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难忘的那些战略对话”

    人物简介:戴秉国，生于1941年，贵州印江人，196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等职。2008年任国务委员，2013年3月退休。

    戴秉国常笑。见面、告别、采访时谈到趣事，他都不吝惜自己的笑容。笑意从嘴角爬上眼角，顿时让人多了几分亲切感，少了许多紧张和客套。《环球人物》记者提问时，他听得认真，回答时字斟句酌，同时也很坦率。

    这一直是戴秉国的交谈风格：创造良好的氛围，真诚地与对方交流。自2003年至2013年，他率中方工作团队同美、俄、日、印、法、英等大国及欧盟等组织进行战略对话，触及诸多敏感问题。这10年的一些经历，被记录在他的新书《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中。

    戴秉国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本书记录了我难忘的那些战略对话。通过这本书，我想告诉中外读者，当今世界和中国正发生巨大、深刻的变化，中国只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一定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而世界各国也应该放心、安心地同中国打交道，共同推动建设更加和平、安宁、公正、繁荣的世界。”

    谈战略对话：“要把孩子的照片放在案头”

    当初，中国为什么要启动战略对话？对《环球人物》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戴秉国自然很熟悉，但语调仍十分郑重。“冷战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关注。他们关注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关注怎样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如何积极影响外部世界特别是大国的‘世界观’‘中国观’，从源头上影响他们的对华政策，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我们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胸怀全局、审时度势，适时做出了同大国开展战略对话的重大决策，力求通过推心置腹的战略沟通和思想交流，探讨如何正确认识世界的变化和彼此的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了这个决策，才有了这十年的战略对话和沟通。”

    这些对话，产生了许多重大成果，也留下了不少温情时刻。戴秉国给《环球人物》记者讲了个有趣的故事。2009年7月27日至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他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进行了5场会谈。在一次宴会中，他掏出自己刚满月的小孙女的照片给希拉里看。“我考虑到她是位母亲，一定对小孩子的事很在意。果然，她一看到照片就很动感情。我对她说，我们要把孩子的照片放在案头，时时提醒我们，为了给他们创造一个繁荣幸福的未来，让他们生活在和平的阳光下，我们有责任搞好中美关系。她很赞成，频频点头。”在闭幕式上，希拉里专门讲起这个事，很感慨：“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在那次对话中，美方明确提出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战略对话不是万能的，却必不可少。它增进了我们与对话方的战略互信，也推动了重大外交难点问题的解决。”戴秉国说，“中国能够赢得一个总体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发展自己，能够稳步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同战略对话的有效进行是分不开的。应该说，战略对话功不可没。”

    谈俄罗斯：“我这一代人是在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戴秉国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的外交生涯“从中苏关系开始，以中俄关系结束”。1959年，他被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录取，“记得那是第三志愿，稀里糊涂就填了”。大学时，他养成了阅读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习惯，《四川日报》的文艺版和国际版也每期都看。毕业后，他在学校推荐下考上外交学院研究生班，自此踏上外交道路。

    在戴秉国的外交生涯中，很长时间从事的是对苏联的外交工作。他回忆：“我这一代人是在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学时，学校常组织学生宣传中苏友好，大家都向往苏联人民“有酒、有肉、有电灯电话、有拖拉机”的好日子。但到他读大学时，中苏关系已有变化，“外语系本来是由苏联专家授课的，但当我们进学校时，苏联专家都离开了”。1966年，他正式进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更感受到了中苏关系的阴晴冷暖。这个司是外交部最早建立的一个司，他从科员做到司长，其间大多处于中苏关系冰冻期，俄语干部不得不坐“冷板凳”。但恰恰在这一时期，他和同事们得以静下心来，编纂中苏关系档案资料。这套资料上呈中央领导同志参阅，对戴秉国后来的对俄外交工作也提供很多启示。至今，他还留存着一份苏联处同事们手抄的中苏关系大事记。

    《环球人物》记者问：“您怎么看当今的俄罗斯和中俄关系？”戴秉国强调：“俄罗斯是很重要的国家，仍是世界几大力量之一，世界许多事情的解决都要靠中美俄这三大力量。它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独立自主决定内外政策的大国之一，有着巨大战略承受力。当前它面临一些暂时困难，但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光明。”

    2013年3月16日，戴秉国退休。3月22日，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他去机场送行。回顾中俄关系，戴秉国说：“中国现在同俄罗斯的关系很好，叫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要同俄方一起，把已经很好的中俄关系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好上加好。”话锋一转，他说：“当然，我们也要同美方一道继续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西方有人说，中俄是谋求联合对抗美国，这不是我们的政策。中方也乐见俄美改善和发展关系。最近我跟基辛格讲，如果中美、中俄、美俄关系都好，世界上的事就会好办一点。他也是这个想法。”

    谈中美关系：“中国可能是美国最管用的合作伙伴”

