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近日，公安部面向全国百万公安干警视频培训专业执法的一招一式。其中，“面对群众围观拍摄，如不影响执法民警不得干涉”的说法备受关注。在执法现场，警察权力如何行使？公众权利如何保障？似乎是警方先“退了半步”。
头顶上是早就排布整齐的“天网”，这边警察刚打开执法记录仪，对面的群众已打开一溜摄像头……脑补了警民互拍的“掎角之势”，虽不陌生，但如果在大街小巷铺展开去，依然觉得滑稽又沉重。这是警民的“平衡”，也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彼此凝视，这是个法治议题，更是个有关权力的政治隐喻。
200年前，英国政治学者边沁曾构想一个全景敞式的环形装置。在这个装置中：处在环形边缘的人，彻底被凝视却看不到别人；处在中心瞭望塔的“权力”，被感知到在凝视一切却不被发现。边沁将这种不对称的装置视为高效轻便的权力运行模式。在边沁年代，这样的物理装置，并无对应实物，更多是盘旋在大脑中的政治模型。
历史轮转，构想成真。无论中外，街头密布的监控装置已成警方最简捷的工具：震慑效果显而易见，破案率大幅上升，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技术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但问题似乎随之而来：当大家不信公章信摄像，权力似乎也凝结在了技术身上。雷洋案中，监控“没开”、执法记录仪“毁坏”，警察执法公信力也因此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没视频，你说个XX”。不知不觉中，权力的公信力凝结在技术上，就像露水凝结在初秋的早晨那样自然。
技术的确改变了权力结构。正如互联网的兴起对“知识垄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个公众的摄像头，甚至胜过法官的几十页判词。警察凝视着群众，群众也凝视着警察；你为执行法律记录，我为维护权利留证。如此一来，边沁所言的中心瞭望塔不再是“权力”的唯我独尊，每一个拿着手机的拍摄者，都可能成为中间的凝视者，成为具备一定话语决断力的主体。
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监控能力，“权力坠落民间”似乎成为民主发展进程中的普遍风景。由此，权力的绝对垄断不复存在，权力的弥散随处可见。“我都拍了，我不明真相？你懂还是我懂？”
将心比心，就像人与人的相处要有合适距离，警民之间本身也需要“安全距离”。所谓的安全距离，大概是“既感觉被保护又不感到被侵入”。一定程度上，摄像头也是彼此警惕丈量的“尺子”。但摸准这样的分寸并非易事。过于膨大的警权让人担心出现“警察国家”，但如果警权过弱，安全感就能保证？
正因此，面对“警民互拍”，舆论并非一边倒叫好。有人说，警察在本质上是国家暴力机器，不可能“春风十里不如你”般温柔；有人甚至担心，警察如果执行保密行动，也能随意拍？被人随意截取视频，标题党了又怎么办？
一篇名为《请公安部的老爷们去一线执勤》的文章，似乎又将基层警察的怨言置顶到了舆论面前。的确，基层警察在执勤中，被辱骂殴打已不鲜见。他们甚至“羡慕”美国警察的“霸气”。透过对工作辛苦的抱怨，其实不难看到：这也是对权力折价的失落。
警权屡屡失信，警民“剑拔弩张”。如果从“权力垄断”的视角，我们很难想象公安部会允许围观者堂而皇之地拍摄；但如果一概阻止拍摄，难免执法公信力会继续走低，警察光有“权力”，没有“权威”，又有何用？
重建权威，已不能再等。其实，规范执法、专业执法从来都是老调而非新曲，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文件到了基层，扭曲变形走样所在多有。如果高层的权力之手无法掌控具体的执法情境，那么引入第三方拍摄也就引入了监督的“鞭子”。如果镜头之下，警察能谋其政，也重获应有的尊严；公众能尽到义务，同时被更好地尊重，那么“退半步”，未尝不是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