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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卫星城应该是复合型多功能的，有生态、有生产、有生活，他居住在那里，工作岗位也应该在那里。卫星城不是单纯的“卧城”，这是北京建设天通苑、回龙观社区最大的失误。
——魏后凯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他这样解释“城市病”的概念：“城市病其实就是城市膨胀病，是因人口产业过于向大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城市的中心区域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际上通行认为，城市人口在30-40万人，就会出现城市病；只要超过100万人口，大城市病就不可避免。但是，只要合理布局，科学管理，大城市病应该是能够缓解的。”
魏后凯分析，本世纪的头10年里，我国大城市活力空前，聚集资源、财富和人口的能力显著增强，同时，大城市膨胀病日益加剧。尤其是饱受争议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房价高企和交通拥堵，正是大城市膨胀病的集中体现。这样一来，大城市一方面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发展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在不断下降。
“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反而幸福指数下降了，生活舒适度下降了，这就是城市膨胀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所以，到了治病的关键时刻了，再不解决，问题会越积越多。再想解决，就会更加困难。”
中央电视台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新诺网CEO谢卫列曾基于草根的视角描述大城市病——“城市越来越大，定位越来越乱，生活越来越累，工作越来越忙。”
北京，在昂首迈向“世界城市”的同时，“摊大饼”式的城市膨胀却在加剧这座近两千万人口之千年古都的艰难运转。
病症：“摊大饼”式膨胀发展
1月16日，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向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全体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他说：“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北京城市发展的资源、能源、环境约束更加凸显；机动车过快增长，缓解交通拥堵刻不容缓；入园难、看病难等问题比较突出。”
对于北京的城市膨胀病，魏后凯列举了如下表现：首先就是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资源短缺，其次生态空间减小、环境污染加剧、生活成本太高、社会治安恶化，以及城市贫困问题等等。
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户籍人口1246万人，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726.4万人，总量1972万，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
长久以来，由于人口的迅速膨胀，北京被迫形成了一种类似“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方式，即不断扩大城市规模，人口从城市中心向边缘蔓延。2001年，五环一期通车。当年，六环部分线路通车，2009年，六环全线通车。2008年，新七环涿州段通车。
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正在挑战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去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政协常委会有关调研报告就指出，北京的水、电、气、热、煤的供应常年紧张，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粮、油、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绝大部分靠从外埠调入，稳定保障供给的难度很大。
以水资源为例，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以及动用应急水源维持。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有数据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个人，每日交通出行量增加2.64次，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将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六环路以内地区日行总量已达3500万人次。2010年，北京市机动车净增80多万辆，交通拥堵的“堤坝”正在被迅速推高。
“在北京，交通成本非常高昂，一般出行，都要两三个小时。一场小雨雪，就能造成全城大部分主干线瘫痪。至于高房价，‘蚁族’之后，现在出现‘鼠族’，这样的生活怎能有尊严？”魏后凯说。
病因：规划失控，太贪心了
魏后凯用东京和北京对比来指出北京城市规划的失控。
北京的人口和家庭汽车数量，并不比东京都市圈多，但是北京的情况比东京严重得多，原因在哪儿？魏后凯认为，这是跟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有关系。东京都市圈由东京都、崎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同组成，面积约13000平方公里，大致与北京市的面积相同，人口约3300万。在这里，城市化、产业和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彼此之间依靠轨道交通相连。
北京不一样，单一市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摊大饼式来规划。北京的产业和人口高度积聚在市中心区，比如，公司、医院、学校、工厂、机关等等都集中在市中心，郊区的卫星城里，相关的服务和生产没有跟上。
“所以，天通苑和回龙观两个社区的设计是一种规划上的失败。这里仅仅解决了居民住的要求，而工作、就医、上学以及购物等要求没有同时得以解决，还必须要到市中心才能实现，这反而增加了交通的拥堵。这也是天通苑被称为‘卧城’的原因。”
