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秘鲁当一回历史的闯入者

    比起安静祥和秩序井然的欧美，中南美国家总是更能燃起我说走就走的冲动——它们有一种天生的混乱与矛盾感。比如，墨西哥小镇的彩色天主教教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中心广场，里约热内卢贫民窟扛着狙击枪的警察……

    与这些国家相比，秘鲁更多了一丝神秘和忧郁，它孕育了最早人类文明之一的小北史前文明，以及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最大国家印加帝国；然而殖民者的到来又为这里增添了悲壮色彩。只有亲身踏上这片土地，才能真切体会到那种复杂的情感——它令人叹服，却又心生遗憾，还有依旧被殖民历史所禁锢的一种悲哀。   

    美食，带着东方韵味的南美风情

    抵达利马机场的一刻竟有一种亲切感。机场的户外广告牌上可见各大中资企业的身影，偶遇的一位从国内外派至此的小哥，开着长安汽车，热情地把我加进了秘鲁中国人微信群。这也难怪，要知道秘鲁可是南美洲华裔人口最多、比例最大的国家，华裔占到秘鲁人口的15%。

    这种亲切感在品尝了当地食物后更得到升华。除了素食主义者外，秘鲁的美食实在太符合中国人胃口。我曾用1元钱在街边买到了美味的辣烤鸡爪，花10元钱吃了一份熟悉的烤鸡饭，炒饭这种中餐的基本款，也是当地人的家常便饭。我在秘鲁的第一餐就是在机场附近的菜市场里点的烧肉配炒饭，老板给的肉分量十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人的身材都略为丰满。

    走在秘鲁街头，时不时会看到一些餐厅挂着“Chifa”的牌子，写法和中文“吃饭”的拼音很相似。没错，这个词就是由中文演变而来。1849年，最早的一批华工从澳门和广东来到秘鲁。最初他们没有技术，不懂语言，只要能赚到钱，什么苦力都愿意做，生活十分艰辛。后来，这些华工逐渐有了原始积累，很多人转行开起了餐馆。中餐里面的“炒”法，尤其受到秘鲁人青睐，如今，中式秘鲁菜（chineseperuvian）自成一派，在纽约非常著名的“五月花餐厅”就是代表之一。

    不仅如此，在秘鲁的语言中，“白菜”“菜心”“丝瓜”等词的发音也都来自粤语，起初秘鲁并没有这些蔬菜，直到广东人到来后，当地人才开始种植这些食材。许多传统的秘鲁食物和中国美食也有相似之处，比如我在利马品尝到的炖牛尾、烤鸡胗、烤鸡心。不知这是文化的巧合，还是两国人民对于美食追求都有着同样的决心。

    在“2015年全球50佳餐厅”评选榜单上，秘鲁有3家餐厅入选，其中排名最高的是Central（中央餐厅） ——这家主打前卫秘鲁菜的餐厅连续两年稳坐南美洲最佳餐厅的交椅。

    对于榜单的认可见仁见智，而我之所以会爱上Central的原因有二：一是主厨颜值高。二是这位主厨先生热衷使用新食材，将秘鲁美食发展到了一个极致的新高度。他带领一个跨学科的团队从营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着眼，定期前往秘鲁各地取材，并将之运用于烹饪中。

    店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款面包，原料是产自海拔3900米的土豆和红木果。烤得金黄的面包，掰开后飘散出浓浓的可可味道，再配上水果黄油和可可黄油，味道独特，香气十足。

    Central中的很多食材在秘鲁当地都鲜为人知，主厨先生详细记录了取材地的海拔，光是看菜单就可以想象秘鲁地形的多元化，从沿海平原，到高耸的安第斯山脉，再到被亚马孙雨林覆盖的低地。Central不仅让食客们体验了食物之美，还让品尝者的味蕾同身体一起来了一场秘鲁之行。

    马丘比丘，走在历史的悬崖上

    当然，吸引我飞跃半个地球前来的原因绝不只是美食。此次秘鲁之行的重中之重是南部城市库斯科，在那里有一座神秘城池——马丘比丘。

    朝圣之路多曲折。我先是在库斯科机场登上大巴，到达欧砚台后又改乘晚班火车前往温泉镇，第二天早上5点又乘坐大巴才来到传说中的遗址。

    马丘比丘坐落在库斯科城西北一座海拔2458米的山巅。在克丘亚语中意为“古老的山顶”。马丘比丘的头衔很多，“世界七大奇迹”“失落的印加城市”，等等。它是秘鲁最著名的印加帝国的遗迹，建于15世纪中后期，此后一直蓬勃发展，直到1532年突然神秘消失。这里的建筑都是印加传统风格：磨光的形状规则的墙，以及美妙的接缝技巧，墙上石块和石块之间的缝隙连匕首都无法插进去，让人简直无法理解印加人究竟如何把它们拼接在一起。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其最著名的作品《马丘比丘之巅》中这样写道：“我看见石砌的古老建筑物镶嵌在青翠的安第斯高峰之间，激流自风雨侵蚀了几百年的城堡奔腾下泻。”一层层似梯田的景观，配着陡峭的悬崖，在众山围绕中透露出一种唯我独尊的大侠风范。为了保持这里原本的风貌，即便路旁就是万丈悬崖，政府也没有加设安全栏杆。这里仿佛现实世界的“功夫熊猫村”，一个需要跋山涉水才能抵达的仙境，神秘而高冷地存在着。

