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核心”全面从严治党

    2016年10月27日，为期4天在京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以下简称六中全会）落下帷幕。会上，中央委员会一致赞成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会研究讨论的主题落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及《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共同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全会主题和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关系。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

    邓小平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核心”有什么地位？邓小平也给出了回答：“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在党的历史上，领导集体的核心都要经过一定的考验和时间得到全党认可才能确立，习近平同志也不例外。4年的时间里，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一直努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绩有目共睹，赢得民心有目共睹。其中，习近平同志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核心作用早已显现。他已经在实践中成为全党的核心，六中全会提出这个新表述也是水到渠成。”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分析认为：“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国家的事业也需要领导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需要一个核心？张希贤回答说：“全面从严治党本就是党的建设新伟大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自然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一方面，全党上下要坚持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令行禁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也要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同志起带头示范作用，给全党树立一个标杆，起到领导核心作用。所以，在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研究主题的六中全会上，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政治话语不仅恰逢其时，而且意义深远。”

    从历史经验上看，但凡治党严格时期，一个领导集体的核心必不可少。在张希贤看来，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全党9年大学习，把学习挺在前，深入开展干部教育，造就了一支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今天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则把守纪律、讲规矩挺在前面，是新形势下整顿党风、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

    《永远在路上》热播下的思考

    就在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许多落马官员的贪腐细节首次被公开，引发了“全民追剧”的热潮。“影片在这个时间节点播出，是有政治意义的。这是对十八大以来反腐成果的总结，也是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向全社会传递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对照六中全会公报不难看出，影片中的案例颇有代表性。”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公报的一个重点是特别强调高级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严守党纪。影片中的周永康等违反党纪、进而触犯国法的一批高级干部就是反面典型。”

    几十个现身的落马官员中，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第一个出镜，级别也最高。在庭审中，周永康说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表示认罪、悔罪。“过去坊间盛传‘刑不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马破了这条流言。六中全会公报说我党有腐必反，党内监督没有禁区和例外。周永康的例子，说明这绝非空话。”庄德水说。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好亲属，禁止领导干部亲属插手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和人事安排。曾经的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自述在这方面栽了大跟头：“你在这个地方当主要领导本应严格约束自己，为百姓谋利益。可是你的家人上这来谋好处，把你主政的地方变成了谋取私利的领地，这就叫权力异化。”

    在江西，苏荣的妻子儿女利用他的权力大肆敛财，还直接插手人事安排。当年，苏荣的配偶于丽芳在深圳住院做手术，一批江西干部闻讯后纷纷带着礼金赶往深圳“看望”。于丽芳拿了别人的好处，苏荣就要想方设法兑现相应的职位，“于姐”成了省内权钱交易的代名词。在江西省纪委书记周泽民看来，这就是卖官鬻爵。

    苏荣主政下的江西成了腐败高发省份之一。近年来被查处的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等一批江西副省级干部普遍给苏荣或其亲属送过财物，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也多发生在苏荣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已经落马的江西省地税局原局长王平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拿我来说，我给他送钱，看他得了钱一点反应没有。后来别人给我送钱，我也没反应了……他们给我送，就可能再去收别人的钱。”如果说王平带坏了地税系统的风气，苏荣则败坏了江西全省的政治生态。

    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与苏荣一样，也曾是主政一方的一把手。对于中央严抓八项规定，周本顺内心并不接受。他擅自把省军区一座原是招待所的800多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改成了自己的住处，还雇用了专门的保姆和厨师。生活奢侈的周本顺曾对领导班子成员说：“中央抓八项规定，抓得太细太严，没有必要。酒该喝还是要喝的，喝点酒有什么不好？喝点酒多有气氛。”周本顺任省委书记期间，河北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很不到位。

    周本顺自身不干净，当和他有利益往来的人员受到调查时，他的内心愈发不安。为了排解紧张情绪，周本顺见佛就拜，见庙就塞钱，家里养的乌龟死后他手抄经文，连同乌龟一起下埋。在中央的反腐高压下，周本顺多次放出“反腐工作要放一放、缓一缓”的言论，甚至直接干预纪委工作。他曾指示省纪委，哪个领导干部有问题，数额不大的话就放一放。周本顺说：“有一个市委书记本来早就该抓，但一直拖着，直到中纪委催问了才抓。还有几个市级、厅级领导，本来应该抓的，最后都在我所谓的‘把握’之下没抓。”

    “六中全会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向党中央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周本顺无疑越过了这条红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反腐学者任建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全会为什么提出主要领导干部是党内监督重点对象？因为他们处于某地或某部门权力体系的中心位置，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如果一把手廉洁奉公，就能带动一个地区、部门形成清廉的政治风气；如果他带头违纪违法，则会严重破坏政治生态。”

    腐化变质往往始于“八小时之外”

    生活情趣非小事，“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2007年，还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的习近平如是说道。

    去年11月，因严重违纪被调查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便是从小事坠入犯罪深渊的。早年在北京西城区工作的吕锡文也曾勤俭朴素、克己奉公，当有人说她打扮太土时，她对自己说：“土就土，让他们说去吧。”成为市委领导后，吕锡文的心态发生变化，中纪委调查时发现，她的主要问题也发生在此后。

    吕锡文喜欢打网球和中医养生，一批另有所图的人投其所好，在她身边聚拢成网球圈子、养生圈子。她的丈夫做红酒生意，定期举办品酒会，她的身边又形成了品酒圈子。吕锡文起初不以为意，认为都是朋友，无伤大雅。渐渐熟悉后，她开始接受别人送的礼品，并感叹原来生活还能如此舒服。中纪委监察室工作人员顾桧说：“领导干部违法违纪一般是从收受礼品开始的，从小东西到贵重礼品，直至巨额贿赂。吕锡文也是这个轨迹。”

