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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小说家、编剧。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1981年考入军校，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风语》等。
麦家的两个身份，都和书有关。他写书——著有《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小说，凭借《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被国际权威期刊《经济学人》评为“2014全球十大小说”，并被翻译成33种语言畅销海外；他读书——不但将书视作生活主题，亲手打造了公益书店理想谷，还自任谷主，免费接待每一位前来读书的朋友。
这样一个人，即便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正襟危坐，也不忘自我调侃：“我也只能聊聊书。”
整个青春，半部人生
世界读书日的前几天，麦家从杭州飞赴北京，与贾平凹、徐则臣、沈煜伦、张皓宸等新老作家一起，出席“第十届网络书香节文化论坛”。像任何一次出行一样，麦家的衣服可以现买、吃饭可以凑合，唯独身份证和书，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飞机上若不带一本书，好几个小时，就那样干坐着发呆？多无聊！”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很难想象那样的自己。
这次来北京两天时间，他随身带了一本施林克的《夏日谎言》。“前段时间去德国，有朋友告诉我，《夏日谎言》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我读过施林克的《朗读者》，很喜欢，对这个作家充满了期待，回国后赶紧买了一本。”
几个小时航班坐下来，书读了近1/3，麦家心里却有点怅然若失：“我觉得《朗读者》带着对二战、纳粹很沉重的反思，切入角度刁钻，文笔也好。相比之下，《夏日谎言》轻不少，只是讲了一段比较文艺的感情邂逅。”可再一琢磨，他又释然了：“这也很正常，我们总不能指望每位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是鸿篇巨著。可能《朗读者》偏交响乐一些，而这部《夏日谎言》偏轻音乐一些。”
“您的《解密》更偏重哪一种音乐风格？”《环球人物》记者被这样一种比喻所吸引，忍不住发问。麦家明显一愣，沉思片刻后开口：“应该还是偏古典一些吧。”
《解密》是麦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出版于2002年。小说主人公容金珍是一个身世离奇的数学奇才，投身于密码破译工作，为国屡建功勋。“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破译家的职业生涯，真正想探讨的却是他的内心秘密，世界上最难破译的密码就是人心。我想在这个故事里装进很多东西：一个天才成长、毁灭的过程，以及这百余年间中国都经历了些什么。”在经历了11年写作、17次退稿后，《解密》对麦家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部作品那么简单，而是他的磨刀石，他的“整个青春，半部人生”。
《解密》的故事脱生于麦家的真实人生。1981年8月，他考入解放军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两年后毕业，顺理成章地进入一家情报保密单位工作。对着一个陌生人宣誓“无论何时何地保守秘密比你生命更重要”，只能跟师傅等极少数人来往，连隔壁的办公室也不能去，这样的生活让他异常兴奋。可刚要提笔将这种神秘感化为文字，他就被调离，不得不和这个神秘部门、这群神秘的人挥手道别。
“我小时候到河边抓鱼，如果有一条鱼在装进网兜前一刻逃走，那么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都会想它。这群人就像那条从我指缝中溜走的大鱼，我本来就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辈子，却阴错阳差地离开了他们。短短8个月，我来不及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因为不了解，我会不停地想、不停地揣摩，他们是怎样一群人，曾经干过什么，现在正在干什么……一个人、一群人，如果经常被一个作家惦念，他们就很可能成为他笔下的人物。”若干年后，这个单位的一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幻化成麦家笔下的传奇。
将世界性主题带进中国文学
也许是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经验不足，也许是积累的素材太多，什么都想要，《解密》写到最后，汪洋恣肆，却也十分庞杂。麦家咔嚓咔嚓将那些细枝末节剪掉，再一看，发现里面不少人物片段、情节设置还挺精彩的。于是，他在近80万字的“废品”中挑挑拣拣，用一种“档案柜”的结构将其中的精华组合起来——分开看，每一部分都能单独成立，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这样创作出来的《暗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解密》的姐妹篇。
麦家的另一部代表作《风声》则是经典的密室小说，即将环境彻底封闭起来，再在其中腾挪、伸展出一个故事。在他看来，中国的小说此前一直以文学性见长，讲求模糊性、写意性，不太注重逻辑和情节的勾连，而自己沿袭了西方类型小说的写法，用故事结构小说。
因为这样的情节、这样的写法，莫言说麦家是中国类型小说的“拓荒者”，李敬泽则认为他的作品既是日用品，也是奢侈品，有力拓展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将一切世界性的主题带进中国文学。麦家也毫不讳言自己的价值，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以前，中国文学的底盘特别小，写的内容不是农村就是言情，比较单一。我笔下的故事、人物则在其中杀出了一条生僻之路，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形态，拓宽了中国小说的写作领域。”
