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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张国荣去世13年，怀念持续了13年，像一种定期发作的病痛，每年3月前后就开始酝酿、发酵，像一场战争一样，暗暗布置下四面楚歌。而在持续13年的怀念里，每年都会出现“如果张国荣活着”命题作文，揣想“如果他活着”，已经成为怀念的一种方式。
在专栏作家刘子冀看来，他大概会祝贺尔冬升导演的获奖，并开始当导演，请刘德华、古天乐来演他的戏；他大概会和杜琪峰合作，会和徐克讨论《三少爷的剑》；他会在某个夏天开始巡回演唱会，筹备音乐剧，并邀请林嘉欣担任配角。其他的时间里，他会和唐鹤德先生畅游世界，和毛舜筠喝茶。
在林奕华先生看来，他可能会“喜欢梁洛施，《刺青》说不定还会因哥哥再被邀任柏林电影节评审而被他赞赏和力挺”；“《赤壁》中的诸葛孔明会不会就是他”；他会出演王家卫电影，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
而在我看来，如果张国荣还活着，他或许会成为选秀节目的评委，不是《中国好声音》也不是《中国最强音》，它们都太戏剧化，他最有可能坐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下。
如果他活着，他今年60岁了。能想象吗？
漫长的确认
现在，人们已经认为，造成张国荣意外离世的原因，是抑郁症。但在去世之初，震惊期一过，各种可怖的传言不断出现：黑帮阴谋、演艺圈纠葛、拍《异度空间》导致鬼上身……甚至根据他去世当天的行迹推理，认定是谋杀。自杀得到承认，是许久之后的事，对自杀原因的推测，一度也是负面的，比如投资拍电影资金却没到位；还有各种感情原因。直到雾霾散尽，人们开始定下心来怀念，抑郁症才慢慢浮出水面，逐渐成为通认的原因。
抑郁症尽管也是疾病，却近乎一种荣誉。疾病的世界里，分为两种，一种可以言说，一种必须被隐藏。在肺结核能够被治愈前，肺结核就是那种可以被言说的疾病，因为许多艺术家患上这种病，它一度与“年轻、纯洁、热情、忧伤和才华”联系起来。而抑郁症，因其来历不明、病因神秘，没有肌体表现，不会红肿溃烂，最终当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肺结核，可以被言说，可以与“敏感、有才华”挂钩，完成人们的凄美想象。
于是，在患有抑郁症和被人们承认患有抑郁症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那些风评不好的明星，即便宣称自己患有抑郁症，也会得到无情讥讽。他们会被偷拍到去看妇科、男科。抑郁症几乎成为一种需要争取才能得到的奖励。
张国荣去世后，那近乎漫长的、悬而未决的争议期，那迟迟没有到来的抑郁症判定，就是人们的观察期。最终，尘埃落定，确认他的声誉清白无瑕，赞美的力量才大过诋毁的力量，怀念才战胜了无情，他才被献上抑郁症的花环。
漫长的修改
仅仅有这种确认是不够的，还需要漫长的创作和再创作。
张国荣去世之初，在痛惜、怀念出现的同时，也有粗暴的谩骂、无休止的质疑，但两股力量博弈了许久之后，还是怀念占了上风。
在这个过程里，许多与他有关的轶事加入，例如流传最广的这一则：“某女闹离婚，深夜蹲在路边哭。某陌生男士经过，问：我可不可以帮到你？某女烦躁地说：你走开！某男仍在旁边默默守护，直到某女情绪平静后，陪她聊天到天明。分手时某男记下了某女电话，后时时致电问候，希望她过得幸福。这是1998年的事，某女名叫Jacqueline，某男名叫张国荣。”据说，这个故事来自2003年4月3日的新城电台通宵节目，打进电话的女听众，正是故事中的Jacqueline。
这个故事集中地展现了张国荣性格中善良、细腻的一面，与“风华绝代”“颠倒众生”等词一起，成了“张国荣”的一部分。
有人质疑这故事，当然不是出于对张国荣人品的怀疑，而是对所有太具传播性的事物的本能怀疑。但重要的已经不是真假，而是我们是否需要这个故事。只要我们认为它属于“张国荣”，它就是真的。
在这种怀念壮大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也有选择，有遮蔽。专栏作家柏小莲说：“《明报》每次做他，配图都很80年代，香港人把他做成80年代大歌星，那些精选集，一边在纪念他，一边对他的后13年视而不见，总是《英雄本色》《胭脂扣》，而对他复出之后的东西视而不见。”尽管，他后期的作品，也是“张国荣”的一部分，而且是能让这个形象丰富起来的那个部分。
韩寒曾提出疑问，我们“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从张国荣的形象演变，可以看出，我们需要的不是张国荣，而是一个符合我们需要的张国荣。这个张国荣，经过长达10年的演变，最终和很多逝去的明星一样，“认真、忠诚、谦逊、友爱、亲切，并且还不约而同地特别喜欢孩子”。这个张国荣形象一经确定，就再也无法更改，所有的追念、回忆，都必须围绕这个基调进行，一旦有人提出了不同的例证，立刻会被围剿，最后被淹没。
“越纪念，越忘却”
对张国荣的怀念，持续了13年，逐渐变成“怀念张国荣花样大竞赛”。重点不在于怀念，而在于花样，必须要有新料、新动向、新观点。
2013年，由张国荣生前经纪人、好友甚至是自杀目击人陈淑芬发起的“继续宠爱·十年”音乐会在香港红馆举行，演出现场众星云集，张学友、梁朝伟、黄耀明、莫文蔚、容祖儿、许志安、周慧敏、张智霖、古巨基、陈慧琳、草蜢悉数露面参加演出，刘嘉玲、任达华及一众TVB老明星则到场观看。演出中的许多场面令人动容，例如梁朝伟和张国荣的隔空对话。
但人们的眼球却被陈淑芬的花样抓走了。她爆料说，要在演唱会现场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哥哥最想和大家讲的message（信息），关于他自己。”一度万众期待这个message，甚至有人以为，这个信息可以揭开张国荣死亡之谜。结果演出现场，“惊天信息”却不过是陈淑芬说她曾听到一个声音：“我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了。”爆料和众人期待的差别如此巨大，毫无意外地引起强烈反弹和激烈批评。
显然，在这场怀念花样大赛中，不但操持怀念的个人或者媒体陷入了花样无法翻新的焦虑，观众也时时陷入“还是旧时天气旧时衣”的不满之中。我们信不过自己的怀念，必须要用持续不断的新材料，为怀念制造或大或小的高潮，似乎一旦离开这些新材料，就会陷入怀念危机。
难怪，专栏作家狠狠红在谈及张国荣怀念潮时说：“越纪念，越忘却”。因为那种纪念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是一个整队的过程，是用一个形象覆盖他真实形象的过程，怀念越多，覆盖越多，最终引向忘却——我们怀念的只是那个由我们创作的结果，我们感动的只是我们怀念的姿态，和我们为“怀念”做出的各种努力。
对于逝者，真正的哀悼是什么样的？大概是英裔美国诗人奥登在《葬礼蓝调》里所写的那样：“停止所有的时钟，切断电话 / 给狗一块浓汁的骨头，让它别叫 / 黯哑了钢琴，随着低沉的鼓 / 抬出灵柩，让哀悼者前来。”不需要花样，不需要殚精竭虑的呈示，也不需要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