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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约在金宇澄的办公室——巨鹿路657号“爱神花园”（上海作家协会所在地）那栋老洋房中。穿过门口的罗马立柱，沿着陈旧的木质楼梯盘旋而上，到三楼走廊已听见说话声。推开一扇旧门，进入了打通两个大房间的《上海文学》编辑部，满眼到处是书和杂志。金宇澄在沙发椅上和摄影师聊天。
“戴眼镜会不会好一些？”摄影师问。
“我不上相，每次都照得很凶。”金宇澄起身，在堆了书籍杂志的办公桌上拿起眼镜，整理一下黑色外套，回到原处坐下，他时而低头看书，时而凝视前方，平静的脸上添了微笑，等看到相机里的照片时，他低语：“好像还是不笑的好”。
距离因为《繁花》成名的阶段，已过去4年了，金宇澄依然不擅长融入喧闹的世俗世界，纷至沓来的采访令他一度陷入苦恼之中。“去年一家媒体找我拍年度封面人物照，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酷酷地站在一起，还要做一种雨中打伞效果，意境很美，我最后还是没去，主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喜欢这样的场面。”
“可能年岁大了，适应起来比较慢。”他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说。
尽管时常因为“一把年纪了还被拎出来示众”感到不自然，金宇澄还是乐于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得到认同。就在闲聊间，他透露了一个消息——过几天要来北京和作家阿城对话，谈一谈新书《回望》。
《回望》是金宇澄继《繁花》之后的新作，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小说，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他有如走进时光深处，眺望父母辈如何应对属于他们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使命，在困厄中挣扎，最终归于平静。而所谓的“回望”，用金宇澄自己的话来说，“是为脆弱的记忆留存样本。”
一次历史深处的回望
金宇澄谈到父亲的最早记忆，停留在少年时期，他一直记得父亲独坐在桌前写字，一个寂寞的背影。
金宇澄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年头，曾经毫不了解父母一辈的经历。长大后才知晓，父亲金若望是从吴江黎里小镇来到上海，参加中共的地下情报工作，化名“维德”等各种名字，曾在上海的沦陷时期被捕，辗转出狱，幸免于难。到上世纪50年代，又因为牵涉“潘汉年案”隔离审查，指控书上说是“被捕变节”。当年他眼看父亲日复一日的所写，是关于这个结论的第N次申诉。“潘汉年案”涉及人员众多，据说达到上千人。
金宇澄母亲姚云，上海虹口凤生里“老宝凤”银楼老板的二女儿，在就读私立复旦大学中文系时，认识了正在《时事新报》当记者的维德，互生好感，他们常在平安大戏院附近的吉士咖啡馆约会。上海解放的大时代推动之下，她放弃了学业，转去南京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加入革命阵营。回沪以后与维德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老二就是金宇澄。
上世纪90年代初，金宇澄曾根据父母的故事写了一篇文章，因为父亲不愿意提起自己的经历，文章里的主角改为“我伯父”“我伯母”。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金宇澄才将此文的人称改回“我父亲”“我母亲”，以《一切已归平静》发表在2014年的《生活月刊》上。
《收获》的前主编李小林看到此文，找到了金宇澄，希望他继续写这个题材，“好好地写一写你父亲，一定有内容写的”。由此金宇澄从父亲的书信、读书笔记、照片以及相关特殊系统的资料中，寻求线索和材料，打捞父母的历史过往。
这过程让金宇澄印象最深的，是看到了父亲写给友人马希仁的旧信，其中描绘1942年7月29日那晚被捕时的场景：这个夜晚，父亲像有一种预感，心情压抑，回到住处，刚上床不久，前面突然铃声大作，“朦胧间我想，是谁家生孩子了（因为当时他租住在产科医生楼上的亭子间），后门的皮鞋声也大作，惊起一看，后门日本人冲入，我知道逃不了，心里却特别冷静。”
“这些内容都被封存在一些旧信封里，如果不拿出来，谁也就不知道了。”金宇澄觉得这些场景和细节非常生动，更加强了要书写的念头。在几个月后，最终成文4万字，以《火鸟——时光对照录》刊发在2015年第五期《收获》专栏“说吧·记忆”中。
母亲姚云在丈夫去世后闭门不出，情绪低落。金宇澄常常陪着一起翻看老照片，在旧影纷繁中牵起一个个话头。后来他就请母亲将这些照片排序，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她真的认真做了起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近90岁的老人，在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金宇澄回忆说。而这些图文，也将一个上海女子的岁月流光一一呈现。
有着多年文学编辑经验的金宇澄意识到，无论父亲的材料还是母亲的口述都是有特点的历史素材。这两条各自流淌的记忆之河，最终交汇到一处，构成了《回望》的整体内容。
金宇澄将这次回望的终点定格在1965年，在本书的结尾母亲说：“海风刺骨，寒气逼人，我们将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经历人生中更为惊心动魄的磨难”。至于为什么不再继续下去，金宇澄说“因为此后的十年，国人有太多共同的经验，万语千言，不必多言了，时间不过如风。”
