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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中国台湾作家、学者、媒体人，本名李明骏，1963年生。出版多部小说、随笔集，代表作《我们仨@1963》（杨照、马家辉、胡洪侠合著）、《故事照亮未来》《迷路的诗》《想乐》《寻路青春》《经典里的中国》等。并主持多个电台节目，固定在诚品讲堂等地长期开设课程。
作为一名活跃的历史学者、作家、时事评论家，杨照常年都像一台全频段的收音机一样，开放全身的感官，敏锐地捕捉着外界的各种信息，并快速及时地作出回应。但最近几年，他有意识地关闭一些频道，尤其是这两年，他越来越疏远新闻媒体，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新闻，觉得耳根清净多了，人也变得更轻松、自在和随性。
不过他依然是那个杨照，文章没有少写，书接二连三地出版，节目没有少做，讲座一个接着一个。台湾作家张大春与他交情深厚，评价这位老友：“杨照几乎在每一个他所接触的领域上都能发表深入浅出而博览覃思的意见。”只需看一下他近年在大陆出版的作品，就涉及政治、历史、思想、文学、音乐，甚至“亲子育儿”等多个领域，也难怪张大春笑言：“所知不太妙，每事问杨照。”
少年英雄主义的情怀
杨照与女儿李其叡（睿的异体字）最近在某视频网站上做了一档音乐节目《呼吸》，女儿其叡是一位才华初显的少女钢琴家，她在节目里弹钢琴、讲钢琴，杨照则在一旁聆听、讲解，从古典音乐谈到绘画、文学，浓厚的艺术气息和温情溢满屏幕。很多观众艳羡杨照与女儿知交好友一般的关系，也有观众纳闷，“这父女俩怎么回事，一个姓杨，一个姓李？”
杨照不是他的本名，他原本叫李明骏，出生于台湾花莲县一个外省人的家庭。父母都是做生意的，家境还算不错。幼时他混迹于台北的集贸市场——“晴光市场”，这里有着非常浓厚的日本街区风格，又靠近圆山“美军顾问团”所在地，他家所在的“双城街”则是服务于美军的酒吧街。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从小他就是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环境里长大。
他所在的街区有一个本省帮派“牛埔帮”，校园里小流氓经常打架斗殴，杨照也不是个乖乖念书的好学生，每天踢球逃课，差点被发配到“放牛班”。但在初三那年，他实现了从“学渣”到“学霸”的跨越，某次模拟考中，得了全年级第一名，令所有人都傻了眼，接着考上了知名的台北建国高中，并且最终在高考时考取了台大历史系。看似不可思议的转变，杨照说，这归功于父母对他宽松的教育，以及他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广泛阅读的习惯。
杨照把自己归结于台湾战后“最后的贫穷一代”，“匮乏”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每次进电影院看电影，都会觉得是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机会，所以什么细节都不想错过。对于阅读，更是非常认真、专注，到了饥渴的程度。大量的阅读也养成我个性上的一种习惯：没有什么事值得大惊小怪。”
为了领略川端康成文字的魅力，他可以去努力钻研日文；为了触及英文经典，他死啃英语。杨照坦言，台湾那一代文化人受美国影响很大，“我们学习英文，和现在的孩子不一样，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那代表着我们接触世界的机会。”他记忆深刻的是在建国中学街对面“美国驻台北新闻处”图书馆里度过的时光。在那里，他读了霍桑、海明威等美国作家的经典小说，还有《美国宪法》《联邦论》等关于美国立国精神的相关文献。“知道了世界之大，就不会觉得在学校里读的那几本课本有什么意义，考试考了几分也没那么在意。”
除了对知识的饥渴与崇拜，生活在一个禁闭和压抑的年代，杨照那一代学人还有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改变社会的勇气。“国民党当时搞的那一套威权的东西太可怕了，我们准备好了一辈子与之周旋。”
后来杨照去美国留学，也怀着少年英雄主义式的情怀，“我那时候就想，我一定会回台湾。回到台湾一定会惹祸，一定会被抓。”
两股力量一直在拉扯
杨照的写作从中学开始，起先他写诗，换着不同的笔名发表。到了20岁，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写诗，而诗歌也并不适合被当作一种对抗现实的武器，于是他开始写小说。
大学毕业后服兵役，在军队中看到了许多荒谬事，他写了一系列的“军旅杂记”，因为触犯了禁忌，被台湾情报系统逮到，当时他用的笔名正好是“杨照”。相关部门找他约谈，用各种方式对他进行恐吓，但他不为所动：“你们既然找到我，我就没有必要再换名字。”之后他都一直沿用这个笔名，“本来它只是我众多笔名中的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但我想我有理由特别地偏好它。”
