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实业家的坚守

    曹德旺最近很热，非议之声颇多，有人用“逃跑”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绪，似乎曹德旺该把他的所有投资一直锁定在中国，才算正当。由此产生的命题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以曹德旺为代表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实业家？他们是投机取巧者吗？他们不可饶恕吗？他们为中国实业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做出贡献吗？作为一名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我想给出自己的一些思索。

    他们创业时都带着一种历史的情怀

    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都曾领先于世界，文化、科技等方面都为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然而，中国所达到的高峰，是农业社会可以达至的高峰。当世界进入工业时代后，中国落后了—— 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作为曾经最发达的国家，没有率先转型，自然有些失落，是英国人告诉全世界，工业革命的力量前所未有。

    没有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也就罢了，中国在工业化上的追赶，相比德、美、法、俄等国，甚至是东邻日本，也是不成功的。落后必然挨打。因此，在清朝后期就有仁人志士呼喊着要实业救国。清末的状元张謇说：“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当时的实业包括农、工、商，当然主要是工商。于是，大生纱厂、厚生纱厂、永久黄、福兴面粉厂、申新纺织厂等一大批实业诞生了，一大批实业家也被铭刻在历史记忆上——张謇、范旭东、荣宗敬、荣德生……然而，实业救国的梦还是破碎了。家国动荡、时局不稳、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在此背景下，中国实业家才能短暂喘息，但很快在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略下，走上了衰败之途。

    国民党执政的中后期偏好德国和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也全面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公私合营的战略下，中国的实业家阶层实际上是消失了。结果是什么？是中国实业发展的严重畸形。计划经济模式不可克服的缺点使得其难以久远，很快走到尽头。

    邓小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能冷静地看透一些问题，看清国际局势，看到发展的出路和办法——改革开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实业家也随之诞生了。这些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40多岁才走上创业的道路。他们经历了“文革”，当他们开始创业，都带着一种历史的情怀。

    新中国让我们站起来了，但还远称不上富裕。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0多年过去，中国有了原子弹，能送卫星上天，但自行车价格很贵，很多生活必需品供给不足，总体来说，就是实业依然不能满足老百姓的要求。第一代实业家看到了这样的现实，从这些现实中也看到了自己的责任。改革开放赋予了他们机会。这是时代的机遇，也是他们人生的机遇。

    他们不是财富的瓜分者

    最先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是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1983年11月16日一早，步鑫生打开报纸，赫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头版头条的位置。这篇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新华社通讯，当天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步鑫生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到了时代的聚光灯下。

    从3年前当上厂长开始，步鑫生就按自己的想法搞改革，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设立奖金制度，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些措施在体制内产生了震动，老工人时不时写告状信到县里、省里，上级也对他不太满意。但是在他的改革下，工厂效益不错，生产出的衬衫在上海、杭州等地很受欢迎。当时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力量，遏制住了经济过热的现象，但也不可避免地打击了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热情，而受调控影响较小的中小国营或集体企业，则频现亮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步鑫生脱颖而出，被树立为当时最耀眼的企业英雄、“改革典型”。1985年的河北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也是在类似的背景下，因为一篇新华社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闻名全国。

    这是第一类，在体制内施展拳脚的实业家。虽然因为舆论的拔苗助长，很快陨落，但他们的成功案例，对于无数正在创业的人来说，算得上是一堂最生动的启蒙课。很多人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了市场化商业文化的洗礼。这其中就有萧山的鲁冠球。

    鲁冠球的工厂在很长时间内，与华西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集体企业组织一起，被看作中国民营公司成长的两个源头，共用着“乡镇企业”的概念。从1969年创办“宁围公社农机厂”，到1979年敏锐判断出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决定专攻汽车传动轴和驱动轴的连接器万向节，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通过合办路径来生产社会上所需产品起家，并在此后又通过多种办法完成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走出了中国实业家的新道路。

    在鲁冠球开创的道路上前行的还有广东省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比起三水县酒厂厂长，他有一个更有名的头衔——“健力宝”创始人。1987年11月，健力宝与可口可乐竞争“六运会指定饮料”的名号。这是第一次出现中国企业与跨国企业同场竞争的场面。最终，健力宝以250万元，外加赠送10万元饮料的价码，获得了胜利。赛会期间，在新建成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从痰盂、垃圾桶到墙壁、工作人员的制服，都印上了健力宝广告。健力宝的成功极大地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也吸引了一批实业家投入饮料食品行业。

    依托体制内工厂起家，这是第二类实业家。

    还有一些人带着一帮兄弟白手起家自己干，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他们的身上，有着异乎寻常的使命感，就是要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尖端技术，要证明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能做。比如曹德旺，比如在1987年组建了华为公司的任正非。华为曾经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创业时非常艰难。任正非领着一些人吃住在工作场所，醒了就干，饿了就吃，累了就睡，没日没夜地讨论、研究和开发，最终在1992年生产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

    这三类实业家共同的渴求和动力是：外国人垄断了技术，产品非常贵，如果中国人自己掌握了相关技术，生产出可替代产品，就可以大幅降低商品价格，于国于民都有利。如果给他们画像，应该带着浓浓的情怀的笔墨。这种情怀是清末民初实业家精神的延续，被时代和国家赋予了亮丽的色彩。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荣毅仁，在公私合营之际曾与夫人杨鉴清有过一段对话。夫人问为什么当初不离开，这样产业可以自家保留，荣毅仁当即说这正是他与她的区别，在他看来，永远一是国家，二是事业，三是家庭。