真实的历史，虚构作家无法想象
“如果有一天可以穿越回父亲的时代，您会做什么？”
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金宇澄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和父亲在苏州‘得月楼’吃饭。‘得月楼’在那个年代名震苏沪，我们父子没能在‘得月楼’吃过饭，是我的遗憾，在我想象中，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我知道他会喜欢的。”
金宇澄用“隔离”来形容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每一次父子会面，都是一般的问候，很少谈论更深的内容，父亲后来病重住院时，他每一次去探望，父亲会和他说：“你忙你的事情，早一些回去吧！”
父子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金宇澄并不了解父亲曾经的选择，在文革时期，金宇澄曾询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不去做工，为什么不当码头工人，如果能这样，我们家就是工人阶级了……直到父亲过世，回望父亲的历史，查阅他当年的信件，他才了解父亲当年的诸多人生细节，“那是一种时代和命运的安排。”
故乡黎里镇的市河，曾是父亲少年时期观察世界的窗口：太湖强人劫掠银元，倾倒在船舱里；上海逃来的难民船，首尾相衔经过十室九空的两岸；维持会送镇上几个无依无靠的尼姑去平望慰安所，缓慢经过他的眼前，驶向远方，小船传出她们的哭声，永远无法停歇。父亲自问：“这是啥世界！？”一腔热血必然抛洒而出，他最终选择走上了抗日之路。
金宇澄选择了许多深感意外的细部，比如父亲被捕后，可以给好友萧心正频繁写信，包括信里需要的稿纸、毛笔、墨汁、绿茶，以及论语、孟子、老庄，甚至《飘》《经济学》《欧洲史》等等的具体名称。这些文字表现了时代的特征，除了生活所需，父亲在多封信中提到了当时物价上涨的情况，“物价之贵使人害怕，旬日之内，米价由千余之元涨至2600元左右……”
“如果不是看到这些书信，我们很难想到当时的监狱生活，我尽量还原一种真实的历史感，这些内容，是虚构作者无法想象，无从了解的。“金宇澄说。
父亲在1947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猛烈批评了沈从文，“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时，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后来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金宇澄一直犹豫是否将之删掉，考虑到上世纪40年代的社会背景，“这应该代表了当时一个革命青年对沈从文的某种看法，是时代的反映，可以留下来。”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金宇澄说，他记起1969年在黑龙江嫩江落户时，曾在家信里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就在眼前割麦、整队押上高度戒备的卡车的经历，父亲在当时的回信里，却对这些细节没有回应。“直到最近，我看到了他1942年在狱中的这些通信，1953年他调查提篮桥监狱制度的报告后，我才晓得，自己当年家信强调的那些景象，在父亲是完全清楚和懂得的，他都经历过。”一个方言写作实验
父母是知识分子，在金宇澄少年时代，家中有很多藏书，经过上世纪60年代末的几次抄家，除了初版《鲁迅全集》外，几乎全被抄没，因此硕果仅存的这一整套书，便成为金宇澄较早接触的文学启蒙作品，也是至今对他最有影响的书，“当时是赤地千里，这一整套的文本丰富性是非常突出的，包含了小说、散文、理论，我一直记得第19卷《竖琴》的译文短篇集，记得其中《果树园》抒发的诗意气质，是直到今天也难以忘怀的。”
1969年，他和哥哥去东北下乡，种玉米、大豆，做泥瓦匠……在那段时间一直和上海一位朋友通信，探讨文学。当年7月的下乡中途，发生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就在他的车窗下，一位16岁的上海女知青跌落到月台下，当场被车轮压掉一条腿，她立刻被送回了上海，成了个独腿女人，据说被安排在南市一个煤球店里上班，“下乡的同伴们得知后的第一个反应，却是一种羡慕，因为，她终于回到上海，不再下乡了”。四十多年之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繁花》中。
去东北7年，金宇澄回到了上海，在一家钟表零件厂上班，后调如沪西工人文化宫，整个八十年代是他的文学创作期，先后在《萌芽》发表《失去的河流》《方岛》等一系列获奖小说。1986年，《上海文学》杂志以作家协会“首届青创班专辑”的形式，发表了《风中鸟》。
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画面：东北农场的规矩，有人即将病忘，医生就请木匠做棺材。小说写到木匠连夜完成了棺材，病人却苏醒过来，因此棺材就搁置在露天，让知青们坐着打扑克、聊天，以后还在里面养了小鸭……这口棺材经过风吹雨打，逐渐变为一种很丑陋的存在。因为按照规矩，农场里只要是谁死了仍然得用它。小说结尾，两个病重的老人长久弥留，难以死去，“我”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人们恐惧什么，这个过程，究竟是在逃避死亡，还是逃避死亡的附属物。”回忆起当年的小说，金宇澄如是说。
