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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是热起来的时节。88岁的叶龙，在儿子的搀扶下走进酒店。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和《环球人物》记者握手时也是一脸疲态——连日来从香港一路北上，长途跋涉，接受采访、会友，不得清闲，对这个年岁的老人来说，身体还是有些吃不消的。采访过后，当天下午等待他的，还有此行中最重要的活动：老师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
“替钱师做记录最多的人”
《中国文学史》来自60多年前的听课笔记。 “我这一生的大转折，大概都和写字相关。”叶龙淡淡说道。
1947年，中学毕业的叶龙因家贫无钱升学，托熟人找工作。凭借所写的一手好书法而被看中，挥别寡母，从家乡绍兴到了南京，成为一个政府里的书记员（相当于现在的速记）。
时局动荡，叶龙辗转漂泊香港，再也没有回过家乡。1953年，25岁的叶龙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第一次见到年近花甲的国学大家钱穆时，就忍不住想流泪——钱穆那浓重的江浙乡音，拨动着叶龙心中的乡情。
因为当过书记员，笔录速度快，对江浙口音又全无障碍，叶龙没多久就被指派给钱穆做演讲记录。如今在港大任教的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曾回忆：“记忆所及，替钱师做记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
1953年到1957年，叶龙在新亚书院读哲学教育系，4年修了钱先生6门课：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庄子。读完大学又念了两年新亚研究所，其间修了钱先生的诗经和韩愈古文。课余时，他还常常去旁听。“钱先生开的课，有的我听了不止一遍。”
每一门课，叶龙都认真做了课堂笔记。离开新亚后，他执教过21所学校，后来在香港又搬了那么多次家，这些笔记是他最舍不得丢的。
人生晚年，叶龙开始整理这些笔记。2010年《钱穆讲学粹语录》出版；2013年署名“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经济史》面世；今年的《中国文学史》更是填补了钱穆著作中的一大空白。
钱穆一生著述80余部，对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经济、思想、文化都有涉及，被誉为“一代通儒”，却没有一部关于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以及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寻找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的论述。
其实，钱穆在新亚书院系统讲过两次中国文学史，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他每周讲一次，时间则很随意，少则一个钟头，讲得兴起了，3个小时也是常事。”叶龙将听课笔记整理汇总，就是这部《中国文学史》：总共32篇，以时间为序，从中国文学的起源到清代章回小说。针对具体朝代的文学流变，钱穆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比如把建安文学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给予很高的评价。“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的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钱师却持相反意见。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
学者解玺璋曾评价：钱穆讲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目前通行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学院派的、教条的、完全从学问和概念出发的研究，而是偏重于“人学”，将人的精神世界放到了文学史中去。
叶龙至今记得钱穆在第一节课上所说的话：“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那时他还很奇怪，老师为何会说如此得罪人的“重话”，很多年后才渐渐明白，那是一种眼见传统文化被弃之如敝履，看着旧文学已死的悲凉哀叹。
求真于理想世界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开于香港，他曾自言，写这门讲义，是“以死者的心情写死者”。1949年，国共两党胜负已分，一方在大陆建设新天地，一方败走台湾。鼎革巨变的大时代里，人如浮萍，或清醒或糊涂，或主动改变命运或被命运推着，一步步走出自己的人生。
定居纽约的华人作家王鼎钧曾在其回忆录《关山夺路》里写道：“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
钱穆走出来的第一站是香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话，对那时的钱穆来说，无比贴切。
彼时的香港，像个文化孤岛。英语与粤语并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西式的。钱穆在这样一个地方选择办一个书院，“就是要把中国文化传下去”。叶龙回忆。
新亚书院取自“新亚洲”之意。余英时是新亚的第一届毕业生，他形容这些师生是“共同的文化难民”，学生没钱缴学费，老师们拿不到薪水。学校最初都无固定校址，租了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的3间教室，只在夜间上课。1950年迁到桂林街，也才有4间教室，两大两小。学生们有很多穷苦者借宿学校，睡阳台或蜷卧在楼梯上。钱穆有时晚上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能通行，得一路踩着铺盖走。
据新亚校友黄祖植所著《桂林街的新亚书院》一书中记载：学校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但当时钱穆请来的教师人选，却都是国内学界的一流人物，牟宗三、饶宗颐等。因此新亚也格外被外界重视。
