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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中央统战部宣传办的消息称，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其中党外人士占比95.5%。各群体规模分别为：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800万，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400万，自由职业人员约1100万，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000万。由于各类群体间存在人员交叉现象，上述数据的总和多于7200万。可以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经成为我国中产阶层的支撑力量。
中产阶层在经济学中一向占据重要地位。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部分人群影响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劳动力市场、住房选择，尤其对城市空间重构具有重大作用。在大多数欧美国家，中产人群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超过半数，在一些北欧国家，比例甚至超过80%。
然而在中国，中产阶层虽有一定规模，却没有真正成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在市场大潮的推动下，“中产”被塑造成精英人士的代名词，但这种“成功”更多停留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享受层面。在大众想象中，“中产”是奔驰宝马、花园别墅、俊男美女、周游世界，却并非一种能影响经济格局、改变社会进程的力量。
事实上，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没有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物质层面，更是在心理层面。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内，中产阶层是相当焦虑的。他们在心态上更偏向“小资”，喜欢念叨“诗和远方”，普遍缺乏冒险精神和挑战自己的勇气，大多活得苟且而辛苦。
在北上广深，真实的“中产”生活往往是这样的：在周末参加一个纸醉金迷的派对，喝一杯1982年的波尔多红酒，然后踩着高跟鞋回去加班，直到第二天凌晨；或者，拎着海外代购的明星同款名牌包，抱着比自己腰还粗的桶装水，爬上在市中心租住的小高层公寓。即使他（她）们不用加班、不用干重体力活，也不免要为孩子的学校、老人的医疗以及各种难以预料的意外奔波。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的焦虑并不矫情。一方面，他们很努力，但梦想很远；另一方面，他们的负担很重，选择很少，生活的脆弱度更高。
在发达国家，“中产”一词的本质在于：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程度的丰富，精神生活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中国还没有。在物质积累和社会环境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之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必然要经历一段痛苦的过渡期——觉得买了房和没买房都同样可怕，觉得有存款和没存款都同样心焦。这是因为能够保障中产阶层的系统还没有形成。
去年7月，统战部设立了一个部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管理者想必已经意识到，经济社会成型后，中产阶层将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但要想获得这个稳定器，国家必须给予他们稳定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未来预期，政策必须注重一致性和公平性。
只有让新的社会阶层走得更稳，中国才能走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