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葛亮：最动人肺腑是人之常情

    葛亮，1978年生，原籍南京，现居香港。被认为是当代最具潜质的青年小说家之一。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代表作有小说《朱雀》《北鸢》，散文随笔集《小山河》等，曾获“《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台湾联合文学奖首奖等多个奖项。

    在第三个本命年，葛亮完成了人生中第二部长篇小说《北鸢》，与之前描写南京城的《朱雀》，形成“南北书”。《北鸢》花去了他7年时间，写完那一刹那，他既平静又喜悦，却并没有大功告成的兴奋。在这7年里，100多个人物从他笔底走过，他作为一个创作者，与他们如同家人一般相处，从他们身上汲取着温暖。“感谢这段时间的写作，令我成长与沉淀。”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北鸢》书写的那一段民国往事，正是脱胎于葛亮家族的过往。他的祖父是著名的艺术史学者葛康俞，太舅公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表叔公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尽管由于时代原因，家学一脉未曾尽数传承，但终究在葛亮身上打下烙印。《北鸢》再现民国的“清明上河图”，华美沉稳的文字所呈现的时代，令作家严歌苓“为之惊艳”，也令评论家王德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那些旁逸斜出的枝丫，也很美”

    “献给我的祖父葛康俞。”在《北鸢》的扉页题记中，葛亮恭敬地写道。葛康俞早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专，与李可染等同窗，有人将他与叶恭绰、黄宾虹、邓以哲、启元白并称近代五大鉴赏家。可惜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积劳成疾，盛年而逝。

    他的遗作《据几曾看》是品评古代书画名品的经典著述，在其逝世后多年经由老友王世襄的多方奔走，终于付梓印刷。多年来，葛亮都将这本书置于案头，写作前后，不时翻看，做沉淀心智之用。祖孙俩虽无缘得见，但对于以教书、写作为生的葛亮来说，“祖父是为学为文的尺度。”

    而另一位老人，葛亮的外公，或许更多的是他为人的尺度。比起祖父，外祖父更加亲近，伴随着他的成长。他如今90多岁，少年时随父母走南闯北跑生意，成为年轻有为的资本家。他经历八年抗战、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等诸多风雨，到了孙辈葛亮的眼里，只是一位朴素、平和、再平常不过的老人了。直到某次外公带着年少的他看电影，夕阳照射之下，老人忽然用浑厚的男中音唱起英文版《雨中曲》，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葛亮才感悟，这美好的一瞬，凝聚了老人一生多少跌宕。

    创作《北鸢》之前，葛亮本打算以祖父为核心，完成一个关于家族的非虚构作品。但祖父的故交好友次第凋零，考证工作变得艰难。他决意改弦易辙，用更具个人化与想象空间的小说来触摸那个年代。

    外祖父变成了小说主人公文笙的原型。小说以他的成长为主线，牵出襄城商贾世家卢家与没落的士绅家族冯家的联姻，并勾画出一个大时代里的各色剪影。其中有曾经煊赫一时的落魄军阀，有梨园名伶的乱世飘零，有战争离乱时的命若草芥，有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文化菁英的风骨激扬……最终收尾于上世纪40年代。

    书中有许多葛亮家族人物的原型。比如外公的姨父褚玉璞，在书中名为石玉璞。作为民国初年颇负盛名的直系将领，曾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直鲁三英。另一位家族的重要人物陈独秀并未正式登场，但葛亮写出了他对书中人物毛克俞（祖父葛康俞为其原型）的影响。陈独秀对葛亮家族的贡献是促成葛亮祖父母的联姻。他与祖父葛康俞渊源深厚，其动荡的政治生涯，曾深刻影响了葛康俞疏离政治、独善其身的个性。

    “民国是中国政治洗牌最为频密的时期，很多人今天还在权力的潮头，明天就坠落了。”葛亮将目光投向天津租界的“寓公”，这里的人员非常复杂，有北洋政府的政要、前清的皇室贵胄、旧俄的没落子爵，“历史总是大势向前的，只关注胜者，不关注败者。但它吸引人的地方不光是那些漂亮的主干，那些旁逸斜出的枝丫，也很美。”

    “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

    除了各色人物，小说内容涉及政经地理、城郭样貌、饮食、书画、茶道、戏曲、服饰等，为此葛亮下了不少功夫。创作的前三年，他都在调查、研究、采访，做了100多万字的笔记，他称之为“格物”。工作虽巨，但乐在其中，“每当发现某个细节可以令我真正地、非常直观地触摸那个时代，那种感觉让一个写作者无比幸福。”

    比如书中涉及品茶论道，看似不经意的清谈，葛亮事先也对茶理茶道做了一番深入的研究，通过关于茶道的对话，呈现出人物对时代的理解和譬喻。“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最后读者看到的是非常少的。”他说。但行家总能看到他笔底的功夫，比如王德威就评说，“他的努力跃然纸上”。

