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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陈忠实，1942年出生于陕西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西蒋村。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其作品《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其他代表作有《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创作感受谈》《告别白鸽》等。2016年4月29日去世。
陕西古来就有“三秦”之称，如今依然。陕北、关中、陕南依次从北往南排开：一个是大刀阔斧的黄土高原，一个是富庶怀古的平原腹地，一个是浪漫多情的“秦头楚尾”。
三方水土，分别养育出了陕西当代文坛最出名的三个人：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上世纪90年代，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先后在国内外获奖，以厚重的长篇创作，立下文坛“陕军”的威名。
1992年，路遥逝世。追悼会上，陈忠实致悼词：“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24年后，陈忠实也告别了人世。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世间已无陈忠实，天地白鹿魂永存。” 白鹿原不仅是陈忠实代表作的名字，也是确有其实的地名。在陈忠实去世后的一周，《环球人物》记者辗转于陕西各个追悼陈忠实的地点，最终来到西安东郊的白鹿原上，听白鹿书院副院长、《陈忠实传》作者邢小利追忆这位文坛之星。
车出了西安城，一路东行，地势渐渐升高。到了白鹿原上，立刻没有了古城的喧嚣和嘈杂，僻而不陋，天高地阔，空气也清新许多。邢小利接待《环球人物》记者的地方，就是陈忠实生前在白鹿书院的会客室，号称“上林春”。晚年里，他的主要会客地点，都是这个屋子。
陈忠实的旧居老屋也离此地不远。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这白鹿原上的一户普通农家。那个年代，农民的生活苦，原上的生活更苦。所谓的原，是黄土高坡上的一种独特地形，地势如山高，但又不像山那样有棱有峰有石头，而是缓和的土坡和平顶。即便种上庄稼，也灌溉不易，只能靠天吃饭。许多年后，陈忠实还清楚地记得，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他家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下，他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他的手里，说：“你明日早起去上学，和你哥合用一只砚台。”
陈忠实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早年陈家孩子的求学，全赖父亲陈广禄种树、卖树。农村实行合作化之后，土地集体所有。父亲没法种树了，只能先供即将中学毕业的大儿子，期望他考上由国家提供学费的师范或技校，待家里负担轻点再供小儿子，于是陈忠实刚上初一便休学了一年。父亲的那些树在这个农家孩子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晚年时他最喜欢写的东西，也是树。
“陈忠实一直认为，他走上文学道路，两位作家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赵树理，一个是柳青。前者让他喜欢上了文学，后者很长时间都是他创作学习的榜样。”邢小利在《陈忠实传》里写道。1957年，陈忠实读初二，课本里有一篇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学了之后，他先是惊讶：这些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尤其是农村人的语言，居然还能写进文章，还能进中学课本？然后想到：这些人和事，这些人说的这些话，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我也能编这样的故事，能写这样的小说。
这个想法不久就在作文课上成真。他写下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故事来自村里的真人真事，描述了农村合作化时因果园归公而引起的一场风波。
赵树理是隔着一条黄河的山西人，文学路上的第二位引路人柳青则离陈忠实更近一些。他是陕北榆林人，后来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专心写农村题材。皇甫村与陈忠实的家乡西蒋村相隔六七十里路。1959年，柳青的《创业史》（当时叫《稻地风波》）在《延河》杂志上连载时，陈忠实充满了期待。他把每周的伙食钱省下来，只吃白开水泡馍，攒钱买《延河》。初中毕业时，他与同学合影留念，手里拿着的，就是刊有《创业史》的《延河》。
陈忠实的高中三年，也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毕业那年，班上“剃了光头”，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回乡的陈忠实当了民办教师，心中只剩下文学这一个梦。他下决心要自学写作，争取4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发表之日，就算“大学毕业”了。破房子、煤油灯，每天看书、练笔到深夜。他对任何人，包括父亲都绝口不提。父亲问他整夜整夜钻在屋子里“成啥精哩”（陕西方言，捣鼓什么的意思）？他回答说：“谝闲传（谝读piǎn，整句意为闲聊）。”在每一个新的记事本上，他都在开篇处写上一句话：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陈忠实自己认定的处女作是《夜过流沙河》，发表在1965年3月8日的《西安晚报》上，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从写作到发表，用他的说法是：“历经4年，两次修改，一次重写，5次投寄，始得发表。”其实，“初中时，16岁的陈忠实就在报纸上发表过作品。那是一首诗，名为《钢、粮颂》，应该是他正儿八经发表的处女作。”邢小利说。
那一时期的作品，包括后来发表的快板书《一笔冤枉债》、诗作《巧手把春造》、散文《迎春曲》等都带着浓浓的时代烙印，激昂而乐观，对现实一片颂扬。多年后，在和邢小利、作家雷电一起去北京的火车上，陈忠实曾说：“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样子，当时谁都不觉得那是不正常的。‘文革’中人都疯了，我也疯了。”
1967年的一个春天，陈忠实从乡下进西安城，为学校养的几头猪买饲料。在街上，他突然看到自己崇拜的作家柳青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押在卡车上游街。当时心里非常惊恐：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被打倒了，自己这个爱好文学刚刚起步的人还能弄啥，还想弄啥？此后数年，他都没有碰过文学。
“文革”后期，情况渐渐好转，陈忠实在《西安日报》编辑张月赓的邀约下重新开始了写作。身为业余作家的陈忠实，渐渐走出了一条文学路。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我的精神自传》中曾回忆说，“文革”后期他在贵州，常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年轻朋友谈论文学，交流思想，当时特别引起他们注意的有3个作家，其中一个便是陈忠实。
1978年春天，陈忠实读到两篇小说，一篇是莫伸的《窗口》，一篇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他感到：文学创作可以当事业来干的时候终于到来了，便提出申请到文化馆上班。办公室又破又旧，墙上还留着“文革”口号。陈忠实用旧报纸把墙壁一糊，满屋都散发着油墨味，他的感觉是书香四溢。