1988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也是这一年，金宇澄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小说编辑，每周一三五上班，直到如今。“我的工作就是看小说稿”。记得刚进编辑部，老主编周介人让他编个稿子，结果被他改成了大花脸。“周老师很吃惊，他没见过能这样改的人。”金宇澄说。
白天编稿晚上写作，金宇澄逐渐感觉到一种分裂，感觉遇到了写作瓶颈，“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挑剔别人的文字，想不到同时也会挑剔自己，我感到很难继续真正地写作了。”他退出了小说写作，专心做编辑。
直到2011年，金宇澄在无意之中化名“独上阁楼”，在“弄堂网”（民间研究上海历史、上海风土人情、弄堂文化的网站）发帖聊天，每天写几百字的趣人逸事，采用上海方言，不曾想很快受到了欢迎，不断有人顶帖：“爷叔，后来呢？下文呢？”
网友互动，激发了金宇澄埋藏多年的写作热情，有意味的故事在他的笔下流出，无意中写到一个卖大闸蟹的陶陶（《繁花》开场出现的人物），竟写得欲罢不能。就这样，他启动了长篇叙事之旅，“写了一个月，觉得我居然可以脱离普通话或者北方语言的束缚，改用上海方言思维，我完全晓得上海话骨头里的滋味。”7个月完成了《繁花》33万字的初稿。
当记者问及《繁花》对他意味着什么时，金宇澄回答：使用改良方言，使用实验的元素，用母语思维写小说。
比如《繁花》小说的开场是这样：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
金宇澄解释说，这种挤在一起使用简单标点的文字，纯属偶得。“也就是两个人一来一往说来说去，形成的一整块文字，那么有意思，过去我怎么就没发现可以这么写？这类行文像中国话本，密集对话不分行的样式，让我有了强烈的兴致。”
《繁花》的故事由沪生、阿宝、小毛3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少年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的壮年。随着他们的成长，上百个人物的故事徐徐铺展开，有理发店里的银凤、饭局上那些临时陪客、晚班公交车的售票员、弄堂小学的女老师，深夜的洗衣服女人……错综复杂，蔓延生长。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从不表现内心，鲜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一般都用轻飘飘的一句对话，或一句“不响”（普通话意为不语、不吭声）收场——小毛不响，阿宝不响，沪生不响……上海话“不响”在全书出现了一千多次，让人觉得，似乎那些面对困境的人物唯一能做的反抗，便是意味深长的“不响”。
“中国的经典文字特征，都崇尚简洁、节制、不描写内心，‘五四’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的西化的新派小说，大量的宣泄情感，但我读到如今，也很难记得一部西方小说那么成功的佳作。”金宇澄说。“通过这些‘不响’，读者可以解读人物的复杂内心。”
让《繁花》回归传统的话本叙事，作者对人物内心不作探讨，只靠他们的对话、情节、行为完成，日常口语，直截了当，有别与西方叙事的特点，是很少见的样式，“现在西式的面包很多，我就做一碗面条。”
《繁花》一出世便火了，这年他已经60岁，声名来得太晚，金宇澄紧张地应对着一切。
到传统中寻找力量
“……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1987年，父亲曾在《日瓦戈医生》一书封三的白页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金宇澄说，他明白这是父亲写给儿子的留言，“《日瓦戈医生》以一个没有力量的弱者来面对时代和自身，是无能为力的主题。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写小说，可能父亲是不希望我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希望我不要用《日瓦戈医生》的思考方式写作。”
金宇澄说，时代不同了，作家重要的并不是批评懦弱或赞美勇敢，“讨论作品是有意义的还是毫无意义，写作的真谛，就像博尔赫斯肯定《一千零一夜》的重要那样，其实是旨在给人以感动和消遣，就足够了。如今的读者，那么有判断力，不需要作者大声疾呼，等于如今是自选的时代，不需要引导。”他说。
将近30年文学编辑的经历，金宇澄觉得对当下的写作基本面貌更有了解，“关于小说的探索和实验，80年代有很多自觉尝试，从90年代起，大概是影视剧兴起，吸引作者更注意故事的完整性，因此小说叙事的同质化现象，是相当明显的。”
《繁花》走了相反的路径，包括整体上使用方言改良，甚至动用“鸳鸯蝴蝶派”的老词，比如“低鬟一笑、明眸善睐”；人物如果讲北方话，即注明某某人讲北方话；书中夹杂繁体字，人物提到的旧书或旧句子，就出现繁体字，尽一切可能，显示文本的异质特征。
“假如一旦无力，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金宇澄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好比一个街区，崭新建筑群中保存了一间旧房，这个地点立刻就有了特征，标识非常明显。若全是新房，你肯定觉得这里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缺失了一种个性特征，缺乏了灵魂性的记忆坐标。”他说，我们该回头多看看，多用一用祖辈留下来的东西。
采访结束，金宇澄准备赶往母亲家过元宵节。老母亲已经90岁了，“她的记忆，她跌跌撞撞这一生，都属于旧时光，还有很多没有讲出的好故事，烂在了肚子里，文学在它们面前很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