杨照有他的个性和棱角，即使做不成一名革命者，也很难做一名静坐书斋的学子。有一段时间，两股力量在他身上拉扯，但象牙塔里研究学问的热情，终究敌不过现实社会的召唤。最终他与学院派的“教授”愈行愈远，走上了“知识分子”道路。何谓“知识分子”？杨照对记者说：“所谓知识分子，不一定要触碰政治，但一定要关心社会议题，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批评、解释甚至挑战社会。”
1987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攻读东亚史。之前一个多月，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出生的地方正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这种不在场的焦虑深深地吞噬着他。“当时我的朋友写文章的写文章，编报纸的编报纸，经常寄大堆东西到美国来，于是身在美国的我也开始撰写台湾问题时评，卷入得越来越深。”
1993年，杨照得到了一个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当研究助理的机会。哈佛的导师杜维明觉得他放弃博士学位很可惜，对他做了一些“通融”，博士论文的题目“两汉经学”变成了“台湾战后政治经济”，但最终还是未果。“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手的研究。到现在我还是很庆幸当年做了这个决定。回到台湾，我见到了很多莫名其妙、又很有意思的事情。”
与此同时，杨照一直都在激扬文字，一路撰写时评、文化评论、小说、散文，成为台湾最活跃、最受关注的写作者之一。早在199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之后又接连出版了《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考》等评论文集，为当时众多思想彷徨的叛逆青年引导方向，在新旧价值观剧烈冲突的年代，杨照用他国际化的视野，重新解读传统与当代、本土与世界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他又推出了《理性的人》等评论集。《理性的人》是杨照在《联合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在论述台湾发生的大事件时，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故事。
他建国中学的学弟，作家张铁志就深受其影响，曾经把杨照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一篇篇剪下来，之后也追随学长的脚步，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如何透过书写，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用书写对抗时代的衰微。”
干杂事的小说创作者
杨照还曾担任《新新闻》总编辑，《明日报》总主笔，梁文道称他为当今台湾评论界“最博学最富洞察力的健笔”。而他自己却对记者说，撰写新闻评论多了，让他不胜倦怠，“台湾的政治新闻看起来很热闹，但这些热闹的事情都是重复的，同样的错误，同样讨人厌的事情，反复地出现，写这种文章最痛苦。”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祥林嫂”，他开始用一个个不同的故事包装理念。近年他在大陆出版了“故事集”《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用故事讲述了爱国、强国、公民意识、怀疑精神、绝对真理等观念，杨照想要表达的是“如何理解政治，对权力和利益有所提防，并做一个独立和正直的人”。
当总编、写时评，这些对于杨照来说都是生命中旁逸斜出的杂事。当外界困惑于对他的定位时，杨照自己心里有数。他一直清晰地认为：自己是一路干了很多杂事的小说创作者。
杨照刚出道时就以小说创作广受瞩目，出版过《莲花落》《大爱》《红颜》《暗夜迷巷》等小说，并频频获奖。这些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一定坚持写下一些小说文稿；其他文体都是用电脑直接写，只有小说写在稿纸上。他把这作为一个日常习惯、一种铁律。
11月底，在广州方所书店进行一个关于经典阅读的演讲之前，《环球人物》记者在书店咖啡馆见到杨照。他正埋头写着一些什么，记者和他打招呼：“您是在准备讲稿吗？”杨照摇了摇头，腼腆一笑：“随便写点东西。”
