这种理性考量的结果，同样会觉得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往往装做没看见，缩回本想伸出去的道德援手。
道德有理性的品质，也有感性的品质。二者都能驱使人们作出道德行动，但在理性考量下的道德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要少于感性驱使下的道德行动。也正因此，哲学家柏格森说：“理性只能认识物质世界，获得相对的真理，而不能把握生命的本质。”
道德需要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化育，而不能偏重于理性的一面。从现实情况看，感性的道德化育远远弱于理性，道德的感性品质过多地被其理性品质所遮蔽。如果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都必须受到理性的支配，那么理性考量过多往往会阻碍美德之心变为良善之为，社会道德必将出现普遍性的滑坡。面对他人的道德诉求，要避免人们过度地进行理性的权衡，更要防止让所有善良的人们不得不去理性考量可能的“冤伤”。因为，呵护道德的感性品质，和培育道德的理性品质一样，都是涵养人间的大德，守望社会的良心。
那么，谁来呵护，如何呵护？显然这是道德重构必须首先解决的一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