    这一点在吕锡文的住房问题上尤其明显。当年，她在西城区工作时，帮助过一家国有企业，企业为了表示感谢，以内部价格将一套住房出售给吕锡文。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买下一套住房后，吕锡文又先后买下4套。这些房产位于北京二环路的黄金地段，仅在吕锡文和她直系亲属名下的3套房产，购买价就和市场价相差2000多万元。吕锡文说：“你们可能不信，我真不好意思打听这房子到底给我优惠了多少钱，根本不敢打听……后来纪委同志对我说，你这么就把房子拿了，让真正买房的老百姓知道了会怎么想，老百姓能不烦你？”当吕锡文回到自己插队时住过的乡亲家，对方提出有机会去北京看看她家时，她心里咯噔一下：“我真的不敢，这个反差确实太大，他们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

    任建明认为，正是存在吕锡文这样生活奢侈、脱离群众的干部，六中全会才强调党来自人民，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力。庄德水则提出干部在“八小时之外”的生活，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所谓‘八小时之外’就是工作之外的时间。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个人生活，有人就在这段时间里逐步腐化堕落。”

    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就倒在“八小时之外”。据杨卫泽自述，他起初对奢华的生活很反感，不喜欢吃鲍鱼、鱼翅，也不喜欢喝酒，过年在家都滴酒不沾。但有人宴请时，杨卫泽认为自己不喝酒显得不热情、“不够意思”。在这种思想下，他开始接受别人的宴请：“有私人企业主请我吃饭，我觉得吃就吃吧，大家都很熟悉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渐渐地，自己变成爱喝酒了，而且就喜欢喝茅台，喝年份茅台。”杨卫泽从接受宴请开始，与几个老板关系密切后接受小礼物，到逢年过节收红包，最终演变成了大笔金额的权钱交易。

    庄德水说：“监督领导干部个人生活难度很大，因为不可能对他们24小时人盯人。所以领导干部除了增强廉洁自律精神、时刻牢记自己是党员外，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比如，坚持‘三会一课’，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发现问题要认真整改。如果吕锡文、杨卫泽在生活作风问题初现苗头时，党内政治生活真正发挥了作用，唤起他们的党员意识，或许就不会出现日后违纪违法的严重问题。”

    给“制度的笼子”封顶

    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加上十八大以来先后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分别简称《巡视条例》 《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等，共同编织了一张日趋完善的网，从干部选拔任用到有效监督权力运行，都在其中。横到边、纵到底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逐渐形成。

    从时间上看，《巡视条例》最早修订和实施，是在2015年8月。任建明认为，条例的出台建立在巡视工作实践基础上。“除了巡视力度更大、要求更严之外，对巡视干部本身的考核和问责是十八大后出现的新亮点。原来的巡视制度只是赋予巡视干部权力，缺少选拔巡视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对他们的监督。选一个腐败分子去巡视，犹如让老鼠去抓老鼠。新的条例聚焦巡视干部的职责，主要是去发现问题，应当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是失职，发现了问题没有报告是渎职，此外对巡视期间‘跑风漏气’等都做出了问责处理规定。”

    山西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就是典型案例。2013年7月，刘向东出任省委第一巡视组组长，并于当年11月带队巡视山西吕梁市。他熟悉吕梁的情况，早就和当地的贪腐官员、商人有利益往来。在巡视过程中，刘向东一边收钱，一边泄露巡视工作秘密，反馈巡视情况时却说：“个别领导干部涉嫌工程建设等领域腐败问题，‘苍蝇式’腐败突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与群众期盼有差距。”言下之意，吕梁没有太大问题。第二次巡视中，刘向东继续带队，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再次泄密，就被纪委带走了。正如人们所说：“巡视组长，巡着巡着自己就落马了。”

    与《巡视条例》几乎同时修订的，还有《纪律处分条例》。“其实修订之前，条例的条款更多，但很多条款都没有被认真执行。而条例修订后强调纪法分开，强调要全面、认真地执行，只要有人违反任何一条纪律，都会被严肃追责。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表现。”任建明说。

    2014年6月，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一个月后，中纪委通报：赵智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随后赵智勇被开除党籍，取消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违纪所得也被收缴。“开除党籍”是对党员纪律处分中最严厉的一种；“降为科员”意味着赵智勇的行政级别“断崖式”连降七级。在任建明看来，修订后的《纪律处分条例》尤其在执行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对职务处分的使用更加灵活、充分。“一般而言，从警告到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是针对党员的资格身份，而职务处分又增大了个人违纪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今年6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问责条例》，7月8日正式施行。相比于前两项条例在先前基础上的修订、完善，《问责条例》是十八大后新制定的。短短一个月后，中纪委发布“双开”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的通报时就提道：“（王珉）身为省委书记没有履行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这是《问责条例》施行以来，首次在针对中管干部通报中出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表述，随后才讲了王珉的腐败问题。今年9月落马的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黄兴国也被认为是抓问责的典型。他的责任在于责任心不强，酿成天津爆炸案的大祸以及用人不慎导致天津大批干部涉腐，其中不乏“带病提拔”。

    “十八大后出台的各种条例、准则逐渐扎起‘制度的笼子’，并且越扎越密，全面从严治党就是给‘笼子’ 封顶。只要实践中落实到位，六中全会提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并不遥远。”庄德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