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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两会，是每年中国政治大事件。
在这个能深刻改变未来中国走向的舞台上，代表委员们献出智慧，议案提案源源不断，交流争论对撞频繁。
两会的热点话题，往往是当下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它既能折射过去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今后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参考。
我们梳理出今年两会八个热点话题，并从中撷取有价值的代表委员观点。
1.放开二胎，生两个好？
“只生一个好”，这句耳熟能详的计划生育宣传语，伴随中国走过了三十多年时间。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非常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五，老龄化趋势也日益明显。在不远的未来，劳动大军数量锐减将使中国“人口红利”优势消失。今年两会，对于“一胎”政策争论很大。
“现在放宽二胎生育政策，时机完全成熟，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耽误时间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已经连续四年大声疾呼，建议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胎，转变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力储备不足的严峻形势。
纪宝成说，“我国一对夫妻平均下来，只有1.7个孩子。这为今后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导致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现在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2%以上，不用多少年这个比例就会达到30%，28岁至40岁的青年劳动力10年后将骤降一半”。
全国人大代表、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也对目前我国的人口结构忧心忡忡。在他看来，随着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已经大幅减少，剩下的只有老人和小孩，这也带来了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孩子出了事，那整个家庭就毁了”。
对“放开二胎是否会造成人口暴涨”的质疑，贺优琳认为，随着城市人观念的转变与养育孩子成本的高昂，即便政策许可，部分人可能也不会再要二胎。从国际规律来看，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不需要政府控制，人口自然会下降。
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王玉庆说，他赞成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王玉庆认为，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别是本地常住人口。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李冬玉的建议是，在全国已普遍实行“双独二胎”的基础上，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情况，在部分城市先行试点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单独二胎”政策。
2.官员财产公示，待到何时？
官员财产公示的脚步，伴随代表委员议案提案，媒体不遗余力跟进，网民持续关注呼吁，一步步清晰起来。仅以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续六年议案观之，相关机构对议案答复可谓“年年有变化”，从前两年的“条件尚不成熟”、“全面推行尚存一定困难”、“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到最新的“已经着手起草建议稿”……字里行间透出的丁点变化，都被寄予无限期望。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本次大会期间会不会有提案要求中国的官员公开财产信息？发言人赵启正回答说，“这个提议不是今年才有，以前就有。”他解释说，中国公务员接近一千万，有关官员财产和财富信息公开的问题“要一步一步做起来”。
2006年起，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每年都提出“对公务员财产申报问题立法”的议案。今年两会上，他带来一个好消息：中纪委在去年8月给他的回复中明确表示，中纪委“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论证，并已经着手起草建议稿”。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邸瑛琪建议，遏制官员非法聚敛财产，就要建立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公务员应带头，将其家庭财产、直系亲属资产等核实并公布于众。
邸瑛琪说，目前我国应尽快将公务员财产登记制度从政策层面转向法律层面。“公务员及其家属在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次数、价格、付账人等，都应由专职的登记受理机关登记在册。”他还建议，财产申报过程中的拒不登记和登记不实行为，应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申报过程中发现的不实财产，建议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
全国政协委员、原云南省社科院院长助理郑凡说，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一要申报、二要公示。他说，以前也搞过官员财产申报，但流于形式，大家填一张纸，水分很大，一交了之，没有后续监督。在财产申报方面，应建立官员和家属财产的申报制度。再就是申报财产后，要有后续的监督，包括财产公示，可以逐步建立在党员内部或者公务员内部的公示制度，并逐步扩大公示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星河湾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仔说得更直接：“想赚钱就别去当官，想当官就别怕晒。”
3.物价，决定百姓幸福感
一条起伏向上的物价指数曲线牵动人心。去年开始，在“涨”声一片的情况下，百姓负担骤增。值得关注的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列为今年“十大重点”工作的第一位，这让人们看到了中央稳控物价的决心与力度。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涨幅控制在4%左右。
“4%的目标比去年有所提高，这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在这一阶段物价指数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扬，但属于温和可控。”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
“这凸显出当前物价形势的复杂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认为，今年物价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我国夏粮产区遭遇严重旱情，劳动力短缺导致用工成本提高，美国等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市场流动性泛滥，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攀升……
“物价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决定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高低，物价上涨过快甚至还影响着社会稳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道出了物价的重要性。