像这样随时随地地见缝插针，依靠每天的坚持，杨照这十多年来竟也积累了200多万的小说文稿——这是他从2002年开始启动的“百年荒芜”写作计划，最初的想法是以100个短篇故事，一篇一个年份，书写20世纪台湾100年的变迁。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到2013年才收官，很多故事写成了长篇。近几年他一直在修整出版这些作品，“这些年还一直在教文学创作的课程，教经典文学的细读。等于说，我一边写作，一边还是自己作品的批评者，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其他事情可干可不干，只有小说是非干不可的事情；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其他事情都留不住，兴许只有小说能留住。“从年少时我就认定写小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它牵涉到一个漫长的、像学徒一样的过程，牵涉到你对整个生命、世界的看法，需要不断去琢磨你的技艺。”
不教“有用”的课程
采访杨照时，正值台湾作家陈映真去世不久。说起这位左派老作家，杨照感触良多。
陈映真小说《山路》，曾在杨照生命里打下深刻烙印。它讲的是一个拥有左派理想的少女蔡千惠，在同伴被枪毙、男朋友被关进监狱后，出现在死去同伴的家门口，假装是他在外面的媳妇，从此投身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吃所有的苦，受所有的罪，让这个家庭能够维持基本的温饱，也抚养同伴的弟弟长大。后来弟弟到了台北，开始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逐渐好转。将近30年过去了，有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原来的男友要出狱了，她忽然就失去了求生的意志，活活把自己饿死了。
对于这个故事，龙应台后来曾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不理解蔡千惠已经奉献了一生，何必再背负这种心灵债务，更完全没必要自杀。她也借此批评陈映真小说缺乏说服力。当杨照第一次读到龙应台的文章时，他气得拍案而起，“她完全不知道陈映真在讲什么！对于蔡千惠而言，她把弟弟抚养大之后，就已完全遗忘掉别人的苦难，安逸于中产阶级的生活，她是意识到这个才自杀。当年的陈映真真的教会我做人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活着，那是一件多么丢脸、羞耻的事情！”
当年那个曲曲弯弯的山路上的少女，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环，一直烛照着他的人生，时刻提醒他：社会理想和责任高于一切。
但近些年，杨照有了转变，“我想慢慢变得更自私一点。”
杨照口中的“自私”，其实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回馈社会，更多转向文化普及。多年来，他见惯了政治的乱象，也厌烦了新闻的嘈杂，“相对这些，音乐是我喜欢的，文学是我喜欢的，艺术创作是我喜欢的。那些我必须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去面对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少。”
告别嘈杂喧嚣，但依然活跃在公共领域的杨照，越来越展现出蕴藉深厚的一面。他在诚品讲堂开设“西方现代思想名著选读”，一路讲了十多年，成为连续开课时间最长的讲师、报名人数最满的课程；他的敏隆讲堂讲述“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今年已进入到第十一年；趋势讲堂也进入第四个年头。“我的原则是坚持不教‘有用’的课程、不教爸妈帮忙付钱的学生、不在大学教授课程。”
最近，他写得更多的，是关于音乐的随笔集，比如《呼吸》《想乐》等。在4年前，他还一改写评论时犀利的文笔，以温柔、细致的父亲形象，记录女儿的成长，寄寓父亲的希望。这本《我想遇见你的人生》，以类似对话、日记、独白的散文诗形式，书写下父女俩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人生感悟。这不是杨照一个人的创作，是父亲、母亲、女儿一家三口的共同创作。这个独一无二的互动文本，爱是弥漫其中的内核。
另外还有关于经典作品的阐释。2016年11月，一套壮观的多卷本《经典里的中国》出版，这是杨照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富有个人独特见解的选读，其中涉及《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战国策》《左传》《荀子》《尚书》，展现出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面对现实变化提出的回应之道。有读者评价：“杨照为打开经典提供了另一种个性化的方式。”
对于这些，杨照都乐在其中。53岁的他，还远远没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在内心里，杨照正慢慢努力，靠近这种新的理想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