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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萧寒，原名崔涌，1971年出生于山东，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现为著名纪录片导演、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2015年因其执导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上映受到关注。近期，由他执导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络走红。
萧寒没有想到，他导演的作品没有在央视走红，反而是通过网络受到了关注。与过去介绍故宫的建筑、历史、古人的纪录片不同，萧寒导演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将视线转向了红墙里的现代人——故宫内修复历史文物的师傅们。今年1月，这部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当时并未引起多大轰动，倒是两个月后，在多家视频网站上二次发酵，被广大网友热情推荐，在豆瓣上更获得了国内纪录片史无前例的9.5分。
事实上，这并不是萧寒的作品第一次受到关注，去年，由他和梁君健联合执导，讲述珠峰登山向导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在全国院线上映，不大不小地火了一把。萧寒坦言，纪录片的创作仍然是小众并且艰难的，但两部作品的成功让他意识到，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大众渴望看到那些闪光的角落，和游走于主流之外的人生经历。
以一双凡夫俗子的眼，一颗入世踏实的心，感受和记录世外之人的故事，这便是萧寒在纪录片创作中得到的最大乐趣。
“天梯”热血背后的思考
萧寒很健谈，这与他丰富的职业履历息息相关。14岁那年，他独自从济南来到杭州，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学习国画，一路读到硕士。毕业后，他做电台主持人、大学教师，能说会道；但骨子里，却渴望一种更为安静、专注的自我表达，他说：“我一直在找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帮萧寒找到这种方式的人是雷建军，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也是知名的电视制作人。2010年，他到浙江徐州拍摄一部关于宣纸的纪录片，辗转结识了萧寒。在与雷建军的相处中，萧寒对纪录片产生了兴趣，他觉得这种拍摄方式真实又刺激。
他的处女作名叫《丽江·拉夫斯基》，记录了7对在丽江生活的年轻人的故事，有离婚夫妇，有离家出走的青年，还有避世的同性情侣……“我想让人看到，也许生活本身挺扯淡的，但这份扯淡，会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到你我内心某处或明或暗的角落。”萧寒说。
雷建军在清华大学为萧寒提供了剪辑纪录片的地方，工作间隙，两人就在门口的书吧喝茶聊天，雷建军说一年前，他去了趟拉萨专门培养登山向导员的登山学校，学员陪次听说他要去珠峰大本营，就请他带些经书给自己在绒布寺的父亲阿古桑杰。那是萧寒第一次了解到登山向导这个职业。这个小众且危险的职业让萧寒热血沸腾，他对雷建军说：“这必须拍！”
于萧寒而言，单纯拍摄登山的艰辛、向导的不易只是一种表象的展现，他更想看到这些人背后的故事。2011年，他和雷建军拉上当时在清华大学读博的梁君健，开始了在拉萨长达一年多的调研。
调研在拉萨的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员都才十五六岁，基本来自珠峰脚下的两个县城。萧寒负责采访学员以及教练，他发现，世人皆称登山向导是“高人”，但人在高处，心中恐惧也越发深沉。登山路上，会出现不少遇难者的尸体，有些向导甚至需要替登山者扒开尸体扫清障碍，这些对学员造成的心理阴影是巨大的。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巴塔的登山向导，巴塔9次登顶珠峰，见过太多生离死别，萧寒看到一张他登山前与儿子告别的照片，表情悲壮。巴塔说：“我希望有足够的钱，带足够的装备，用一天时间到达珠峰顶端，然后下去，从此以后再也不爬了！”
2013年9月，纪录片正式开机，2014年3月底开始拍摄登顶过程。团队中一些人在拉萨就肺水肿，根本就没有机会走到珠峰脚下；登山前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保障拍摄的险种，萧寒只得与保险公司商谈设计了一个新险种；他和雷建军在5000多米的地方高原反应过重，最终只有两位摄影师扛机器到了7000多米，而最后1000米则是由巴塔拍摄的。为此，萧寒团队提前对巴塔进行了近3个月的培训。
2015年10月，这部历时4年打造的纪录片在院线上映，取名《喜马拉雅天梯》，“天梯”在藏民心中是可以承接灵魂连向圣地的通道，而在萧寒心中，“天梯”就是带领登山者通往世界之巅的向导们。