2014年，在出版12年后，《解密》被国际出版界发现。当年3月，英国、美国同时推出两个英语版本的《解密》，《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卫报》纷纷发表大篇幅书评。入秋，西班牙语《解密》出版，麦家出访西班牙语诸国，共接受了107家西语媒体的采访……凭借着那种与过往中国小说“与众不同”的气质，《解密》成为国际出版界的宠儿。
曾经不敢想的事情，忽地就闯进了现实，这让麦家觉得受宠若惊，却又似乎在情理之中：“西方对中国的不公，很大程度来自长期不了解而产生的误会、冲突。直到今天，西方人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傲慢和偏见还让人沮丧、愤怒。至少现阶段，除了文学，我们很难有其他方式让他们客观、公正地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高中之前只读过一本小说
海明威说，辛酸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历练。每每想到这句话，麦家的脑海中总会出现无数的惊叹号。
在他记忆中，羞愧感和犯罪感一直是童年的关键词：父亲是反革命右派，经常被游行批斗；爷爷是基督徒，属于“魔鬼”的范畴。他被这两顶“黑帽子”压得直不起腰，每天放学就赶紧逃回家；在学校也远远躲开游戏的同学，埋头将自己交给日记本。
对于书的渴望，从那个时候点燃。因为出生在农村，麦家从小几乎没看过什么课外书。12岁那年，他跟着父亲到亲戚家串门，无意间在灶房发现一本用来引火的《林海雪原》。“幸亏他们是从后面开始撕的！”麦家满心庆幸，一下子就读了进去，并鼓起勇气向亲戚要来这本书。“这是我高中以前读过的唯一一本小说，我一遍又一遍看了整整两个学期，到最后，书里的人物、时间、地点、情节我全能背下来。”
1986年，在写了好几年小说后，麦家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地写小说。”这个发现给了他极大的力量。他于是重新回到一个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写出一篇近两万字的小说，几经退稿、修改，最终以《变调》为题，发表在1988年第一期《昆仑》杂志上。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
第二年，麦家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4年后，因为迷恋西藏的创作氛围，他主动申请到西藏武警水电部队工作。在西藏的3年中，麦家迷上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用一年时间反复阅读他的短篇小说集《沙之书》。那之后，他离开军营，进入写作高峰期。
写作和读书，自此成了麦家生活中两个绝对的主题。只要有空闲时间，他一定是在看书；晚上会早早上床看书，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夜里两三点醒来也是如此，独自一人点亮台灯，看到窗外天际微亮也浑然不觉。
纯粹的阅读是可以引导的
麦家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开一家纯粹的书店，为那些爱读书、爱写作的人们建造一个温暖的“家”。但这个“家”应该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布置、怎么维护？他一时难以描摹出清晰的图景。
2009年的一次巴黎之行，塞纳河边的莎士比亚书店让麦家眼前一亮。“它像一个图书馆，又是一个文人集散地，很多人聚集到那里读书，还有不少身无分文的人在那里寄宿、创作……”这种自由、纯粹的读书氛围深深吸引了麦家，他知道，这就是自己一直想要开的书店。至于名字，他叫它理想谷。
2016年4月17日，《环球人物》记者来到位于杭州市西溪创意产业园的理想谷。上午9点半，理想谷还没开门，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看书的人。一个90后男生自来熟地和旁人说起自己清晨6点就冒雨从宁波出发，专程赶来理想谷看书却到早了的“遭遇”，引来在场的爱书之人一阵善意的笑声。
为保持书店的安静和整洁，整个理想谷都铺上了地毯。穿着拖鞋步入其中，鸟语花香伴着淡淡的油墨味道，一眼望去，深咖色书架包裹着理想谷，近万册图书如《卢梭全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芬尼根的守灵夜》《钱锺书集》静静地排列，让人瞬间远离了尘世的喧嚣。
“这些书都是麦老师亲自挑选的，而且都是我们真金白银买来的，花了四五十万元，”麦家的助理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麦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也觉得自己能承担这样的支出，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是对作者的尊重。”
越来越忙的麦家，在这个充溢书香的地方，总能变回那个很多年前沉迷读书的孩子。他会坐在自己的房间写作，偶尔累了，走到一墙之隔的书吧，或者穿上大大的工装，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修剪枝叶。那些爱书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聚到理想谷，在谷里免费看书，就连茶水、咖啡也是免费的。不过，为了让大家真正静下心来，这里并不提供WiFi。
正值周末，百十来人将理想谷挤得满满当当，连露天小院里装饰用的木桩子上都坐了人。少了网络的侵扰，人就格外容易沉浸在文字的美妙之中。一本书看完，不知不觉已是下午5点，正要离去，谷里突然停电。落雨的天气，书吧的光线变得很暗，原本以为大家会接连告辞，没想到有人打开手机自带的手电功能继续看书，其他读者纷纷效仿，整个理想谷在那一瞬间仿佛变身浪漫的电影院。
“麦老师一直觉得，这种纯粹的阅读氛围、阅读习惯是可以引导出来的。”理想谷创办人之一闫颜看着安静的理想谷，满心感慨，“你能想象吗？当初凭着一腔热血办理想谷，身边的好多朋友都觉得我们是在自找麻烦。头一年，来的人特别少，理想谷好像随时会夭折。直到有一天，我清早推开大门，看到留言板上第一次出现了一张纸条，‘这地方真好，真像回了家’。我心里一阵激动，就像多了个亲人！”
对麦家来说，经营这样一家开销不菲的公益书店，也有点“私心”： “我现在的生活其实很单调，甚至很孤独，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这个书店也算是我接触社会、交朋友的一个途径。而且每个文学青年刚开始写作时都很孤独、很艰辛，写出来的东西不知好坏，也不知要投到哪里。我自己是这么过来的，在如今所谓‘功成名就’的时候，就希望能帮帮别人。”他在谷里专门腾出两间房，不定期筛选优秀的写作者到谷里写作，还提供两个月免费吃住。
