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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写董乐山时，心里总想到萧乾。我收藏有一张萧乾与董乐山在1995年的合影，谁能想到，就在董乐山去世后不到一个月，1999年2月11日，萧乾也离我们远去。萧乾对我的写作和翻译影响至深。每念及他的离去，心底总是阵阵隐痛。
萧乾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病房成了他最后的家。他也真的把那里当成了家，在那里阅读，在那里写作。病榻四周，又像家中的书房一样，张贴着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各色纸条——他习惯把随时想到的东西顺手写在纸条上，然后再找机会串联成文。在病房里，他又写出许多精彩短章。1998年底，在展望新世纪时萧乾写了这样一段话：“即将迎来二十一世纪。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满怀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往昔的教训。我衷心预祝未来的中国不但富强，而且也是一个自由、文明、合理、公正，一个畅所欲言、各尽其能的国家。”年近九十的他，依然如此执着地拥抱年轻时的梦想。
1999年1月，萧乾迎来九十（虚岁）华诞。那几天，他特别兴奋。十卷本《萧乾文集》刚刚出版，新老朋友一起座谈，总结他的一生，轻易不出面为人庆贺的朱镕基总理也写来贺信。萧乾没有想到自己能如此高寿，他感到还有力量写下去。他曾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死也要死在书桌前。
没想到生日刚过，他突然摔倒在病床前，一连几天昏迷不醒。我去医院看他，只见他的双手被绑在病床上——尽管陷于昏迷，他的手仍会不住挥动。看着一个十几年来我所熟悉、敬重的老人以这样一种状态活着，我心里一阵凄凉和隐痛。
1999年2月11日那天，早上一起床，我就不住地对妻子说，今天一定要再去看看萧乾，一定要去。我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果然，当下午我走进病房时，大夫正在抢救。当时萧乾几乎没有了呼吸，只是心电图监视器上还能看出心脏跳动的起伏曲线，很弱，很弱。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说，大儿子正由新加坡飞来北京。萧乾有过4段婚姻，大儿子是他与第二任妻子谢格温的孩子，多年来一直在国外。
“飞机到了！”“正在路上！”“再等一会儿！”人们念叨着。长子终于来了。他急匆匆跑到病床前，握着萧乾的手，激动地喊“爸爸”。我发现就在此时，心电图监视器上的曲线渐渐变为直线。
萧乾的生命结束了。一个孤儿将近九十年的漂泊结束了。
他是八旗蒙古人，1910年出生在北京，是个遗腹子，母亲又早逝。他少时一边做杂活一边读书，后来进入燕京大学学新闻，毕业后去了《大公报》。二战期间，他成为欧洲战场上少有的中国记者，亲历了伦敦轰炸，随美军挺进莱茵河，进入了刚刚被攻克的柏林。他还报道过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纽伦堡战犯审判……新中国成立后，萧乾回到祖国。在历经多次政治起落后，晚年的他还与文洁若合作翻译了名著《尤利西斯》。
萧乾去世的那个晚上，我拿出他写给我的信，一页一页翻过，就像又在听他聊天。
我大学时开始研究巴金，1982年大学毕业后从上海到北京工作，北京熟悉巴金的同辈作家就成为我搜寻的目标，萧乾是其中之一。我去拜望萧乾，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写作、翻译，直到他逝世。十几年时间里，他写给我160封信，可以说无话不谈——婚姻，与沈从文的友谊与矛盾，欧战亲历事，与作家福斯特、奥威尔的交往，“文革”期间的自杀未遂……其中我最珍视的，是他对我的教诲。
1987年的一天，我收到萧乾来信，对我寄给他的一篇拙文提出非常具体的、切中要害的意见：
短文读了，也做了些改动。
你很会抓题材，写起来也能抓到要点。文字还可以再考究些。首先语法上要顺，其次，句子组织的不宜过松散。我是很在乎标点符号的——学过外文的人，一般这方面较严格。我改了不少你的标点。（A）处是说：你一定要把直接引的与你自己写的分个一清二楚。有时可用小号字（六号）并缩格，有时用引号。你二者均未采用，因而读者会闹不清哪是你的话，哪是援引的。
但这些总是次要的，能也注意到，文章效果就会更好。
（1987年7月18日）
