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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严力，诗人、画家、作家。1954年生于北京。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1979年开始绘画创作。1985年留学美国。后来在纽约创办《一行》诗歌艺术季刊，并开始写小说。现定居纽约和上海。
采访严力那天，是记者和他一周内的第三次见面——初见于《环球人物》创刊10周年的诗歌朗诵会，又约见于画家张伟的个展，然后才是对谈式的采访。他的故事很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经历了太多。”上世纪70年代，他是“今天”诗社与“星星画会”的成员，属于闭塞年代文艺圈里最先锋的那批人；80年代自费留学纽约，在异国他乡潇洒着、叛逆着；90年代开始，往返于大洋两岸之间，在中国待半年，在美国待半年。
当年与他一起叱咤诗坛的人，有的成了国际大腕，有的成了学院派，有的干脆放弃了诗歌，严力则一直在坚持写诗、作画，还间或写小说、搞摄影。“我一直没心没肺，什么都不想，就搞点创作。没想到也就这么活过来了”。
“摸着石头”画画
2016年，严力收获不小，他的诗选《体内的月亮》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他时隔21年后再次推出诗集。
诗歌就像是严力打开这个世界的第一把钥匙。“1968年年底，一个朋友给我看一首手抄的诗，是郭路生（笔名：食指）的《相信未来》，我特别受震动。‘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穷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那种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文革’中的政治宣传作品太不一样了”。
两年之后，严力16岁，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第二机床厂。他先是认识了芒克，又陆续认识了多多、根子等人。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的转型给了年轻人一种激荡人生的动力。有志之士读的谈的，都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萨特。严力他们都不是物质化的人，也没有钱，就在精神的思考与随意的生活方式中，过着炫如夏花般灿烂的日子，每天写诗、画画，探索思想潮流，创作现代艺术。
1979年，严力“卖”出了第一张画。“买主是一个法国女人，叫安娜。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画能不能卖，应该卖什么价钱，卖给外国人会不会违法。有朋友就出主意，还是别要钱了，最好和她换个什么东西，就当是礼品，互相赠予。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就给安娜说换个照相机吧。结果她第二天就坐火车去广东，然后到香港买了一台照相机，回到北京送给我”。再后来，才敢收外汇券。严力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工资标准是一个月40元，而他们这批画家卖给外国人的画，一般在200—500元外汇券。
那个年代的一切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严力想办个展，朋友帮他联系了上海的场地，但必须要单位出证明或者专家发邀请函。这时候，画坛前辈颜文樑帮了大忙。颜老先生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留法学绘画，也是首位获得国际性绘画大奖的中国画家。中国美术教育体系最早用的500多尊石膏，就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颜老先生为严力发了邀请，1984年，严力个展在上海人民公园展览厅举行。当时陆俨少、应野平、李咏森等老画家都来声援。严力在画展角落放了几个意见本，展出18天，7本被写满，很多人说看不懂，但更多的人写的是“颜色太漂亮了”等支持的话语。
叼着自己的影子出去了
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的生活，对严力来说，是肆意挥洒的。音乐家、作家刘索拉写道：“由于北京年轻艺术男女的朋友圈，我才认识了跳起迪斯科就停不下来的严力。那时候他在舞场上属于聚光，尤其是和他当时的女友在一起跳伦巴舞，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
但实际上，北京的日子再快活，也抵不过外边世界对严力的吸引力。1981年，他就写下了诗句：我希望旅游全世界。1986年，他启程了，就如他自己在一首诗歌里所写：“我就叼着自己的影子/ 从阳光里/ 灯光里/ 甚至迷人的月光里/ 出去了”。
“我办的是自费留学。去的时候，身上有一些卖画的钱。但那个年代，再有钱的中国人，到了美国，也就能维持一段日子。”那时严力压根不考虑生计，刚到纽约，他就开心地和朋友跑到世贸大厦下面，赤身裸体拍了一张照片——对严力而言，那真是不疯魔不成活的时期。
落脚的地方是纽约东村9街。那是纽约一片艺术的土地，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卫艺术家、叛逆者，也是中国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比严力晚来一年的张伟，就住在11街。“有段日子，我们热闹极了，好像在北京的圈子都搬到了纽约，大家每天‘勾结’在一起，什么正事都不干，就是聊艺术”。这个圈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后来大家陆续回国后，严力一度非常寂寞。
