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贝宁的综艺心

    人物简介：撒贝宁，知名主持人，1976年出生于广东湛江，成长于湖北武汉。1999年进入中央电视台，2000年获“荣事达”杯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冠军，曾两度获得“金话筒奖”。代表节目有《今日说法》《开讲啦》《了不起的挑战》《挑战不可能》等。近期，由其主持的大型科学实验节目《加油！向未来》备受关注。

    撒贝宁新买了一台吸氧器，动机是录节目时一位专家对他说“人体耗氧量最大的器官是大脑”，他突然明白自己工作时偶尔犯困的原因——脑运动太剧烈！他把机器拎到节目录制现场，中场休息时就往鼻子里插两根管子，“北京瘫”似地躺在沙发上，对一旁侧目的工作人员解释：“我需要补点氧。”

    高强度的工作让缺氧成为常态，与《环球人物》记者见面时，撒贝宁刚结束长达9小时的录影，饭还没来得及吃一口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做节目的体验，语气中残留着亢奋，就像王小丫评价他的：这是个永远处在饱和状态的人。

    他的饱和分两种：法制节目里的和综艺节目里的。主持《今日说法》要严肃，表面上和专家探讨得云淡风轻，思维却得飞速运转，他说自己以前会在节目中露出不自知的尴尬笑容，大概是面部神经跟不上大脑运作的结果；而在近年大火的《了不起的挑战》等略带综艺性质的节目中，他又承担起大部分爆点，情绪和肢体都必须富有感染力。总之，要么劳心费神，要么伤筋动骨。

    “法制与综艺，一正一谐，在两者间转换难吗？”《环球人物》记者问道。

    他回答得自信：“我全自动无缝衔接。”

    让科学亲民化

    有许多年轻人没看过撒贝宁主持了17年的央视王牌法制节目《今日说法》，他们对撒贝宁的认知大多来自这些年的舞蹈节目、唱歌节目和真人秀。最近，他尝试了一种全新的节目形式，又当主持人又当科学家。

    《加油！向未来》是央视今年着力打造的中国第一档大型科学实验节目。谈起制作这档节目的初衷，制片人王雪纯说：“我们想将科学原理从教条中解放出来，还原成有意思的现象，并将这个现象夸张化，让它具有直观震撼力；同时还希望它生动、有趣和有悬念，体现科学实验背后的个性。”因此，节目从策划初期就被定位为寓教于乐，通过游戏和实验进行科普推广。

    做这样一档大型节目，对主持人来说是智力、体力、魄力的三重考验。第一期录制，撒贝宁就从中午11点撑到了第二天凌晨。节目中大部分实验由他亲自上阵，有的甚至带有一定危险性：为验证能量守恒定律，他坐在镂空铁球里，从25米高空飞跃而下；为论证压强与受力面积的关系，他站上玻璃高台，然后用鹰嘴锄砸玻璃；为证明“摩擦自锁”原理，他登上高空横杆，再极速下落……有时一天录制下来，身心俱疲，既累又怕。

    “事实上，这档节目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科学亲民化，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最严谨、最有分量的科学内容传递出去。”撒贝宁说，“一次，我们拿厨房里触手可及的东西堆在一起（反应）产生气压，制作了一个模拟的液体火箭，这让许多人觉得科学离生活非常近。我们希望孩子从小对科学不要畏惧。”

    做这档节目还极大程度地满足了撒贝宁的好奇心。他特地请导演组对他屏蔽所有实验的正确答案，“因为人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像小孩一样去面对一个未知事情的时候”。这种探索欲望让他乐此不疲，感觉就像是儿时在家乡武汉的长江大堤上行走，“站得高，看得远”。

    “好奇心让人乐观，也让人难以感觉到时间流逝。”结束这一期的录影，他马上就要启程前往新加坡、希腊和埃及，做演讲节目《开讲啦》的特别策划，紧接着又有多个综艺节目等他开录……他将参与不同形态的节目当作对自身潜力的挖掘，“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会做成什么样，所以对未来和工作充满期待”。

    “会有累的时候吗？”他说：“当你停下来，什么事儿也没有的时候反而会累。”这是心累，出自对无所事事的恐慌，他内心始终奔跑着一匹停不下的野马。

    “我是小爱死”

    很多年前，撒贝宁去参加谈话节目，化妆师用半瓶发胶把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如假包换的央视范儿。他有些哭笑不得：“这是个综艺节目，能不能把我弄时尚点？”化妆师委屈极了：“撒老师，我印象中您就是这样的！”那时候，他身上的头号标签，是全中国最优秀的普法节目主持人。他去各地进行普法演讲，年年主持“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晚会”，做法律援助形象大使，有人开他玩笑，“撒老师，您长得就像法律”。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央视里最有明星光环的主持人，他去活动，大妈们一见他就尖叫“小撒！小撒”。这大概因为与其他央视主持人相比，撒贝宁眼神中有股独特的机灵劲，即便正襟危坐，也透着些风流倜傥。

