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气质”的复苏

    诗歌的故事，也是人生的故事。一段时间来，字句之间、停顿之间，意象与韵脚之间，很多人的诗歌人生，浮现出时代的水面。

    上海高中生武亦姝，在《中国诗词大会》中勇夺诗魁，凭借高挑靓丽的外形、云淡风轻的气质，以及让人惊叹的诗词储备，满足了人们对古典才女的全部想象。武亦姝惊艳大众，侧面印证着这个时代“诗歌气质”的缺乏。正如有人所说的，“中国的未来，不是会背诗的武亦姝”。赢得了比赛，却不一定赢得了高考——看似只是调侃，却彰显出诗歌与功利化教育理念在更深层次的冲突与对立。而反过头看，武亦姝的态度，却显示出一种真正的诗性——“诗歌是个人的，不希望被打扰”。这或许才是这位古典才女更能启发现代社会之处。

    而另一种引发广泛共鸣的诗意，则来自民谣界。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颁给了民谣歌手鲍勃·迪伦。一直小范围红着的赵雷，凭一首《成都》刷屏朋友圈，“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轻松、惬意、富有人情味却也难掩忧郁的《成都》，让许多人找到小镇初恋般的心情。赵雷走红，或许正是因为凭着音乐、凭着诗，暂时抚平人们在现代化城市生活中的焦虑。

    探寻、发现与保持生活中的诗意，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救赎。2017年初，纪录片《我的诗篇》公映。矿工、制衣工、组装工……6位工人诗人，在诗歌中找到了自己精神得以栖居的地方。“生命不是逻辑的，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爆破工陈年喜的这句诗，可以说正是影片主题的精准概括。他们是这个喧嚣世界里最沉默的群体，但沉默却并不是因为无话可说，当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才能看到那里是如此广阔。彝族小伙吉克阿优做过鸭绒填充工，写下“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的迷茫与愁绪；制衣女工邬霞的父亲被查出患有抑郁症、老年痴呆等疾病，她依然写下“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的乐观与豁达……

    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诗人的身份，就好像在他们的身体里打开另一重生命的维度。对他们来说，诗歌不是消遣，也无关艺术，而是他们在内心深处的喃喃自语、精神层面的聊以自慰，甚至是连接外部世界的唯一可能。至少在精神层面，他们无疑是自身命运的抗争者，也是现代社会构建的心灵秩序的叛逆者。从“他们”到“我们”再到“我”，被遮蔽的喜怒哀乐在诗歌中找到出口，真正灵魂深处的自由也得以实现。

    在西方传统中，兴起于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常被看作是对启蒙运动中过于崇尚理性的一次反弹。浪漫主义的先驱——荷尔德林，曾写下“人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的不朽名句。从诗歌里重新发现人性中具有温度的感性成分，用以中和理性的冰冷和格式化，正是浪漫主义对现代社会形态及其精神状态的诊断与反思。到今天，在现代化狂飙突进的中国，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席卷一切之时，诗歌及其所承载的思想资源与精神指引，同样值得借鉴与重视。

    诗歌到底意味着什么？高晓松那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曾令许多生活在当下的人陷入思考。也许只有写诗之人、吟诗之人、品诗之人，方能觉察其中妙味，感受不一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