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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摩托车，两个山寨骑士。2009年夏天，张小砚和阿亮从四川雅江进藏。一路翻山越岭，颠沛流离。勇闯墨脱，命悬一线，魂飞魄散。终于拖着车子到了拉萨，弹尽粮绝。
回来时，小砚孤身一人，花费83块。拉萨到成都2300多公里，一路靠搭车、募捐、赌球，安然返回。
她的游记在天涯上被千万粉丝追捧为“心灵神帖”。编辑出版后，这本书又成为很多人的起点。
这是个传奇吗？还是这个年代太缺少传奇？
其实，她只是做了她自己。
她也不是谁的榜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但是，必须上路。
元走川藏
2009年8月6日 出雅江
正驾驶：阿亮
副驾驶：砚台
目标：前方
计划：无
方法：即兴
工具：宗申175
张小砚和阿亮在离开四川雅江的路口犹豫不定。等半天来了一个放牛的藏人，阿亮赶忙问道：“请问，西藏怎么走？”
大叔被问得一愣，跟唱山歌似地说：“西藏啊，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大得很呢！”
阿亮继续问：“大叔啊，请问西藏在哪个方向呢？”
“朝前面走，一直往前面，一直走啊走啊，就到了西藏。”
去西藏是小砚的一时兴起。四川和西藏接壤。她到了藏区马尔康，以为离西藏很近了，就提议去看一看。
没有驾照，没有头盔，没有攻略，没有户外经验。两人花了4000多元买了辆摩托车，带着一把棒棒糖，现学现骑就上路了。
出发前的那晚，他们在小店买了几瓶酒和零食，将车骑到江边。在悬崖边席地而坐，喝酒聊天。
小砚说起很久之前看过的《革命前夕的摩托日记》：“我总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去环游世界的梦想，但是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
电影讲述的是切格瓦拉年轻时的一段旅程。小砚不想学切格瓦拉开展革命事业，但她也不想让自己成为那种老了以后没有回忆、生活乏味的人。“人生很短，不要有回望时的残酷。你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你将梦想改变的东西，你将梦想生活的世界？”
说到激动处，小砚转身拍了一下摩托车，大声说：“哥们儿！激情旅行开始了，你会发现生活是个奇迹！”
阿亮被她鼓捣得热血沸腾。他腾地站起来，将手上的酒瓶子用力扔到江里，挥手道：“砚台上车，我现在就想上路了。”
前方如聂鲁达爱情诗般美好，但前方也有悬崖、烂路、毒草、恶狗、蚂蝗、打劫。
在路上，小砚看到一些人兜里揣着详细的旅行攻略，详细到每天走多少公里，沿途住哪家店子，在哪家店子吃饭，吃什么菜，价格多少等等。每个景点都要拍照以证明自己来过。这样的旅行一点意外都没有，不过是现实生活机械般的继续。
在拉萨，一个骑着价值19万摩托的人，嘲笑他俩的摩托是“民工摩托”——“这两人竟然一点功课都没做，到了一个地方连玩什么都不知道，太可笑了。”
小砚立刻反唇相讥，“好笑吗？玩而已，需要做什么功课呢？你以为考公务员呢？玩都玩得那么累，做人简直无趣。”
这个骑着豪华摩托的人却无法复制小砚他俩走过的那条川藏线。因为他舍不得他那车。
小砚一样遇到很多麻烦，但她不在乎，“如果你走出去了，那路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好在问题不会一起来，是一点一点来的，一天一天来的，你总会解决。”
返程的时候，阿亮先回了，就剩下小砚一个人。此时，她已囊空如洗。
于是，她在大昭寺门口拿起一个大喇叭开始说书募捐：“诸位路过的君子，走过不要错过，小女子借贵宝地说书了。诸位有钱捧个钱场，资助俺回家的买路钱，木钱的呢，也没关系，给俺捧个人场。”
她的风趣吸引了很多听众，很快募得了114块。
靠着这笔善款，她踏上了归途。一路上，她又靠搭车、打台球赢钱从拉萨回到了成都。兜里还剩下31块。
这就是她的83块之旅。
“83块只是一个数字。其实我一路上过得挺好的，打台球赢了不少钱，也没少吃肉。”回到成都后，小砚一称体重，竟然一斤不少，大为自豪。