钱穆为新亚书院所作校歌里有这样一段：“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叶龙回忆，办新亚书院的过程中，有一次去台中讲学，屋顶的石块掉下，钱穆几乎被压死。但18年中，他艰险无畏，以传播中国文化、恢弘民族精神、培养有人格的学术人才为宗旨，倾注一番心血，最终也获得一番成功。余英时、严耕望……近代大儒中，极少有人像钱穆一样，在自己著书立说的同时，又培养出那么多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学者。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新亚作为书院之一加入。“中文”这一名字，即是钱穆的坚持。两年后，因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钱穆最终离开新亚。“当时钱师断然放弃了一次性数十万港元的退休金，坚持辞职，以示明志存节。过意不去的新亚校董会就多支付了钱师一年的工资，他也不肯白拿，就又留下来讲了一年课。”
在最后一年的毕业典礼上，钱穆在给学生的致辞中说道：“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实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一生受困中西文化优劣之争
钱穆不是满口道义的空话者，他毕生当老师，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年轻时劝学生不抽烟，为正人先正己，自己先戒了烟。他要求学生身在现实，心存理想，因为他自己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时代抗衡了一辈子。
在史学界，钱穆的名字是一个传奇。他没上过大学，也没留过学，家学渊源仅有祖父留下的一函手抄五经和一部五色圈点的《史记》。12岁时父亲去世，钱穆和哥哥一出中学门，便当了老师，养家糊口。
18年半的中小学教师生涯里，钱穆从未放弃自学。他曾自述：“余之读书，最先从韩柳古文、唐宋八家入门，随即有意于孔、孟儒学，又涉及古今史籍。”边教书、边自学、边著述，凭借《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等名震学坛。
当时的学术风气是“疑古”，对传统文化大加批判。钱穆所有著作，包括所讲的《中国文学史》，中心思想却是为传统文化说话。如今也做了大学教授的孙女钱婉约曾总结祖父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历史文化内部，蕴含着使民族国家发展前进的“生力”，我们应怀着“温情与敬意”去了解中国历史，缅怀先民业绩，从中寻求拯救现实、通向外来的路径，而国人不明国情、蔑视历史、盲目崇外，动辄以西方学说和制度来否定、反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正是造成中国目前病态的原因。
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百年来之全中国人，钱穆的一生，也被困在这一问题内。而他始终坚持己见，哪怕被当成一个边缘人和论争者。
1930年秋，钱穆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先在燕京大学任教一年，后转入北京大学教授历史。他曾回忆：“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可奈何。”当时他的课，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课程内容有所重合，但观点相异，引起很多人关注。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学生们以听双方的课，比较谈资一番为乐。钱穆与胡适又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
钱穆对待学术执着而耿介，关系不错的冯友兰写了一本新书，他不客气地指正一番。后来冯友兰揶揄他：“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君治史学，乃为鬼学；我治哲学，即神学也。”
抗战开始，高校南迁，钱穆在联大待了一年就离开了。他走后，闻一多曾公开在报纸上骂他冥顽不灵。钱穆自己回忆：当时“左倾”的教授们，大概都视余为公敌。
甚至离开大陆后，钱穆也并不见容于台湾学界。首届中研院选出的院士中，史学方面有与之齐名的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诸人，唯独没有钱穆。叶龙回忆：“钱师对学生说，以后有从事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主要是立志。立志的人必要具有牺牲精神，做学问就是要献身。”
失明仍勤于著述
在叶龙眼中，钱穆绝不是那种不愿开眼看世界的顽固守旧派，“钱师虽然没有留过学，却懂日语、英语，也会看外国的一些作品。他说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又说，应该学了西方的以后，再用于研究中国的，不可看了西方来骂中国，因为中国国情不同，否则成了出主入奴。”
在钱穆人生中，也曾得益于外来的学习。他幼时体弱多病，一天，读到日本人写的一本书，说人生如果不长寿，也是一种罪过，应当努力讲究日常卫生，强健体魄。钱穆当时正好也在读陆游的诗，感觉其晚年诗愈加奋发，大受震动。因此更觉得若不高寿，是人生的一大耻辱，于是痛下决心，改变日常作息，追求有规律的生活，学静坐，每日安排郊野散步等。后来果然长寿。
任教于中学时，同事中有一人曾游学日本，寝室与他相邻，书架上有很多日本书籍，钱穆尤其对林泰辅的《周公传》、蟹江义丸的《孔子研究》感兴趣。他知道梁启超曾自修日文，没两个月就能读日本书，于是也开始自学。没多久，也开始读同事架子上的日本书，还试着翻译了部分《周公传》，后来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年轻时学英文，也教过英文，在《中国文学史》中，对西方文学也有一番见解，显然是读过很多西方作品的。
1967年，钱穆移居台湾，在素书楼里生活、讲学。83岁那年冬天，折磨钱穆一生的胃病剧烈发作。隔年春天，能起床时，钱穆“两眼已不识人，不见字。西医眼科，群言无策。”叶龙说，众人都为钱穆惋惜，但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坚持执笔写字，“只是写下这一个字，就看不见上一个字了，必须由钱师母胡美琦读给他听，再帮助誊正。”
在双目失明之后的12年，钱穆以顽强毅力，写出《晚学盲言》，还出版了自传《八十忆双亲·师生杂忆》《新亚遗铎》《中国史学发微》《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古史地理论丛》等多部著作。
每年，叶龙都会去台北探望老师，一般在寒暑假。“1990年暑假，我如常到台北前去探望。当时因为有人（即时任民进党‘立委’的陈水扁——编辑注）揪着他所住的素书楼说是公产，必须腾退，正在风波中。他对我并无特别嘱托，那是最后一次见面。两个月后，钱师去世。”
一代大儒钱穆，在95岁高龄被勒令搬出晚年安居所在，其景况只可用“凄惨”二字形容。直到2002年，台北市为纪念钱穆的学术贡献，才将素书楼最终改为“钱穆故居”。
1992年，钱穆归葬苏州太湖之滨。此次叶龙来京之前，曾去了无锡、苏州等地，寻访钱家故居和钱穆的归葬地。他的墓地在太湖边上的小岛村落里，整个村子都不知道钱穆的名字，只知道有一个台湾回来的人，葬在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