    这一代实业家的身上，还有不同寻常的一面——创造力。我们常说的胆量，也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他们或许是风险偏好者，但没有创造力，也许就发现不了风险的空间。“创新理论”鼻祖约瑟夫·熊彼特对企业家曾有一个定义，就是强调企业家具有创新的一面，通过创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家本身不创造新的财富，仅通过一些办法重分社会财富的大饼，以实现自身财富的积累，所以并不能为社会做出增量上的贡献。实业家则不同。他们不是财富的瓜分者，不在分配领域与人争利，而是有效地满足了社会需求，通过财富的增量为自己赚钱。没有李经纬，就没有健力宝；没有宗庆后，就没有娃哈哈；没有任正非，就不会有华为这样的世界级优秀企业。

    成败不是衡量实业家的尺度

    第一代实业家中的大部分人发展得都比较顺利。比如柳传志，把联想越做越大，曾经的“四方联”（四通、方正、联想）变成了联想一家独大；再比如任正非，坚持公司不上市，但华为的销售额已达近6000亿的级别，不仅在收入指标上稳居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第一，而且在净利润方面远超过排名其后的爱立信、阿朗、诺基亚、中兴四家之和；张瑞敏以“日清日高”“人单合一”等管理模式，将海尔集团打造成千亿收入的家电巨头；曹德旺的福耀玻璃也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失败的也有，比如步鑫生和马胜利。他们都是成也大胆败也大胆，步子迈大了让企业失去继续发展的资本。马胜利在河北因为承包制声名鹊起，曾豪言要承包中国100家造纸厂，打造中国的纸业托拉斯，但扩张速度过快，效益出现大面积滑坡，企业失去了不断前进的机会。

    李经纬表现了另外一种失败，即在创业时成绩不错，但在与政府的关系处理上失当。自1998年开始，他就与三水市政府因健力宝的产权分歧而势同水火。1999年7月，市政府为健力宝召开转制工作联席会议，90%的与会官员主张卖掉健力宝，且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最终导致健力宝品牌消失，企业、个人和政府没有达到“共赢”。

    更糟糕的一种情况，是随着企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实业家却身陷囹圄。2006年7月13日，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及其胞弟、创维前执行董事黄培升因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创维数码5000多万港元被判监禁6年。

    还有一些人在巅峰失败了，却在谷底重新爬了起来。1998年，中国企业界最大的争议，是褚时健该不该判死刑。他原本是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厂长。在1979年他上任之初，这家卷烟厂只是云南省数千家默默无闻的小烟厂之一，生产设备全部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褚时健通过狠抓质量和营销，大量收购优质烟田，打造了“红塔山”“阿诗玛”等全国闻名的品牌。到了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已经稳坐中国烟草业第一把交椅，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一位中央领导在视察该企业时说：“这不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 。”但作为厂长的褚时健，当时的年薪加上云南省对他的奖励共为30万元。

    贡献与收入之间的落差让褚时健耿耿于怀：“1995年7月份，新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这辈子都吃不完了。”1997年，褚时健因贪污罪名被捕，最终被判定的贪污金额约为700万元人民币。褚时健按律难逃死罪，但企业界和媒体都认为他“功勋卓著，其所得与贡献实在落差巨大，贪心大可原谅”。1999年1月，71岁的褚时健因“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不过他并未在监狱待太久，2001年，就以身体有病为由保外就医。

    当褚时健离开监狱时，女儿已在狱中自杀，儿子远避国外。“家破人亡”并未压垮这位老者。他与妻子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山地，种植“褚橙”，带动了当地很多农户致富，农户年收入达到10万元。实业家褚时健重新站了起来。

    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不是衡量这些实业家人生的尺度和标杆。当然，违法不可取，但重要的是，他们绽放过，而且有的还没有停歇，仍站在企业的第一线，为实业救国的梦想而奋斗。而后来者也已经出现。其中格力集团的董明珠最为豪迈。这位在业界被称为“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的铁娘子，立志要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实体经济需要公平的税费环境

    当前，不少实业家在做实业的同时，也转向了投资，比如柳传志，这与联想的贸工技路线有关，也与集团发展的思路有关；还有一些实业家向多元化方向转型，搞起了房地产、金融等，比如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有的干脆把实业套现了，完全转行，比如苏泊尔公司董事长苏增福。

    我们不能苛责他们，因为实业发展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到了考验实业家创造力的时候。与此同时，由于货币的超发，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亢奋，他们面对太多赚钱的诱惑。

    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创造性地坚守，比如“中国饲料大王”刘永行。在房地产火爆的时候，他以“房地产挣钱太容易，不具有挑战性”为由拒绝投资；在股市红火时，他也拒绝进入二级市场，“如果我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这个作风稳健的实业家，把铝电行业作为第二主业，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急功近利，要小心戒备”，始终强调铝电行业与饲料业的相关性。

    无论如何，我们不应炒作“曹德旺们”是否“逃跑”，而应该尊重他们的精神，想想他们曾经或者正在给我们带来什么，同时我们应该反求自身。曹德旺说中国的税负高，说中国的能源价格高，那我们就想想，为什么我们的能源价格高，为什么我们的税负高，怎样才能降低能源使用价格，怎样才能降低企业税负。实业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自己的资源，这没有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实业家。美国企业、日本企业不也在中国设厂吗？在国外设厂，是企业和国家发展的表现，也是产业转移的结果，无可厚非。

    当然在中国的今天，我们不希望产业过早出去，因为我们的现代化道路还很漫长，我们的城市化率才刚过50%，我们的农业人口还有至少5亿。没有产业的支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都是一句空话。我们不希望实业家走，但不是强迫，我们应该用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留住他们。

    党和政府正在做着这样的事。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一规格最高的年度经济会议，历来被视作次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这次会议指出，2017年要大力振兴实体经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还特别提出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营造公平的税费环境。这无疑为中国实体制造业的发展带来重大利好，也给予实业家更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