与金钱无关，“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可以跟家里求助。但没到那个时候，我能坚持。”小砚在做个试验，看看到底能走多远。
她想知道，没钱的时候，拿什么去面对这个世界。
做就做
前年年底回到家后，小砚把这次旅程写下来发到天涯上持续更新。结果就一直高居首页。有人喜欢，有人谩骂。有人鼓励，有人不屑。有人辞职上路，有人怅然若失。有人回头望，有人向前看。
有家广州的出版社要给她出版。于是，她跑到广州，一边写字，一边卖鸡爪。写字的时候，她在电脑前放块石头，写着“淡泊”。做生意的时候，她就在筐子里放块石头，写着“有钱”，鼓励自己多多赚钱。
“钱是很好的，有钱能干很多事。”她计划着出书大卖后，就在老家建一所房子。她时常在想，这厚厚的文字，将换来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垒起来，垒起来，就变成一个家了。
她还想建个岛，在岛上养牛养猪养神仙，种桃种李种春风，并在上面设各种奇门遁甲，只有情意相合的人方能上岛。
可是希望经常会变成失望。由于去年年初接连冒出张悟本、李一这样的江湖骗子，小砚这本扯淡的书也跟着搁浅了。她爬上屋顶，哇哇大哭。父亲陪着她，递给她一支烟。
再上屋顶时，她反省自己怎么能这么一脸死相？“当初不过是任意一走。写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出书而写。没有获得预期的，但也没有失去现在。人生有很多坑坑洼洼，出书推迟又算得了什么。”
小时候，小砚喜欢带着小朋友们在村主干道上挖坑，然后填上屎尿，撑上树枝，再铺层浮土和干土，最后若有若无地撒些落叶。这些坑还都是连环坑，防不胜防。
黄昏，大人们下地收工回来，一不小心，脚就陷坑里了。赶紧跳开，又掉进另一个坑里，气得直骂娘。
“就像生活一样，不管你怎么跳，前方总有一个属于你的坑。”在三里屯的咖啡馆里，小砚乐不可支地跟我们回忆起童年的恶作剧。
瘦小的她还是马尾辫，白衬衣，牛仔裤，腰间别着把白玉小藏刀。肩上还是背着走川藏时那个绿色的军挎包，里面装着弹弓、棉花，还有棒棒糖。她送给我们每人一团棉花，是她从自家地里摘的。
她不时要出去抽根烟透透气。她问我：“你们要把我写成什么样？苦情女千里疗伤那种知音体，还是特立独行的文艺范儿？其实我就特普通一人，特别简单，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你们不用去寻求太多意义。”
初中上生理卫生课，同学们都很扭捏。小砚说了“睾丸”这个词，就有女生尖叫，抓着她问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然后不再理她。小砚很生气，就在黑板上写下巨大的两个字“睾丸”。女生们就昏倒了，作鸟兽散。
“我觉得没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可是她们偏要假装。”她抽完烟，随手就往地上一扔，用脚踩了踩。“噢，我忘了，在农村习惯了。”说着，她赶紧又捡起烟头扔到垃圾桶里。
回到店里坐下，她又问我是什么星座的。“狮子座。”“那应该咆哮啊。”我正在沉吟，却见她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旁若无人地吼了一声，中气十足。“就像是这样。”
横天性
小砚的最高学历是初中。高中没上几天，小砚就不想念了。她不喜欢那种教育方式。
“一首诗有千百种的理解，可偏偏要有个标准答案。按这种轨迹发展，我还是我吗？”她觉得这样束缚地活着，活不到60岁，即便活到了，也没意义。
尽管父亲非常重视教育，但还是同意了小砚的要求，只是告诉她，以后的路可能会相当难走，她得有勇气去承受。
小时候，小砚和哥哥迷恋武侠电影，对洪拳发生了兴趣，父亲便送他们上山去学。半年之后，两人觉得太辛苦，就回家了，父亲也不责怪。后来她又喜欢上黄梅戏，父亲依然让她去学。
如此种种，不事修剪。而小砚又是个天生的实践主义者。有段时间她特别渴望飞翔，于是潜心研究速度和风，收集了许多鸡毛鸭毛。她挥着自制的翅膀，勇敢地从后山柿子树上跳下来。顿时天昏地暗。
退学后，小砚独自去杭州学画，半工半读，还自己种菜改善生活。三年后，她去浙江一个少儿杂志做编辑，写童话故事。她写过一只想变成天鹅的鸭子。鸭子鼓励伙伴们逃走，要有梦想。
接着，她去了浙江文艺广播接热线，每天听城市各个角落的陌生人讲故事。