    比马丘比丘再高360米的Huayna Picchu（华纳比丘）山意外成了我这次游览的最大亮点。听说这里每天游客限流400人，所以早在3个月前就订好了进山的门票。在费尽千辛万苦、手脚并用地爬到海拔2800米的制高点平台时，眼前的一切叫人叹为观止——和马丘比丘同一时期的石砌建筑竟然被修建在山顶。500多年前的印加人民，在没有机械帮助的情况下，用难以想象的毅力与坚持，一砖一石修葺了这令人敬畏的一切。登高瞭望马丘比丘，时而云雾缭绕，时而阳光洒落，有那么一刻仿若时光穿梭，昔日城池的繁华喧嚣尽现眼前。

    导游小姐是一位亲切的本地姑娘，梦想是读秘鲁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当我问她对西班牙人的态度时，她的答案也许代表了大多数秘鲁人的想法：当地人民曾热情友好地对待这些外来者，最后却被他们用病菌毒害继而殖民统治，所以她不喜欢西班牙。而对于1911年发现马丘比丘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海勒姆?宾加，她也遗憾地说：“虽然他让世界认识了这里，但他拿走了许多珍贵文物，是对秘鲁人民的二次伤害。”

    历史是残酷的。16世纪的欧洲已经展开了海上殖民掠夺，而在遥远、封闭的印加帝国，文明的发展似乎和外界有着质的差距。这种不平衡性注定了被替代、被颠覆的命运。殖民统治的摧枯拉朽，也让它丧失了造血功能，错过了发展变革的几趟车。庆幸的是，现在，这里的人们还能借助祖先的文化瑰宝谋生。即便在偏僻的欧砚台，我还是遇到了会说英语的小女孩，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将英语列为中学必修课。但我更想知道，什么时候世人提起秘鲁时，想到的不再是这已经消失的文明？

    库斯科，古往今来的交织

    离开马丘比丘，辗转回到库斯科市区，正好碰上了这里的文化节。当晚，库斯科老城放起了烟花，我也去凑了个热闹。远远地看着台上的明星们献唱当地的“最炫民族风”，颇有一种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明星演出现场的感觉。

    白天，游行活动则让这个老城跳跃起来。中心广场被穿着各色民族服饰的队伍占领，他们唱着歌，跳着舞，奏着乐，不整齐的步伐洋溢着南美洲人民自带的“不靠谱”气氛。比起库斯科差强人意的博物馆，这样生机勃勃的文化大烩菜，更让人赏心悦目且目不暇接。

    库斯科曾是印加帝国的首都，11世纪印加帝国初期，皇帝曼科卡巴克主持兴建了这座城市，13任印加王中有12任曾在此执政。鼎盛时期的印加帝国几乎覆盖了整个南美洲西部。1526年，西班牙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发现这里。7年后，皮萨罗率军入侵，设计杀害了帝国末代君主阿塔瓦尔帕，印加帝国灭亡，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穿行在库斯科的长街窄巷里，历史夹杂的厚重的呼吸扑面而来。西班牙殖民者将大多数教堂建造在原有印加神庙的地基上，他们拆掉了神庙的上半部分，将之换上教堂的尖顶。所以在这里常能看到一个建筑具有两种风格，两种文明水乳交融。好比著名的Santo Domingo教堂，还有兵器广场的库斯科大教堂。

    除了这些保留下来的看得见的文明，库斯科这片土地还藏着一些安第斯野史。在城郊外的山上，有几座没有围栏不收门票的“野寺庙”。我在一个英文不太溜的当地小哥的带领下，踏上这片在荒草中略显寂寞的石堆。这些石堆，乍一看以为只是普通石头，实际上是古时期的寺庙。在印加文明里，世界被分成了3级，并由3种动物代表，最低级的是蛇，中间的是美洲狮，最上层的是神鹰。这些看似随意的石堆里便藏着这3种标志的凿印。结合小哥的讲解，这些野石堆和阴森的山洞突然释放出一种神秘的力量。你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民对于自然的敬意与忐忑。对他们来说，任何的自然灾害都是因为对自然索取太多而遭到的报应。

    在秘鲁的宗教文化里，新年的开始由日照最短的冬至（6月下旬）算起。大型的祭祀庆典活动也会在此时开始，羊驼常会作为对大自然的献礼。只可惜，16世纪起这种庆祝活动被西班牙殖民者和天主教禁止了。如今天主教已经成为这里的主流信仰，历史学家们为了重新找回被丢失了的印加文化，只能从古陶器、古文献或安第斯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找寻线索。

    天色渐晚，望着这片寂静的石堆，幻想自己在几百几千年前看着这片景色。时光在静谧的空气中慢慢沉淀，而我，像是一位闯入这幅历史画卷中的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