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长毛小平认为，除了国家对农民进行补贴，来控制物价，地方政府还可以拿出资金，对流动环节的商贩进行适当补贴，进一步缓解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把实惠让给城市居民。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认为，央行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意在让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的水平，而且可以根据货币流通量的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这个措施是有力的，但是“要适可而止”。他认为，此轮物价上涨，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占主要地位，而农产品价格上升原因有很多，不排除有人为的炒作因素，所以政府出台了这些措施，避免囤积居奇、人为炒作。这些措施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效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建立“菜篮子”和“米袋子”商品市场监控制度，主管部门要定期分析形势，及时采取对策。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乱纪行为，保护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4.食品安全，令副总理惭愧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但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给百姓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提到食品安全问题时连称“惭愧”。他表示，“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将是长期的，日常生活食品的保障能否做到像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一样，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在回答老百姓“吃得放心”愿望什么时候能实现时，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说：“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很引人注目的法律，就是关于《刑法》的修正，废除了十几种死刑罪，但是增加了一种大家十分支持的处罚，就是食品犯罪，最严厉的可处死刑。说明中国政府及各部门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并且在法律层面上更加严厉。”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金锁建议设立食品安全投诉中心。他认为，与迅猛发展的食品行业相比，食品监督体系明显滞后，现有的食品检测机构多分布在大中城市，专职检测人员较少，检测技术和设备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难以对食品生产流通环节实施多方位、全覆盖、即时性的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东丽区区委书记张有会说，根据《食品安全法》，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分别由食品药品监管、农业、商务、卫生、质监、工商等多部门实施分段管理，可能出现“多头分散、衔接不紧”的状况。因此建议进一步理顺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由一个部门为主实施“综合性、专业化、成体系”的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信息物理工程学院副院长朱建军表示，在农村，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很多农民并不知道土地是否被污染，一些人为获取最大利益，不正规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农药残留在蔬菜瓜果上。建议加强普查和监测，积极打造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开展食品安全检验检测和技术服务，对农民正确使用化肥农药进行大力培训指导，并制定规范统一的技术标准。
5.遏制房价，关乎“道德血液”？
随着“国十条”“新国八条”、“限购令”等一系列措施出台，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正在得到初步遏制，但是，京沪等特大城市的房价未见明显回落。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网络访谈时特别强调：“你们( 房地产商)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此言一出，热议再起。
房地产商有话说。全国政协委员、广州星河湾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仔表示压力很大，他认为不仅广州，包括北京、上海等城市今年成交量至少会下滑60%以上，“卖不出去，肯定要降价”，黄文仔预测，希望今年楼市“回落20%”。
黄文仔表示，对于开发商来说，调控是一种常态。发热时喝杯凉茶也是正常的。他认为，在目前房价高企的时候，政府出台这样一些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如果房价长期居高不下，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提出了《关于控制房价应从控价、降低税费、控制开发商利润率，三管齐下才能真正控制房价》的建议。建议中提出通过一打畸形地价，二打审批高价，三打任意涨价的方式来调控高房价，上演了地产版“三枪拍案惊奇”。
宗庆后建议控制开发商利润率，他表示由于政府土地想卖高价，开发商也趁机提价赢取暴利，因此要控房价还得控制开发商的利润率，房价应该根据成本加合理的利润予以核定，不可任意涨价。
全国人大代表、黄山市委副书记程迎峰建议，房价的增长速度不能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速，建议房价要控制在一个具体的水平线，不同的地区要有不同的要求，把房价列入对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
对于房地产价格不断飚升，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提案中建议，通过各种手段抑制解决好管理层的软弱无力。 一要转变政府财政对卖地的依赖。二是做好低价房对象的合理定位。此外，还应该严格控制土地的用途、定价；低价房应核定成本后招标建设；坚决打击房地产领域的商业贿赂。
也有反思。“不是房价一高，大家一反映，就马上开始限购，开始打压。”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小川认为，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和促进公共事业发展方面，应该有一个总体规划，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现在似乎是哪个方面矛盾出现得比较激烈，政府就赶紧像灭火队一样去灭火。
6.看病贵，贵在何处？
“一场病，一头牛”，看病难、看病贵，是每年两会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今年依旧如此。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能否解决这个“顽疾”，值得期待。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国务院参事马力提交《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建议》，她提出，“医改的关键是控制医药费用”，制定全面的控制医药费用的方案，解决群众呼声较高的“看病贵”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储亚平说，国家可以花一年时间对我国3万种药的成本进行检查核算。在掌握成本后，给制药企业适当的利润，再利用倒招标的方式，挤出虚高的水分，然后利用现代物流的优势，将这些药直接配送给医院。节约很多环节，可大大降低药价。储亚平还建议，我们可以像台湾的药品销售一样，实行明码标价。
