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老太太”吴青

    吴青的家在中央民族大学家属区的一幢4层灰色小楼里。房间有点破旧，老式简单的装修，里里外外堆满了书，虽有些杂乱，但书香浓郁，正气凛然，犹如这里的主人，一派传统知识分子作风。32年前，吴青跟着母亲冰心搬来这里居住，1999年冰心去世，此后她和丈夫陈恕一直生活在这里。

    家里的大门上贴着一张字条：“1:00—3:00午休时间，医嘱谢客。”同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的陈恕，退休后一直整理冰心留下的文稿，所以常有出版社的人登门造访。不过，来这个家的大多数访客还是来找吴青的。自从1984年首次当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吴青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向选民公开，常有人上门跟她反映各式各样的问题。如今吴青已经不担任人大代表很多年，但她的联系方式仍在坊间一传再传，来自天南地北的法律咨询、求助电话络绎不绝。1998年，吴青创办了一所公益学校——“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此后找吴青的人中又多了那些来自偏远地区寻求帮助的农村女性。

    虽已年近八十，但吴青对参与公共事务始终抱有极高的热情。在这个酷暑季节，老人不时出现在一些以“女性权益”为主题的活动中。她说，这源自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本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她仍然密切关注社会热点话题，并直抒己见，直爽程度不减当年，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到激动处会愤怒，甚至几度落泪。她注视人的眼神明亮，闪耀着年轻人都很少有的激情之光。吴青笑着说：“他们都叫我‘愤青老太太’。” 

    免费培训1.4万名农家女

    吴青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但前些年胯骨出了毛病，行动颇为不便，站立、走路都要借助拐杖帮忙。尽管如此，她仍坚持前往30多公里外的农家女学校，给每期的新学员们上第一堂课，18年来从未间断。课堂上，除了以《宪法》为教材讲授公民意识和法律常识外，吴青着重讲的两个字是“人”和“爱”。“你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而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腿站立。每个人都要懂得爱，懂得真善美，才能是个真人。” 

    1990年夏天，因为工作需要，吴青前往甘肃会宁农村考察。当地贫困的生活状况让吴青始料未及，时至今日再次回想起来，她还是声音哽咽，眼眶泛红。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让吴青震惊。她敲一户人家的门问：“有人吗？”屋内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没人。”原来在当地女性的观念中只有男人才算得上“人”。“她们都是我们的姐妹呀，怎么能那样生活呢？ 要改变农村必须改变农村女性，教育一个女性等于教育一家人、几代人。”吴青说。

    5年后，吴青和时任《中国妇女报》编辑谢丽华在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相遇，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办一所让农家女学会自立的学校，经过3年的努力，这一愿望终于达成。吴青拿到的第一笔办学启动资金来自母亲冰心，老人把刚到手的9万元《冰心全集》稿费全部拿出来支持女儿的公益事业。后来学校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来自于社会人士、团体的捐赠。作为农家女学校的理事长和法人代表，吴青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给学校“化缘”。只要出席的活动中有企业家在场，吴青都会找他们募款。“我经常在农村跑，见到这些老板的机会并不多，但只要让我遇上了，我都不会放过。这并不丢脸，我又不为自己要。”有一次，一家汽车公司的老板答应吴青给学校捐一辆车，但没有及时兑现，吴青给他打电话也没有接通。后来这位老板又让吴青遇上了，她直接开口找他要车，终于募到手。还有一次，她去某机关办公室，看到大量只打印了一面的A4纸被扔在一旁，便全都要回了学校。  

    位于北京昌平的一栋简陋的二层小楼就是农家女学校的所在地。那里曾是一座废弃的皮鞋工厂，如今墙上挂满了学员们生活、学习、活动的照片。这是一所纯粹的公益学校，为学员提供1—6个月不等的免费培训，课程包括计算机操作、速录、美容美发化妆、幼师、养老护理、餐饮服务等实用技能。十几年来，已经累计培训了1.4万多名来自贫困农村的大龄辍学女童及妇女。

    学校里有一位教师，叫蒲瑞霞，她人生轨迹的改变，印证了吴青创办农家女学校的初衷。2006年，21岁的蒲瑞霞第一次从老家宁夏来到北京，参加农家女学校为期3个月的计算机技能培训。当时，距离她11岁辍学已经过去10年了。培训结束后，在吴青的鼓励下，她重新拾起课本，并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大专班。毕业后，蒲瑞霞成为农家女学校的一名专职教师。

    “真想当好人大代表，就要说真话”