    这种“风流”是与生俱来的。父母都是文艺兵出身，他从小耳濡目染，多才多艺，高中在冬令营选拔唱了首《小白杨》，意外争取到了北大法律系保送名额。在北大，他称自己是“校霸”，合唱团、戏剧社、电视台，和文艺挂钩的活动他都参加。夏天月上柳梢头，他就和兄弟约在黄昏后，跑到女生宿舍楼下弹吉他、唱情歌。“那不是对一个女孩子的爱恋，是青葱时代你对所有美好女孩的欣赏。”他又顺便讲起了段子，“我和张绍刚对女性都爱死，他是大爱死（大S），我是小爱死（小S）！”

    这就是传说中的段子手。

    在北大，每次社团选负责人，撒贝宁永远是唯一主动举手的人，“哪怕一点也不懂，从来没干过”。于是，他几乎领导了北大文艺圈的半壁江山。大四那年，央视正在策划做一档以案说法的栏目，想从各大高校法律系招有专业背景的主持人。撒贝宁因为外出排练毕业话剧错过了报名。回校得知消息后，他二话没说找老师要到了制片人的电话，毛遂自荐，“就算机会错过我，我也得把它拽回来”。

    主持人肖晓琳形容18年前的撒贝宁像只猴子，比现在更黑、更瘦。他们初见是在央视的走廊里，热血青年撒贝宁穿着借来的肥大西装，站在门口等待面试，见到谁都鞠个躬，喊声“老师”，附赠一个饱满的笑。背了段自己的毕业论文，评论了一篇时事新闻，撒贝宁的央视面试结束。当他以为自己铁定没戏时，接到了被录取的电话。

    “永远有没看过你节目的观众”

    1999年，“依法治国”正式被写入《宪法》，那年的1月2日，《今日说法》栏目开播，撒贝宁专业、年轻、英俊，他亲民儒雅，冷静但不冷漠，很快成为新人中的佼佼者。当时，央视有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轰动效应不亚于如今的各大选秀节目，被称为“名嘴”的孵化器，撒贝宁是2000年的冠军。比赛结束后的那几天，采访如潮，全民讨论，连他一向“傲娇高冷”的搭档，同为《今日说法》主持人的张绍刚都打来电话：“我真嫉妒你啊！”

    渐渐地，《今日说法》成为央视王牌栏目，收视甚至超过了《焦点访谈》，创造了央视的“午间奇迹”，撒贝宁做到了真正的家喻户晓。

    2008年，撒贝宁与“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晚会”的创作团队前往汶川地震灾区采访，沿路租了一辆面包车，在车上写着“12·4报道组万里大回访”。当地的司机天天跟着摄制组跑，每天都得听撒贝宁说一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国法制宣传日特别报道……”一个月后，撒贝宁向司机告别，司机说：“我就一个问题，你车上贴的‘12·4’是啥意思？”他以为摄制组是某地方电台的记者，“12·4”是电台频率。

    “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媒体人不能沉浸在幻想中。我们以为自己的声音无比辽阔，全中国的人民都能听见。其实不是，中华大地上永远有你照顾不到的角落，永远有没看过你节目的观众，永远还有你需要去普及的事情。”

    法制节目做久了，撒贝宁常被问“哪个案件最印象深刻”，他总回答：“这些案子对我不重要，案子里的人更重要。”17年间，他采访过被顶替了上大学名额的受害者，这是第一个援引《宪法》判决的案例；调查过13岁少年因深陷网络游戏无法自拔跳楼自杀的案件，直接引发对网络游戏的公益诉讼；报道400位父母寻找被贩卖子女的故事，掀起全国轰动的解救行动……《今日说法》十周年时，他在博客上写道：“我们拍摄过无数普通人的表情，也记录着无数法治事件的过程，十年间，每一个案件中的人物，因我们的关注，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命运成为一个法治时代的记忆和符号，而法治的精神和意识，也随之被一点一滴注入到国民的内心，整个民族也正是这样发生着细微但却伟大的变化。”

    “我只做电视不看电视”

    如果要在央视主持中选出承上启下的一位，撒贝宁会是大多数人的答案。在他之前，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是鼎盛时期的“国脸”；在他之后，李思思、尼格买提是处在转型中的新生代。撒贝宁已成为央视能撑起大局面的“70后”中坚力量。