半年后，萧乾又写来一信，专门谈我的缺点：
这可能是一封不大合时的信，是专讲你的缺点的。你的优点很多，如侠义，对人热诚，笔下快捷，有眼光等。
今天翻阅那《大公报文艺》合订本，我看到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不爱惜书物。我见你在EMF书上画了很不少；这回又见合订本（对我很宝贵啊！）已破烂不堪。对这五十年前的老古董，你大约与当天报纸一样对待。我很伤心。
其次，当我已告你，文字工作要求细致。我很粗糙，但我看你比我还粗糙。当编辑的是要抓旁人（作者）的笔误，自己就更要当心。你同排字工人打过交道，你了解他们排字多么不容易。
因是知友，所以才这么坦率。这里没有个人情绪，只希望你今后注意。
（1988年1月13日）
收到此信，我打去电话道歉，讲明因为要整理他发表在合订本上的文章，需要复印，无奈，每复印一次，对旧报就有损害。正是在萧乾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信教诲中，我渐渐学会注重细节。如今，这也成了我时常告诫年轻朋友的话。
后来，在我心情恍惚时，萧乾一连写来好几封信开导我，劝诫我越是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越要把心定下来，找一件事情坚持做，用沉稳与定力摆脱困惑和空虚。1989年7月26日，萧乾一下子寄来两封信，这一番苦口婆心，令我感动至今。
我况均好。多时未见，想多写几句，和你谈谈心。我一生有过若干次处于“悬空状态”。如1948年与Gwen（谢格温。编者注）的离婚，1957年—1958年等待宣布处分（1957年，时任《文艺报》副总编的萧乾被划为右派。编者注）。当时，我心境焦灼可以想见。然而我生平有一窍门：越是在这种时刻，我越要把心房填得满满的。如1948年，在家庭眼看即破裂时，我编了两本书……外在越是suspensive（悬而未决。编者注）内心越是乱，我就越要利用工作把心定下来。你不一定写《中国作家》所约之文（其实，你何不自己通知他们缓期），但我强烈建议你此时此刻用具体、带强迫性工作，把自己镇定下来。什么叫修养？平时大家都一样，到一定时候，有人能坚持工作，有人心就散了。
人，总应有点历史感，其中包括判定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心猿意马？我认为缰绳不可撒手。在大雾中，尤不可撒手。
这几年你真努力，你应肯定自己的努力。要有个“主心柱儿”，不因风吹草动就垮。
（1989年7月26日）
发完了信似还有未尽之言。
先告诉你我在干什么——在精读但丁的《神曲》。三十年代沈从文在十分不得意时，精读起佛经，并写了《月下小景》一书。
你一定要把自己安定下来，为自己设计一些事做。读也好，写也好。绝不可浑浑沌沌混日子。绝不可惶惶不可终日。那既是折磨，又是浪费。
我忙时，音乐只听点民歌。可病时，却要听贝多芬。平常太忙了，腾不出脑筋来。如今，你需要的是填满脑筋，叫它快转，转到旁的事上去。
我写信，就是劝你定下心来，多抓几把稻草，这样才不至沉沦。你应为自己设计一下。越是这样，越是需要设计一下自己的life（生活。编者注）。
（1989年7月26日）
两个月后，萧乾又写来两封信，再次劝诫我：
信悉，知在工作中，甚喜。
人生是一课堂，也是一次采访。望不断总结，永不气馁。诗穷则工，这时正好工作。巴金写信要我“深沉些”。我也转来劝你。……我从沈从文那里学的主要是多搞搞文字，更含蓄些、更俏皮些。文字要跳动，不呆板，在字里行间多下点功夫。逐渐创出自己的风格——但又永不可停留。
（1989年9月16日）
你大概晓得我的祸福观。人生实在难说。1957年的祸，却成为我1966年的福。人生总会有波折，有浮沉，路总是崎岖的。我一直把人生作为采访的场地。一帆风顺，并不一定好。经验教训来自波折，对生活认识的深度也来自波折。人也是在波折中成长，从幼稚变为成熟。
……
关于译什么书，你不要以今天的书市行情为准。宁可译点有永恒价值的书，即使一时出不来，也不碍事。
（1989年9月29日）
正是在萧乾的教诲下，我在这一年冬天从图书馆借出《国闻周报》，用半年多时间，校勘沈从文在报上连载的《记丁玲女士》，然后采访萧乾、冰心、张兆和、施蛰存、赵家璧、陈明、沈虎雏、姜德明等先生，完成《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也是因为这一写作，才有了随后在《收获》开设的“沧桑看云”专栏，乃至后来长达十年之久的《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的写作。
重读来信，感悟往事，谨以此文怀念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