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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信函创新为社会服务
李陕川（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政业务局副总经理）
今天的信，在古代称为书。魏晋时期，陈琳在《饮马长城窟行》中以“作书与内舍”“报书往边地”这样简洁的笔墨，写到了长城卒与家中妻子的书信往返。唐朝杜甫的那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更是脍炙人口。“信”这个叫法，直到明清时期才正式出现。清代戏曲家蒋士铨就在《岁暮到家》中写道：“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仅仅10多年前，书信还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流方式。和亲人朋友道别时，我们常把“写信联系”挂在嘴边。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写信联系”这句话慢慢归于沉寂，被“有事打电话”“有事Q我”“微信留言”所取代。
这样的变革对函件业务造成冲击。信函的主体变成各类账单、商业信函和政府民生服务信件，传统书信与明信片则更多承载了文化与感情韵味。尽管电子方式很便捷，但纸质信函是唯一能到达所有人群的告知方式，具有直观方便、内容详实、凭证性好、保密性强、安全可靠、方便阅读、易于保存等优势。以此为基础，我们不断丰富、优化信函寄递及配套服务，将信函服务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账单、商函、明信片，到DM广告、各类媒体广告，都是我们的服务范畴。
我们协助政府部门提供社保权益记录单、公积金对账单、交警违章通知单等函件的寄递服务，为银行、保险、通信及各类商业企业寄递对账单、发票、催缴函等函件，并提供数据清洗等配套服务，将信函寄递服务延伸到民生服务、客户服务及宣传营销服务上来。
我们将线下服务、线上渠道与多种媒体服务相融合，既发挥线下信函寄递目标精准、体验直观的优势，又通过线上渠道和多媒体营销提高产品和客户覆盖面，建立个性化和多渠道的账单整合服务新模式、多媒体和互动化的函件传媒营销服务新模式及文化色彩浓郁的封片产品服务新模式。
如何才能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突破？对函件人来说，答案唯有创新。不进则退，唯有不断挑战、不断突破，才能围绕社会和老百姓的切实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推进邮政企业发展。
每一时期都精品迭出
高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总经理）
1840年5月，世界上第一枚邮票 “黑便士”诞生。最初，邮票只是一种邮资凭证，但人们渐渐开始热衷于收集邮票，集邮逐渐成为风靡世界的收藏热潮。
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邮票，若以志号划分，大体包括四个阶段：
老纪特邮票时期（1949年10月—1967年3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共发行纪念邮票494枚、特种邮票511枚，志号前分别标有“纪”“特”字样。这一阶段的邮票，主要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火热场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展现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文体走向世界等主题。孙传哲等邮票设计家在此时期精心设计出《梅兰芳舞台艺术》《黄山》《金鱼》《牡丹》等经典邮票。
文编邮票时期（1967年1月—1974年12月）。以1970年1月21日为界，我国在“文革”期间先后发行了“文革”邮票与编号邮票。这一时期的邮票，题材基本围绕当时的政治形势，虽然发行套数不多，但每一套的印制发行量比较大。又因为用于通信消耗量较大，所以存世量小，部分邮票的市场价格很高。
JT邮票时期（1974年5月—1991年11月）。这一时期的邮票是纪特邮票的延续，以首写字母“J”“T”标明邮票种类，前者共发行185套，后者共发行168套。这些邮票题材更加丰富，涵盖政治、历史、文化、经济、体育、书画、地理等多个领域，出现了《奔马》《齐白石作品选》《红楼梦》等一大批邮票精品。1980年发行的《庚申年》猴票，更是开启了中国邮政发行生肖邮票的先河。
编年邮票时期（1992年—至今）。为便于管理，同时与国际接轨，我国自1992年起对新JT邮票的铭记、志号进行重大改革，邮票上的铭记从“中国人民邮政”改为“中国邮政”，同时增加CHINA字样，邮票志号也改用年度进行编排。这一时期，邮票作为“国家名片”的作用愈加突出，且更加重视选题的规划及系列性，发行了申奥成功、港澳回归、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载人航天、探月等反映国家重大事件的系列邮票。
每一个时期，中国邮票都精品迭出。尤其是近20年，随着设计水平、印制质量的不断提高，以及新技术、新工艺的运用，中国邮票发展也更加异彩纷呈。
期待柳暗花明又一村
刘绍权（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经理）
从1896年设立大清邮政到1949年成立邮电部，我国报刊的出版发行主要通过自办发行的形式，邮政仅有少量参与。只有1927年至1949年间的中央苏区，因为引进了苏联的经验模式，主要通过苏维埃邮政完成报刊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于1950年率先交邮发行，开启了“邮发合一”时代。直至1985年1月，以《洛阳日报》自办发行为标志，我国报刊业开始出现第一波自办发行高潮。发展到如今，我国报刊发行的总流转额已接近700亿，其中，邮政发行占到40%左右，是绝对的主渠道，报刊社的自办发行和民营资本分享了另外60%的市场。
近年来，国内报刊发行市场变化很大，但邮发一直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趋势。这背后的原因有三：其一，通过几次报刊大提速，邮政部门服务客户、参与市场的能力增强，吸引了不少自办发行的报刊回归邮发；其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一些曾经靠广告收入补贴发行业务的媒体不得不收缩发行队伍，重新将发行交还邮政；其三，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步规范，一些民营资本逐步退出报刊发行市场。
移动互联网虽然对几乎所有行业都产生了冲击，但绝大部分行业的产品形态并未发生改变。比如，过去你去商场买衣服，现在通过网络买，购买途径变了，但衣服本身没变。阅读则不同，购买渠道、传播方式，甚至产品形态都发生了根本转变。传统媒体过去赖以生存的广告营收被互联网更加彻底地掠夺了。
不少人由此唱衰纸媒，我却认为，经过这一轮冲击，传统纸媒将进入结构化调整阶段。一些低端纸媒将被洗牌出局，那些主流的优质纸媒会继续焕发勃勃生机。理由很简单：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是伤筋动骨的大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而且在强调党管媒体的大环境下，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将进一步强化。此外，我国现有的两亿多老龄人口多已习惯于阅读传统媒体，另有两亿多幼儿和中小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出于保护视力、开发思维、增强动手能力等多方面考虑，都希望孩子尽可能迟一点、少一点接触电子类产品，再加上时尚、摄影、书画、学术等分众化市场的纸媒消费需求越来越大，纸媒的市场不会轻易消亡。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给报刊发行业务定了4个任务：保存量、拓增量、促转型、抓融合。前面两句很好理解，就是在保证市场份额、产品种类、客户数量的情况下，尽量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所谓促转型，就是要从市场、产品、营销和管理四个方面实施转型，如增加图书发行的种类、做大动漫书报刊发行、与报刊社合作开发专项产品等。至于抓融合，我们成立了数字媒体的技术开发公司，与一些报刊社、企业共同探索新的合作模式，目前每年收入已达1个多亿。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数字媒体发行力度，开创“互联网+传统纸媒”的新模式。
报刊发行并没有被逼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通过不断转型创新，一定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