他很快写出了出色的作品。短篇小说《信任》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7月，40岁的陈忠实结集出版了平生第一本书也是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乡村》，并加入作协。“40岁以前，他的写作，都是以业余身份进行。”邢小利评价道。
陈忠实喜欢借用柳青说过的一句话：“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他认为创作要“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不务虚名，更不能投机取巧。谁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宝葫芦’，洋洋自得，不可一世，那么文学生命就可能是短暂的。”陈忠实用他的40年给出了现实的注解。
用一股“豪狠”劲写《白鹿原》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垫头物。加入作协、成了专职作家的陈忠实，最担心的就是他写不出一部作品来当“枕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文化寻根”的热潮。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都将目光投注于一方水土，让笔尖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内陆中心的陕西，尤其关中又处于中心的中心，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近代的兴衰起落，触发了陈忠实的思索与探究。他在西安周边的几个县查阅县志、文史资料，与乡人聊天，查访民间奇闻野史。
1987年8月，与《长安报》编辑、记者李东济闲聊时，他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了创作《白鹿原》的消息：“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
李东济后来用“豪狠”来概括陈忠实的气性，“因为他写《白鹿原》，使的就是一股‘豪狠’劲”。
那些年，陈忠实一直待在白鹿原上的老家。妻子在西安照顾一家老小，他一人在村里，吃饭只能靠从城里背馍。西安陈忠实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权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陈忠实这一生，年少时是为读书，把馍馍从乡下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馍从城里往乡下背。”
1988年4月1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他的整个心理感觉已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写作的那4年，陈忠实身在老家的白鹿原，心在笔下的白鹿原，穿行于清末、革命、抗日、内战。1992年1月29日，写到1949年。书中的白鹿原解放了，陈忠实自己也解放了。
《白鹿原》快写完时，妻子来给他送蒸馍和擀好的面条，送妻子出小院时，他告诉妻子这些面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不了咋办？”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
手稿交给出版社的同时，陈忠实也复印了一份送给陕西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10多天都没消息，陈忠实内心忐忑地进城。李星正买菜回来，见了陈忠实啥也不说，就说到屋里谈，陈忠实被吓着了，从一楼到五楼，一进书房，李星猛然回身，像吼秦腔般说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当时李星还有3个预言：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一一应验。
创作之初，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蒙万夫就曾提醒陈忠实：长篇小说如果没有好的结构，就像剔了骨头的肉一样，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来是一摊子。陈忠实深以为然，在结构上用尽了心思，多线索交叉并进，故事里套故事。《白鹿原》展示的是中国2000多年皇权社会崩溃、新的社会秩序将建未建的大背景下，农村的图景和农民的命运，成功塑造了白嘉轩、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田小娥、白灵等人物形象。“总的来说，人物分父辈与子辈，父辈传统，子辈多叛逆，‘守’与‘变’中，展示了一个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轨迹和心理形成。”正如小说开篇处陈忠实引用的巴尔扎克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在邢小利看来，《白鹿原》能历经24年不衰，就是故事里的“仁”“义”二字。千古文人侠客梦，“他所描写的这个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有‘仁义村’之称。那些仁义古风，是陈忠实这类耕读之家走出来的人的理想，也是这方水土里千百年来最深厚积淀的美德。这才是《白鹿原》的灵魂。”邢小利说。
十年无言还无言
如今的白鹿原上，空有房门紧锁的陈忠实故居和清幽空荡的白鹿书院。
白鹿书院是陈忠实晚年的一个心愿。2002年，他和几位学者讨论问题时，有人提议可以在白鹿原上创建一个书院。2005年，白鹿书院成立，用创办当天陈忠实的话说：“白鹿最终回到了白鹿原上。”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白鹿原》中的人物大都是虚构的，但唯有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是有生活原型的，就是清末举人牛兆濂。白鹿书院也有真实依托，就是牛兆濂当时主持的蓝田县芸阁学舍。
“其实从书院的历史来讲，西安本身就是书院的发源地。”书院的思想渊源是儒家，宋代时，陕西关中出了著名思想家张载。他的名言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通经致用”“躬行礼教”的关学思想对陈忠实影响颇深。“以我的观察和了解，我发现他不谈鬼神，不涉佛、道，他也没有多么深入地去学习儒家的典籍。我觉得就是这千百年积淀的关学、怀古之心在影响着他的创作。”邢小利说。
1996年，陈忠实在清明时写了一首故乡诗：“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当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主席。但他很快厌倦了城市里的喧嚣和龌龊，复归田园，乐于为乡党写对联、当执事先生。即便老年后为生活之便待在城里，也蛰居寓所，很少再露面。晚年他所写的文章里，最后署的地点不是雍村（省作协所在地），就是二府庄（石油大学寓所），他来自乡野，魂也在乡野。
“他是一个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之人，当然，也是一个不汲汲于权力之人，但也不是一个甘于淡泊、不在乎功利的人。他曾说，他从不言淡泊。他认为，文坛就是一个名利场。他只是赞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当权，得之有道。他不屑于蝇营狗苟。”邢小利对他的评价看似矛盾，却是妥帖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士大夫，也不是现代的知识分子。”八百里秦川上，有一种代代相传的老腔，既不是传统秦腔戏，也不同于现代摇滚，古朴悲壮，粗犷豪放，白鹿原上的陈忠实，就是那一笔老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