读书写书、自由自在，这样一种“回家”的状态，成了理想谷最贴切的写照。
书读得多了，见识自然广了
《环球人物》：是否经常有人请您推荐阅读书目？
麦家：我其实不太赞成让别人推荐书。每个人对于书的感受各不相同。这本书是我的良药，却可能是你的毒药。比如我自己，最初接触文学创作时，有人向我推荐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怎么也读不进去，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却非常喜欢。所以，如果你真正爱书，就不要让别人给你推荐书，也不要因为是别人推荐的就硬着头皮也要读完，而应该尽可能多读多看，通过广泛阅读发现“知己”，然后将它放在床头、案头，反复读、反复看。
《环球人物》：现阶段，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麦家：我前几年看文学作品比较多，目前正在看的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和石景迁的书。他们从外国人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和我之前看到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阅读、分析、研究完全不同，蛮有意思的。有时候，多一种视角，就能让你多长一点见识。
《环球人物》：这些阅读最终会以某种形式投射到您的作品中？
麦家：读书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书只要读了，肯定会对你产生影响。就好像吃饭，有的饭菜吃下去，当天就产生能量，帮你增强体力，有的则是为你的肝脏、心脏提供一种长期的保护，作用并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写作和阅读就是左右手的关系，不可分割，但不能指望今天读的某本书一定会给自己的写作带来某种意义，这不现实。
《环球人物》：但现代人读书的功利性很强，很多人希望能读一些“能为我所用”的书。
麦家：这两年我接触了国内国外不少年轻人，他们的阅读量其实并不少，甚至超过我，但他们更多的是娱乐化、碎片化的阅读，是浅阅读。我并不反对浅阅读，只是觉得浅阅读就像聊天，不滋润人，却消磨人。一味用浅阅读代替深阅读，这种方式是畸形的，总有一天会把人消磨殆尽。毕竟，深阅读是带动人思考的最好的途径。
《环球人物》：为什么浅阅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麦家：因为这个时代浮躁、喧嚣，也因为科技的发展为这种阅读提供了便利。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魅力和特点，习惯深阅读也许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习惯，我们的担心也可能只是杞人忧天。
《环球人物》：您提到科技影响，对您来说，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存在本质区别吗？
麦家：阅读方式的不同是次要的，关键是阅读的内容。我觉得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人通过电子的方式完成阅读，但纸质书不会消亡。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缺少把关环节，电子阅读时获得不良内容的几率会更大，阅读陷阱会更多，一旦踩到难免伤害自己。
《环球人物》：您如何看待阅读和写作的关系？
麦家：写作是从阅读开始的，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准备、最好的老师。一个人的欣赏力和创造力是成正比的，不会阅读的人肯定不会写作。
《环球人物》：套用这个逻辑，一个人的阅读能力和生活能力也是成正比的吗？
麦家：当然。人与人之间，到最后比的就是见识。这种见识从哪里来？一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吃一堑长一智慢慢积累，一是通过阅读便捷、快速地获得。通过阅读，你可以将别人的经验嫁接到自己身上。书读得多了，见识自然就广了。
记者手记
麦家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
初见，容易被他一脸的无所谓唬住，但只要聊开了，他就会卸下满身的防御。这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表达时常坦率得让人心惊。
他会说，“一个作家应该和世俗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持一种神秘感”；他会说，“和记者打交道，久而久之会滋长一个人的虚荣心，而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学会剥离自己的虚荣心”；他会说，“知名度这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会扼杀作家写作的激情和创造力，让人变得瞻前顾后”；他会说，“在同一题材上，我已经无法自我突破了，再写下去只会自我重复，但我又不甘心”……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多么生动的表情，甚至连目光都是散射的，但你能判断出他走心了。
他并不讳言转型的艰难。“我想写一本小说，探讨当代人的感情。这二三十年来，随着物质的繁荣、经济的崛起，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变了，变成了以财富论成功，唯成功论英雄。在这种标准之下，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感情，只剩下欲望和物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它的症结在哪里？该如何解决？”顺着这个思路写了很久，却总是不甚满意，因为太在意身后那些期待的目光，修改起来又总感觉弄巧成拙。“挺难的。不过，人的成长和自我突破，都需要一个过程吧。也许在适当的时机，它顺其自然就实现了呢。”
平静的面容之下，那种决心跃跃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