    他似乎总在拐点处出现。上世纪90年代，央视凭借《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等栏目缔造了最辉煌的时代，撒贝宁在这个时期的尾巴进入，带着更年轻的主持方式寻求突破；近十年，地方卫视台相继崛起，综艺节目大行其道，撒贝宁身上又被赋予了改革的期待。

    2010年，央视由“中心制”改为“频道制”，改制后，各节目组、主持人不再从属于原中心，而改为播出所在频道管理。撒贝宁所在的综合频道，男主持一共4人，“崔永元时间分两块，睡着的和醒着的；李家明全国各地寻宝；陈志峰则是做《夕阳红》的”。于是，当综合频道开始寻求综艺突破，撒贝宁成为不二人选。

    2011年，撒贝宁在《我们有一套》中小试牛刀，观众发现一向说法律的“小撒”原来是个文艺青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之后，《梦想合唱团》《舞出我人生》中，他将歌舞表演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

    做综艺，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撒贝宁在严肃节目之余释放自我、寻求更多可能性的途径。“虽然我主持法制节目，但不可能每天一门心思都是官司。其他节目中并不是另一个我，而是更为真实的我，一种热爱生活、很阳光的状态。”

    真正让撒贝宁在综艺圈“火”起来的，是演讲类节目《开讲啦》和户外真人秀《了不起的挑战》。前者中，撒贝宁是整个节目的主导者，有气场、有深度，自然地在演讲嘉宾与观众之间做起桥梁和润滑剂；而后者更是他综艺感全面爆发的地方。据说录制前，节目组最大顾虑就是他，但事实上，撒贝宁的大男孩天性在节目中展现无遗，说话就像讲相声，金句频出，笑料不断。

    “会担心综艺感太强影响严肃的法制形象吗？”

    他说：“我不觉得一个人在真人秀中活泼、自然的表现，会影响他的专业表达能力。”

    令人意外的是，撒贝宁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只做电视不看电视。”他几乎不去回看自己的节目，因为知道各种遗憾会长久影响他。“电视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主持人常常后悔‘刚刚怎么没说那句话呢’。也许我会因此错过很多学习、改正的机会，但我知道如果看了可能那种遗憾就会一直萦绕在脑海，反而会让人忽略后面的东西，所以我的状态就是向前看、不回头。”

    他一直都处在最主动的状态中，主动举手、主动挑战、主动向前，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对过去叹息。

    “在心里留一个柔软的地方”

    撒贝宁情商出了名的高，这和他历来我行我素的老搭档张绍刚形成鲜明反差。他常劝张绍刚说话要多点艺术，既能让别人开心，又能把事情解决。张绍刚说他八面玲珑，他就回应：“我始终是一个内心充满敬畏的人。”

    有时候，真正的强大并非高姿态，而是乐于谦卑。从某种意义上，撒贝宁是一个强大之人，一个待人处世外圆内方之人。对待工作伙伴、来宾，他从来都是换位思考，仔细敏感，“我不会突破大家无法接受的底线，哪怕对方是一个毛头小子”；然而，面对无端揣测他的私生活、撰写有关他各种小道八卦消息的媒体，他也会语气严厉：“你们可以去关心值得关心的事情吗？”

    2013年是撒贝宁尤为辛苦的一年，母亲病重住院，自己脚部受伤，媒体还对他穷追不舍。但他不得不继续高强度的工作，大部分还是娱乐性质的节目。母亲刚做完手术，人还迷迷糊糊，拉着儿子的手说：“你也不管我。”几次录节目，他说起母亲就心生愧疚，愧疚于将父母接到北京却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反而让他们更加寂寞，愧疚于让他们的晚年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

    他说：“我常想身为子女究竟可以拿什么去回馈父母的爱？你的辉煌，一定不是父母最想要的。我们长大了，我们变得坚强了，不能永远在那些柔软的怀抱里待着了，但我们要学会在自己心里留一个柔软的地方给家人。”

    去年3月，是撒贝宁“三字头”的最后一个生日，也是他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生日，他依然在演播厅里度过。现场有蛋糕，有欢呼，有掌声，他带着寿星礼帽，有些落寞：“把我带到世界上的人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个生日对我来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她一定希望我能好好的、开心的、有意义地过。”

    采访结束后，撒贝宁要赶去和妻子、家人吃饭，他们一直等到晚上10点。那也是让一往无前的撒贝宁愿意停下的理由，他说自己有时会带着家人来现场看节目，“因为他们是最好的观众”。《环球人物》记者问他准备何时让自己的儿女坐在下面看爸爸演出，他机智地说：“这是个科学问题，就交给科学去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