    在吴青随身携带的一个黄色塑料文件袋里，有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繁体字，竖排版，由于常年翻阅封面已经破损。这是1984年吴青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当天，冰心送给她的。冰心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进入参议院，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同交到吴青手上的，还有母亲写给她的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吴青说，这部《宪法》不知被自己翻过多少遍，“我觉得接过的不仅是一部《宪法》，更是父母那一代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科学、法治的精神。” 

    从那时开始，吴青成为手握《宪法》处理公共事务的人大代表。她依据《宪法》开设人民代表接待日，倾听民声，还不定期举办报告会，向选民汇报每一件事情的处理进度。她敢于对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说“不”。1988年，吴青第一次参加北京市人代会。当时，大会正在审议“专门委员会”的人选，吴青发现，议案审查委员会主席团里竟然有市领导。她坚定地认为被监督者不能同时担当监督者，于是举手投出全场第一张反对票。在2001年的北京市人代会上，吴青连同其他46名人大代表，质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领导越权干预海淀区法院执法，被媒体称为“最大胆之举”。2009年吴青参加人代会，主题是讨论60年成就，她偏从相反角度提出60年存在哪些问题，说着说着一激动当场晕了过去，直接被送到医院抢救。

    还有一次在校园里，一辆军车从吴青身边飞驰而过，她拦住车，出示人大代表证件，希望对方在校园里开慢点，司机却出言不逊。吴青记下车牌，找到军区，严肃地质问：“现在解放军就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吗？”司机后来受到批评，专门来学校道歉。

    吴青一直牢记当年母亲对她的叮嘱：“如果你真想当好人大代表，就要说真话。”因为坚持说真话、提意见、凡事追根究底，吴青承受了不少压力。有人背后议论她是“冒傻气的老太太”，有人说她“特别难缠”，她也多次自嘲是“刁民”。但对于吴青来说，这正是令她引以为傲的处事原则和风格。

    “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诚实，不说假话，不说违心话，做人永远要本着真和善。你看这个‘信’字，是‘言’字旁一个‘人’，说真话，人才信。”小时候，吴青有一次偷吃饼干，冰心问的时候，她却不承认。冰心没有责骂，而是拿出肥皂要给她刷牙，“因为你撒了谎，嘴巴很脏。” 

    权利从来都是要争取的

    吴青说，自己身上的责任感和法治观念，来自以往的人生经历。9岁那年，吴青随父母去了日本。父亲吴文藻在中央民族学院教社会学，那年接到政治任务，前往日本研究战后重建、新宪法、工人运动等，冰心也随同前往。1951年，冰心和吴文藻带着3个孩子回国， “我经历了每一场政治运动，看到过许许多多的人，不经法院审判、不要任何证据就被斗争、被侮辱。”

    1957年，父亲吴文藻被打成右派。第二年，哥哥吴平也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送到天津劳动改造。姐姐吴冰在北京大学读书，本来有机会留校，却因为反右立场不坚定，被定为“严重右倾”，毕业时分配去了兰州。“当时有人劝妈妈跟爸爸离婚。妈妈说：‘我不可能跟他离婚，我跟他想的一样，如果他是右派，我就是漏网右派。’”

    “文革”开始后，吴文藻再次被揪斗、进劳改队，后来到五七干校劳动。冰心也被称为“反动文人”“帝国主义走狗”“司徒雷登的干女儿”。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吴青，经常被学生拉去批斗。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一听到楼道里有‘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就心慌得不得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斗。”当时吴青的儿子只有两岁，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姥爷是‘黑’的，你妈也是‘黑’的”，吓得小孩子夜里做恶梦，缩在被窝里直哭。 

    “我也揭发过别人，说假话诬陷别人。我觉得自己非常卑鄙！”如今回想起来，吴青依然无比愧疚自责。她从现实中得到最深刻的教训，深信只有依法治国，中国才能实现真正复兴。“只有大家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在吴青看来，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有权利和责任意识，因为权利没有给予和恩赐，只有争取。

    当人大代表的二十几年中，吴青的动力来自她的选民。如今从人大代表“退休”下来的她，仍没有停止脚步。尽管她清楚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但她相信，只要自己坚持，就会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

    很多朋友都劝吴青，一大把年纪别再这么折腾，安安分分地做冰心的女儿，安享各种福利以及人们的尊敬不好吗？“在大多数人眼里，冰心是个温婉的女性。那是因为你们不了解冰心，我妈说过，我是最像她的。”吴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