全国人大代表、邓州市中医院院长唐祖宣说，“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是将医院推向市场以后的结果。要想彻底改变看病贵、药品贵的问题，必须改变医院以药养医的现状。他认为，药品的出厂价都不高，经过了许多流通环节之后，层层加码，到了患者手里就变得十分昂贵。
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病人稀少。全国人大代表、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患者不信任，才造成基层医疗人才缺乏，两者互相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公立医院的一些服务，过分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忽视了患者的人性化需求和实际困难，也是造成看病难的重要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登岗也认为，“看病难”事实上是“看名院名医难”。中国有很多中小医院看病并不难，甚至医生在等待病人上门。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指出，随着保障制度筹资水平、受益水平的提升，个人的负担比重就会逐步降低。如果我们进一步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十二五”期间个人的负担能够降到30%左右的话，我想“看病贵”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如果我们再建立医疗救助制度，我想对贫困人群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福音。
7.大学生就业，遇“院校歧视”
2010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660多万人，2011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将达750万人，未来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指出，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位,做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
“很多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在录用高校毕业生时，不以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作为第一评价标准，而是过度看重学历‘出身’，对‘211工程’高校和非‘211工程’高校差别对待。”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呼吁，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条款，防止一些高校毕业生就业时遭遇“院校歧视”。
他说，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院校歧视”已日益“显性化”和“普遍化”，突出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对非“211工程”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资格、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等方面人为地设定各种歧视性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教授彭富春认为：大学生应当转变就业观念，放下“身段”，完全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现在一些大学生的“精英意识”还太强，认为读了大学就是“高端人才”，对就业待遇期望过高。对社会要有平常心和整体认识。当年的北大毕业生卖猪肉，不是也卖得很好吗？大学教育不是只培养科学家。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表面现象，更深刻是教育结构、教育质量如何同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相结合。这些年数量型教育发展很快，大规模扩招、增设新专业，很多专业不对口、不匹配，和企业不对接，也缺乏监测和适时调控。另外，学生多了，培养水平下降的问题也值得反思。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煌上煌集团董事局主席徐桂芬提出议案，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非公经济组织就业。徐桂芬建议，高校毕业生在非公经济组织聘用期间，其工龄计算、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评定等应与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8.治堵，先瞄准公车改革
交通拥堵的“城市病”，正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停车难、行车难让人头疼不已，“单双号”、“限车令”等治堵手段由此而生。
“限购摇号让打算买车的市民焦虑不堪，牌照拍卖增加了消费者购车成本……其实，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决不能完全归结于车多，而在于城市缺乏科学规划”。全国政协委员、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认为，拥有私家车并能顺利出行，是公民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指标，限购限行，会使公民失去了幸福感。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萧玉田认为，当今大城市的拥堵加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不够合理造成的。“面对车辆暴增的情况，城市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对群众的利益造成了损害，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加快发展轨道交通一条路可走。”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建议设立交通事故“互碰免责”机制，让事故当事人得以迅速撤离现场。周光权以北京为例解释说，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近年来事故报警在100万次以上，其中因事故造成的拥堵报警近50%，绝大多数交通拥堵是由于车损事故车不及时撤离现场造成的；高峰时期，环路上的事故每耽搁一分钟，会造成一公里的拥堵。
“治理交通拥堵，首当其冲是进行公车改革，限定公车的购买和使用！”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说，现在迫切需要规定的内容是：严格限定什么级别的公务员可以单独配备公车，其他公务员一律实行“车改”；因工作性质确需购买和使用少量公车的情况，建议测算并公布地区和单位公务员人数与公车数量的合理比例，严禁超比例购车；将保留的公车号牌向社会公开，鼓励群众举报公车私用，严惩公车私用行为。
“使北京等中心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可持续运行的治本之策是什么？我认为一言以蔽之，必须通盘优化城市规划，加快建成足以化解道路拥堵压力的轨道交通系统。”全国政协委员贾康认为，这才是治本之策。
全国政协委员邬贺铨也提出，要“在轨道交通上加把劲”，加快“织密”轨道交通。同时，他提出要将地下通道、轨道交通与停车位建设相结合，提高轨道交通的可达性与便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