再后来，她又去了广州、成都、北京、大连、重庆，不停地换工作。“我不觉得我是漫无目的地生活，每一段经历都有收获。只要现状偏离我想要的太远，我就辞工上路。很多人说忙，说时间不够所以不能去旅行。只是在那个时间段里，旅行并不是他心里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家里人有时候会替她担忧：没有社保怎么办？没有男人怎么办？老了之后怎么办？“为什么要拿没有发生的来恐吓我，那我今天就不快活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想。我今天很快乐，明天很快乐，就继续下去啊。”
小砚在墨脱认识的一个中年汉子很会挣钱，每年能挣几十万。一到冬天大雪封路，他就开始吃喝胡混，把钱花光。来年春天又开始重新挣钱。年过四十，无家无当。有人叫他娶个老婆不要混了，他一本正经地说，人每天都得吃饭，但也不能每天都把锅碗瓢盆背在身上吧？
她不愿为未来烦恼：“先不论对错，这人生观简直太彪悍了，起码他现在很快乐。为什么总有人要为没有到的未来，郁闷地透支当下？”
第一次出版搁浅后不久，又有出版社联系小砚。双方接洽顺利。小砚提了一个要求：不能改动她的行文。“我的文字也许不好，但那是我的，是那时那刻我最真实的想法。我可以不出的。”
托邦
12月19日，小砚的游记《走吧，张小砚》在北京大学首发。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书里的内容早已在天涯上看过。买书只是为了留一份纪念。每个人心中都有对自由、美好、梦想的向往。
游记中的很多话被反复引用，并加入收藏。以下长长的一段话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刺痛了很多人的灵魂：
没有谁可以真正自我地活下去，我指的是思想上的、关乎灵魂。不管你要不要、愿不愿，撒着娇，玩弄着小情小调，貌似甜蜜，未必全是无奈的妥协，而其实，你都在改变着自己，也许每一次小小的改变都是自愿的，甚至甜蜜。但往往到头来，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如此不堪，灵魂深处那一度在青春中燃烧的火种现时几乎被熄灭殆尽，你偏离了自己的初衷，走着一条按照当初的价值观来看完全狗屁不值的道路，成为一个在青春的高台上被绝对藐视的庸碌的灵魂。
首发那晚来了很多人。有从广西远道而来的，有一口气买了七本书分赠他人的，还有从川藏路上飞鸽传书的。
读者们说，他们在书中看到了青春和勇气。
小砚说，她很普通，不漂亮，没学历，所做的不过是撕开了一个口子。“这本游记发生在哪不重要，重要的是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态度。想去就去，快乐就去。”
小砚认为自己去西藏就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少了一点顾虑，少了一点地理的常识，少了一点循规蹈矩的念头，结果却多了很多朋友，多了很多风景，多了很多快乐。
这种“少一点”的生活哲学在天涯的帖子里渐成一种气场。慢慢地就诞生了一个帮派，叫马托邦。小砚是帮主。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乌托邦。马比乌字少一点。“少一点”是一种生活态度。乌托邦本来就是个虚幻的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只有少一点世俗观念，少一点经验主义才能实现，太认真太计较反而找不到。
少一点就是行动力。在马帮人眼中，物质的社会带来的压力与烦躁，已经把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人想要的太多，真正需要的其实很少。人们却往往因为不重要的东西而放弃了重要的。
所以，少一点，再少一点吧。
去年秋天，小砚60岁的爸爸带着游记打印稿走川藏去了。他拉下照相馆的店门，贴手书知会：因为我还年轻，我要去旅行，暂停营业。
小砚留在家里摘棉花，看鱼塘，打家具，读书写字。她喜欢现在的生活，她不知道会在农村待多久。有一天不喜欢了，她还将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