    书写历史，有的人纵横捭阖，有的人一叶知秋。葛亮是后者，以家族内部的视角表达，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人”，在大格局下观照入微，“我们看过太多的大叙事，但这种历史元素在日常精微之处的积累，是很动人的。旧时风物，水滴石穿，久了，必然对历史有造就之功。”

    正如书名，风筝是贯穿于全书的意象，它既是人物命运的千里引线，也承担着隐喻的功能。它也是葛亮一开始写作的灵感来源——曹雪芹《废艺斋集考》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中写道：“风筝于玩物中微且贱矣，比之书画无其雅，方之器物无其用，业此者岁闲太半。”管窥其中，葛亮感受到的是一种久违的民间精神：尽管风筝不登大雅之堂，但喜欢它、以它为生的人，往往有一颗平和淡定、与时代不离不弃的心。

    主人公文笙即是这样一个人，他宽厚讷言，阅尽人世的大开大阖，却始终温和平静；经历时代的磨洗，却不曾和周遭相砥砺。他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螟蛉之命，不知来处”，小说最后也以他和妻子收养朋友孩子作结。“这样的循环似乎充满宿命感，但有其积极的意义。我想辩证地看问题，就像风筝，线断了，有更大的天空等着它。”

    在他看来，文笙不像一个真正的男主角，有点类似《老残游记》中的老残，是一位见证者，身上充满他人的影迹。“但他身上有一种与时代和解的能力。我想表达的是在乱世里传统中国人的尊严和体面，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民国虽然动荡，但贵在自由、至性、不拘一格，人与时代能够相互成全。”

    “南京是写作的温床，香港是写作的磁场”

    葛亮是南京人，千禧年尾声，他从南京大学来到香港大学，继续学业上的深造，之后一待便是许多年。

    采访中，他很自然地把南京称作“家城”。这里承载着他许多成长记忆，六朝古都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风度韵味，都刻在他的脑子里，难以磨灭。

    他小时候并不怎么知晓自己的家族故事。长大后，在一点一滴的追溯中，才在长辈口中获知那些过往。别人眼中的传奇，在长辈的口中大多不过是稀松的日常。“最动人肺腑的，是人之常情。”葛亮说。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奠定了他日后的创作基调。葛亮不喜欢太过激烈嘈杂的文字，他所欣赏的那些关于语言与生活的表达，总是“超越嬉笑怒骂的粗粝外壳，到达风停水静的彼岸”。

    虽然生在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家族，但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却并不很顺遂。葛亮的父母虽然都是学理科的，但从小就注重对儿子文学兴趣的培养，从上小学开始，就逐渐让他阅读一些经典。经典提升了他的眼界和品位，同时也让他感到自身的渺小，令他在下笔之际充满敬畏。

    直到他后来开始创作，才发现少时阅读的那些著作，尤其是《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语感与审美。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北鸢》。有书评人评价说：“葛亮的文字之间留着缝隙，让读者的阅读速度不自觉放慢。”

    他的创作开始于香港。“如果不是离开南京，我可能不会开始写作。”他对记者引了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一个典故形容南京这个城市：两个挑粪的，挑了两担空桶，一个拍着另一个的肩头，说先去永宁泉吃一壶茶，再去雨花台看落照。“所谓菜佣酒保，都有六朝。南京人活得太舒服了，未必通过写作呈现自己的立场，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态度。到了香港之后，生活节奏快，多元文化的撞击感更强，这时候倒促使我去躬身返照南京，去表达这座城市。”

    2009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朱雀》，叙述的正是生活在南京的几代人的命运，从南京大屠杀、反右到“文革”，既有城市的浩劫，也有人物的轮回与悲情，既沧桑又宿命。“这是一个年轻人对城市历史的勾勒，还了我对南京的一笔感情债。”

    “南京是我写作的温床，香港是写作的磁场。”作为高校里一名研究城市文化的学者，城市是葛亮小说中惯常的主角。他希望在作品中，打破人们的定见，比如他写香港，总是有意识地避开尖沙咀的维多利亚海景、中环鳞次栉比的高楼，转而关注那些离岛、节庆，乃至香港本地人都不太熟悉的风物人情。正如他在书写香港的《浣熊》里所写：“这城市的繁华，转过身去，仍然有许多的故事，是在华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黯淡。当然也有许多温暖，隐约其间，等待你去触摸。”

    葛亮经常谈及“常”与“变”，以及“新古典主义美学”。“一座城市在‘常’与‘变’的焦点之间、碰撞之处便是故事的所在。”而“新古典主义”正反映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葛亮身上，处处彰显着对于传统与古典的雅趣，同时他又尝试用现代人的感知切入，对传统进行吸收、反刍与消化，再重新呈现。“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复古，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常’的部分一定是民族文化的基石，是我们自守的一道尺度。”

    葛亮始终把写小说看作一种自我成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描述“城格”的同时构建自己的人格；同时，他也追寻着城市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我的沉淀。在他看来，与前辈相比，如今的年轻人似乎面临一个“小时代”，但历史话题还是不应逃避。“知道自己的来处，才能知道自己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