“北京的交通设计也有问题，只重视环线建设，没有重视网络建设，环线与环线之间没有微循环系统。比如，二环通往三环的路非常少。地铁的换乘也是非常不方便。”魏后凯说。
中央电视台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谢卫列也曾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目前的失调、失当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在城市功能上，北京应该改变追求GDP的观念，就是改变产业高度聚集的状况。不应该盲目发展汽车工业、房地产业等传统产业。”
谢卫列形象地说：“北京太贪心了，这个中心要当，那个中心也要当。作为文化和政治中心，北京过多强调了经济中心的地位，甚至还强调建立金融中心的规划。”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北京城市病产生的原因。他说：“中国的资源配置都是跟政治权力走的，政治权力集中造成了资源和利益的集中，然后是人口的集中，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大的市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竞争性、流动性、扩张性。人、财、物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聚。作为首都的北京尤其如此。”
处方：只能缓解，不能解决
在魏后凯看来，目前情况下，北京的城市膨胀病只能缓解，而不能解决。
首先，北京市应该进行疏散，包括人口、产业和功能，要向周边地区，包括郊区和河北分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伦敦、巴黎也是以疏散的方法来解决大城市病的。
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通过建立多个城市功能区，对人口进行科学疏导，避免向中心城区过度集中，这也是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列为未来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建立一批现代化的卫星城镇。魏后凯认为的现代化卫星城应该是复合型多功能的，有生态、有生产、有生活，他居住在那里，工作岗位也在那里。并且，卫星城的生态环境应该比市区要好，这样才能吸引居民。
第三，北京市要产业升级，走高端化、服务化的路子。北京市不能啥都不想放弃，有些传统产业，应该放弃。
魏后凯借鉴国外城市群提出了“首都经济圈”的概念，“首都经济圈”里，有三个核心，即北京、天津和唐山。在这个一体化新型分工格局中，北京中心区应该实行“控制两头、甩掉中间”的战略，形成“哑铃型”结构。所谓控制两头，一头是总部、研发、设计和培训，一头是市场营销、品牌运作和技术服务；所谓甩掉中间，就是把加工制造环节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甩出去，扩散到远郊区和周边地区，北京市集中发展高端制造业，由此在“首都经济圈”范围内形成一体化的主导优势产业链。
第四就是要加强管理，多元化、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比如说交通的服务，提前告诉大家哪条路不堵，就能起到很好的疏散作用。
“交通治堵”方案已于去年率先实施，反响空前激烈。然而，仅仅靠“限购”车辆减缓机动车总量增速，对于治好有着“城市病头号顽疾”的交通拥堵而言，这仅仅是开始。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强调，2011年要加快建设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研究制定交通严重拥堵应急预案，完善高峰时段区域限行措施。
据了解，北京已经被列入全国首批7个用水管理制度试点省市，“史上最严”的用水管理制度正在制订中，大的框架已经形成，今年上半年有望实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研究部研究员封志明强调，“最严”的用水管理制度不仅应采用价格杠杆提倡节约合理用水，更应制订“最严”政策对污水的排放治理进行监管，不断提升有限水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利用。
医治大城市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人口总量调控。调控人口总量，就存在着一个城市如何对待流动人口的问题。北京市政协委员、西城区教委新闻发言人李燕玲表示，控制人口与促进公平无疑存在矛盾。以教育为例，北京教育越公平，流动人口子女入托入学越容易，就越吸引更多外地人带孩子到京就学，就越不利于人口控制；北京如果限制外地孩子在京求学，限制越严越有利于控制人口，但又会被视为不公平和歧视外地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政协委员巫永平则认为，北京在人口调控中需要坚持包容和开放。他说，流动人口在分享北京土地、水、住房、教育等资源的同时，对北京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全世界国际化大都市都是高度包容的城市，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包容性是它应有的城市品质”。
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则提出建议，北京应该尽快探索建立人口预警机制和实有人口数据库，加快建立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建立标准一致、互为补充的全市人口综合动态信息管理平台，提高人口服务管理的信息化、精细化水平。连玉明委员认为，北京要想率先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还需要探索建立京津冀人口有序流动机制，将优质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设施适度向新城倾斜，并构建覆盖全体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这样才能让人口合理流动，在空间上分布均衡，在人口结构上也逐渐达到平衡。
宜居离我们还有多远？
“让北京城乡环境更加宜居”，“交通拥堵得到有效治理”，“构建适应首都发展的人口格局，合理调控人口规模”，这是在今年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长郭金龙所描绘的愿景。但要实现这一愿景，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