    戴秉国对中美关系用了“最重要、最复杂、对世界牵动和影响最大、最需要下功夫去处理”来形容。

    2003年3月，戴秉国从中联部调回外交部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部长。当时，台湾地区即将举行领导人选举，陈水扁为拉抬选情，提出要在选举同时举行“公投”。戴秉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访美、德、法、日、俄五国，说明台海形势的严重性，美国是第一站。出发前夕，他独自坐在外交部办公室里琢磨“去后该怎么谈”。“我想啊，事物是发展着的，现有的几句老套话只是些原则性的东西，如果落实到具体会谈上，哪怕提出两三句紧跟形势发展的新词，那么对话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他与美国政要、知名学者等举行了11场会谈，首次提出了“阻断‘台独’的道路”。他解释：“这句话总体上与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能促使美国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作为双方讨论的焦点明确下来。”结束访问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等都做了积极的公开表态。

    戴秉国也曾多次主持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这个对话机制为中美双方增进战略互信、促进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采访中，戴秉国提到“中国可能是美国最管用的合作伙伴”，记者对这个说法颇感新鲜，请他进一步阐述，他谦虚地说：“我对此没有系统思考，就说点感想。比如从经济上讲，中国这个伙伴谁能取代？我们同美国去年达到了近5600亿美元的贸易额，这是很大、很高水平的。美国金融危机殃及全世界，而中国保持了经济发展，这也是在帮他们的忙。还有我们3亿左右的中产阶层会变成5亿、7亿甚至10亿，那时市场会变得多大啊！美国最在乎实际利益，在这个方面恐怕没有任何国家能取代中国。”

    戴秉国说，中美两个地处东西半球的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大国能达到今天这样的交流状态，“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两国合作几乎“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无所不包”。比如，美国要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就要与中国合作，还有一些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离开中国也不行。“中美合作能干成许多大事，干成许多看起来干不成的事。当然，中美两家始终需要相互尊重。”

    在书中，戴秉国写道：“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或者说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是中美能不能打破传统，跳出新老大国必有冲突的怪圈，走出一条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和平相处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它的世界意义和影响绝不亚于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他向《环球人物》记者再次强调了这条道路的重要性。“坦率地讲，这不是双方愿不愿意、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要想世界将来比较安宁和平，没有新的、大的战争，必须走这条路。中美两国同在‘地球村’，一个住在‘村东头’，一个住在‘村西头’，是两个‘大户人家’，‘村民’都在看着我们，都希望这两家和睦相处，否则大家都不得安宁。”

    对美国有人质疑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戴秉国分析：“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新生事物，有人质疑是自然的。相信时间和历史会告诉他们，这条路是正确的。重要的是，美国官方的立场没有改变。”

    谈世界未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今天的世界还有出现新冷战的可能吗？当《环球人物》记者提出这个问题, 戴秉国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想，要把世界拉回冷战时代，也没那么容易。”他说，不可否认，尽管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但结盟对抗、零和博弈等冷战思维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身子进入了21世纪，但脑袋还在20世纪。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一切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应当警惕和抵制试图重新挑起冷战的言行。”他告诉记者，“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国唯有同舟共济而不是同舟共‘挤’，同舟共渡而不是同舟共‘斗’，才有出路。”

    对世界形势和世界未来走向，戴秉国说：“由于种种原因，当今世界仍不太平，有一些小的战争，大国竞争也很激烈，但世界在进步，要和平、求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比如：70年没打世界大战了，现在还看不到谁准备挑起新的大战；一大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崛起；伊朗核问题通过和平对话得到解决，开辟了用和平方式解决类似问题的先河；国际治理体系和秩序也逐渐得到改进和完善，出现了APEC、亚投行等新事物。”

    作为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资深外交官，戴秉国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有着深刻理解。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讲的。苏联垮台后，许多外国朋友希望我们扛起旗来。邓小平同志很清醒，说不能当这个头。他曾经讲，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不把发展搞上去，怎么站得住脚啊？！”

    有人把“韬光养晦”说成阴谋诡计，也有人说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戴秉国都不赞同。“‘韬光养晦’是光明正大的，本质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不结盟、不扩张、不称霸，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坚持搞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这些都是‘韬光养晦’思想的体现。习近平主席一直讲，我们不称霸，不是国强必霸。我想，这些精神，我们会长期坚持下去。”

    至于“有所作为”，戴秉国说，中国外交一直都在践行这个思想。“中国为亚洲和世界做了很多好事、善事，比如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第一、推动建立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我们也始终没有忘记第三世界的穷哥们儿，希望大家都逐渐过上好日子。习近平主席说了，我们要扩大朋友圈。光我们好不行，大家都好，世界才平安。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对全人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采访临近尾声时，戴秉国寄语外交工作者：“我们的外交人员要热爱外交事业，忠于国家，甘于奉献；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国家和世界；要有责任心，努力学习和掌握同外部世界进行战略沟通的艺术。我相信中国外交的未来会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