影片公映后，许多观众被西藏的壮美和珠穆朗玛峰的日出所震撼，但萧寒却希望大众能在热血背后有所思考。片中，萧寒团队来到了陪次父亲阿古桑杰所在的绒布寺，那里海拔约51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阿古桑杰面对镜头说：“现在登山成为一种时尚，我还能怎么样呢？”神情落寞而无奈。
“陪次每年带客户登山，对于他的父亲而言，都是带有一些冒犯性质的。”萧寒说。他认为，现代藏族年轻人和传统父辈之间的关系、人与山的关系，是这部纪录片更为重要的内核。
文物也有温度
萧寒得知可以进故宫拍摄是在宣传《喜马拉雅天梯》的时候。当时故宫博物院正值90周年院庆，寿康宫将完成“史上最强”复原，200多件曾经深藏故宫库房的珍宝，将重回寿康宫。因此，故宫想寻找优秀团队拍摄一部关于故宫文保科技部的纪录片，记录下科技部各个小组修复文物的过程。雷建军曾在央视拍摄过故宫纪录片《故宫100》，5年前就考虑过拍摄文物修复者的选题，因此便联合萧寒与故宫展开了这场合作。
相较于《喜马拉雅天梯》，在故宫的拍摄显然要轻松许多，但需要导演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和充分的前期准备。为此，萧寒与联合导演叶君写足了将近10万字的调查资料。
第一次见到闭馆的故宫博物院的情景，萧寒记忆犹新。那是2015年的一个春日，北京城内柳絮翻飞，他看着空无一人的太和殿前广场，突然觉得自己与历史从未如此接近，感叹百年世事三更梦。“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当时皇帝住这么大一个地方，也真是挺孤独的。”他对《环球人物》记者打趣说道。
那一天，他是要去采访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青铜组的王有亮与高飞师徒，这段采访后来出现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第一集中，片中旁白说道：“古代中国‘士农工商’唯一传承有序延续至今的便是‘工’，文保科技部现在仍然沿袭着师徒制。”萧寒说：“王师傅接受的是最传统的修复工序，而高飞又完全是一个受现代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十分关注高科技的修复方法。他们被百年流传的师承制度紧密连接，师父倾尽所有教学生，学生任劳任怨帮师父，那种温情和现代科技的结合特别和谐。”萧寒身为大学教授，对现在社会日益淡漠的师生情有着切身体会，故宫里这种传承意味浓厚的师徒关系令他动容。
除了传承，另一个萧寒希望在片中表达与探讨的东西，是匠人精神，他说：“整个纪录片只是讲述了故宫手艺人修复参展文物的短短4个月，但中间折射出的是一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理念。”纪录片播出后，青铜组、木器组、书画组的许多师傅受到热议，“粉丝”最多的是钟表组的王津师傅。钟表工艺是故宫里唯一绵延流传，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津16岁进入故宫科技部钟表组，修了39年钟表文物。片中，他正在修复一座破损严重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精湛的技法和儒雅的个性“迷倒”一众网友。由于钟被展出时是静止状态，参观者无法看到它们运行时的美感，王师傅有些无奈，他站在来往的人群里，背着手，对着镜头轻轻说了句：“有点心疼。”
拍到这个镜头时，萧寒被触动了，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冷冰冰的文物都是有温度的，因为爱它的人给了它温度。”
看到了一个亲切的故宫
《我在故宫修文物》受到热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向人们展现了故宫里非常生活化的一面。纪录片中，师傅们会骑着小电驴出宫抽烟，也会为工资不均、儿子讨媳妇的事情烦恼，空闲的时候还会打枣、打李子、逗逗猫……故宫方面本想将这一部分删去，但萧寒极力主张保留，他说：“我们希望还原生活当中最鲜活、最真实的那一部分。” 也正是有这种人性化的内容，让《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络走红，有网友评价，“这部纪录片让人看到了一个亲切的故宫”，还有人称其为故宫最佳招聘广告。
出乎萧寒意料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网络火爆最先竟来自哔哩哔哩动画网，这个网址的主要受众群是“90后”“00后”。“有中学生留言说自己是在‘B站’看的这部片，那是第一次他爸让他看完一整个视频，还说好好把它看完，看完再做作业，”萧寒说，“所以真正好的东西是可以打动每一个年龄层的，因为人性殊途同归。”
采访中，萧寒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抑或说他庆幸当下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支持纪录片的创作。好友雷建军在清华大学组建了清影工作室，每周都会在清华的图书馆免费放映纪录片，进行推广宣传，至今已经有7年之久；他的几名学生，也愿意常年跟着他上山下海；还有许多素未谋面的人，在看到《喜马拉雅天梯》的大样后，众筹帮他做电影宣传……
虽然纪录片市场仍然属于小众创作，但萧寒已经渐渐感受到人们对它的期待。他说：“社会越来越浮躁，人们就会越来越渴望真实的、经典的、厚重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