“到了国外以后，最大的变化其实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怎么看待自己。几乎所有艺术家，刚走出国门之后都会尝试一些新风格，因为眼界打开了，看到能作画的材料原来有那么多。可其实西方能有那样的作品是因为有那样的教育和文化积淀，我们没有。所以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心底没有共鸣”。
严力则属于幸运者。在美国，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卖画。1986年刚去纽约，一个中国画家集体巡回展就在市府画廊、纽约凡萨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纽约时报》当时做了报道，唯一选的配图就是严力的画作照片。于是，他的画在展出前，就被预订了。后来陆续又有几次展览，严力每次都能卖出几张画作。“那时我的生活费用很低，也没成家，也不上学。每天能写诗、画画就够了”。
有记者曾描述过他那时的生活：严力喜欢空白和简洁，他在美国的家或许没有床，有垫子， 四面墙上挂着旧唱片做的装置。他提一个箱子坐飞机去，那是全部家当，于是屋里就剩书和杂志堆在角落。人们对他说，你不该这样，你每年卖画收益四五万美元，怎么看起来一无所有？怎么有些像那精神病梵高？
除了画，还有诗，跟着他一路从中国到美国。
当时，严力所有的收入都分成了两块，一是用来买唱片做装置艺术，二是创办《一行》诗歌艺术季刊。“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很了解诗歌没有地方发表的苦闷。后来去了纽约，周围的华人很多，也想办这么一个平台让民间的诗人们发表作品”。
缺少经费，严力就想了一个办法，《一行》成立大会时，大概有四五十个人。“我就对这些人说：今后每3个月，每人都拿出一天的工资，充当印刷费用。而印刷厂的老板也是一位华人，给了我很多折扣”。于是从1987年到1992年，《一行》刊登了国内三四百位诗人的诗歌。
“每星期，我都能收到那么厚一沓稿件”，严力把手放在桌子上方与锁骨齐平的地方比画着，“有的信我一看邮费，20元人民币，你想那个年代，用半个月工资寄这一封信”。现在这些诗人，仍然活跃的还有近百位，其中10多位都是诗坛里、学院里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诗人伊沙就曾在《一行》上发表过诗作。他曾回忆严力给他回信：“他的信不算短，有时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不出几年，你就会写出来的……’当日黄昏，我独自一人坐在陆军学院大礼堂外白色的台阶上反复读着这封信、这句话，心中一片潮湿。”
那个时候，严力还在创作小说。有编辑向他约稿：“总是刊登你诗歌，你有其他类型的文章吗？”“有。”“那回去后给我看看。”一回家，严力立马坐下创作，一口气写了3个短篇，都发表了。“写到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写小说的方法，就是想象对面有一个人，正在听你讲故事，我甚至能想象出他的表情”。
写诗首先是建设你自己内心的文明
伊沙有一个对严力的评价，在舒婷、欧阳江河、芒克、多多等一系列朦胧派诗人中，严力最初是平凡而不显眼的，但他却是最现代的，也比别人走得更远。
刘索拉则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认识了诗人和文人，唯有严力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听不懂。因为他‘不说人话’，你说今天真暖和嘿，他会用‘另起一行’的话回答。你要是刚认识这样一个人，还真接不住这种对话。”
就像严力那时写的一首诗，“我已经旅游了全世界/ 全世界的每一天都认识我的旅游鞋/ 但把我的脚从旅游鞋里每天往外挖掘的/ 只能是故乡的拖鞋”。时隔多年，严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不要以为我的重点是故乡，我在写乡愁什么的。没那么简单，我很多东西是在里面埋伏着的，其实强调的是拖鞋，但直接说拖鞋是我故乡，人家会说这个人太狂。”
“我早年尝试过那种跳跃的风格，后来到了国外，也深入思考过关于诗歌的很多问题，技术上的，试验派、翻译体，西方的米沃什、庞德之类，我都研究过。要写诗，首先这个东西要触动你，才会写，写的过程中你在思考，对与错、写法、自己的价值观，写出的东西如何被接受，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整个过程都在鞭策你，所以写诗首先是建设你自己内心的文明，而且最终要提高你自己的行为”。
他举例，去年巴黎发生恐怖袭击时，他写了一首《诗人何为》：诗人是自己的警察/每天搜捕体内的恐怖分子/更不会把他们释放出来。“诗人是理想主义的，但他也能是一个行动派，这理论上是可以的”。
无论是诗歌还是画作，严力的艺术都扎根于一种对社会的责任和思考。就像他在美国所创作的“补丁”系列画作，是觉得人心需要修补；“窗景”系列是都市人都有站立于窗前的经验，刻画都市人的内心。而在诗歌中，他想把最沮丧绝望的那一刻表现出来，想出了“我的鱼钩/终于在没有鱼的池塘里……满脸无奈地/一口吞下了自己”；在以“星期六的阳光明媚”为题的诗中，他会写下“谈到自杀者到另一个世界以后/再自杀一次就回到了这个世界。”
“上天给了我们最好的工具——头脑，一个无价的机器整天在玩。”严力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他随口说的话，都像是一句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