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华侨周士博大学毕业后创立了一家3D打印公司。从“技术小白”到应用专家，他在创业路上可谓“越努力，越幸运”。

　　一腔热血

　　受父亲下海创业经历影响，周士博赴日学习财经专业。大二时，他与一起兼职的同伴一拍即合，创立了一家3D打印公司。文科专业的他，第一次创业却选择了前沿科技赛道。

　　创业初期，周士博的团队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更像是社团。“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谁没课谁就去值班，完全没有组织分工。”他自己对3D打印技术的了解也几乎为零，想象基本来自电影《十二生肖》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演讲。“头脑一热，挺冲动的。”周士博回忆当时的自己。

　　3D打印机制造产业链在中美两国较为成熟。作为中国留学生，周士博担起了回国谈代理的任务。“大部分企业都觉得我们太年轻，所以我要装得很老成的样子。”

　　几经失败，周士博终于与一家北京企业达成合作。可回到日本后，他收到了对方反悔的邮件。

　　“收到邮件时是晚上六七点，我们几个大学生半夜骑自行车聚到办公室，讨论了一整晚该怎么回邮件。”最终凭借这封真诚的回信，他们打动对方，拿下了其在日本的代理权。

　　但销售并不完全是周士博的初衷。他将售卖打印机获得的利润全部投入了全球数据分享平台的开发。“其实最难得的不是机器，而是数据。我当时就想，说不定以后人人家里都有3D打印机，自动贩卖机里卖的不再是水，而是打印材料。大家在大数据平台下载数据，什么都可以自己在家打印。”周士博说。

　　主动转型

　　用一个字形容周士博创业的前3年，就是“熬”。2015年，公司与一家日本商社签订合作意向，对方口头承诺购买百余台设备，这几乎是公司全年的全部订单。为了抓住机会，周士博向同学借钱采购了设备。然而，当年正逢行业寒冬，3D打印板块股价暴跌，对方放弃采购计划，不少创业伙伴也因毕业临近选择退出。

　　最难的时候，周士博一个人支撑着公司。“我不想轻易认输。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先把大家的钱还上。”他说。

　　他没有向家里要钱，而是一边在超市打零工，一边更努力地做销售。“努力了，幸运就会跟着来。”随着日本推行“三支箭”经济政策，日元贬值，这批打印机的利润提高了20%。公司起死回生。

　　3年的摸爬滚打后，周士博有了底气。“3D打印机市场没发展起来，可能因为缺少3D建模的专业人才。就像大家会用软件才会买电脑。没有建模能力，家家户户有3D打印机就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周士博意识到，短期内，个人用户难以形成规模，企业才是3D打印机的目标受众。2016年，他带领公司战略转型，从打印机零售转为提供企业咨询服务，至今已为超过4000家企业、300余所院校研究所提供了3D数字化设备和咨询服务，营业额突破20亿日元。

　　技术赋能

　　周士博的公司有10多名工程师负责应用领域的技术研究。周士博本人也对各台机器的性能如数家珍：“3D打印材料有很多种类，有金属的、尼龙的、树脂的……树脂又分耐高温的、强度高的、韧性高的。里面学问可多了！”

　　不少企业都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他的。“有些客户只知道有这么一项技术，却不知道哪部分能用3D打印替代，更不知道要怎么做数字采集、建模、选怎样的打印机。”新冠疫情前，他每年出差七八次，在世界各地寻找符合客户需求的3D测绘打印工具。

　　为佳能设计的工装夹具打印方案，是周士博引以为傲的案例。原本佳能将夹具制作外包，时间和产量都难以精准把控。疫情暴发后，佳能希望借助3D打印技术实现核心工厂内部的全链生产，降低停产风险。与周士博合作、引入3D打印机后不到一年，佳能节约的成本就超过了3D打印的设计和设备费用。

　　3D数字化方案也为环境保护带来新思路。一家日本知名动漫公司找到周士博，对其旗下某拥有60年历史的动漫IP全系列玩具进行3D数字扫描。“一方面，3D打印技术可以降低库存保留和运输消耗的能源；另一方面，通过3D扫描测量的精准记录，很多东西脱离了实体束缚，无数人的童年和青春就可能被记录和重现。”周士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