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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崔勇，1962年出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主任，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
“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得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作为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的崔勇，就是勾画这些句号的人。
近些天，崔勇正在参加一个古代水下采石场的发掘工程。同时进行的，还有甲午水战中沉没的“致远舰”残骸的水下考古发掘。如今已经53岁的他，依旧坚持亲自下水，“我一年下水的次数比很多年轻人都多。这是第一手材料，自己看的和别人告诉你的不一样。”崔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语气中有着毋庸置疑的自信和笃定。
下水积极性不能“太高”
国内的水下考古人，或许都不会忘记1985年。英国职业盗宝人迈克?哈彻在南海打捞出一艘满载康熙年间青花瓷器的古沉船。之后这些青花瓷出现在荷兰拍卖行。当时国家文物局曾委派两名专家前去回购，可惜成交价高出起拍价10倍，两位专家无力举牌悻悻而归。这成了文物考古人的心头痛，从此，中国考古界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海洋。
1987年，日本考古专家田边昭三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次水下考古学讲座。看到考古人员在叙利亚进行地中海沉船发掘的幻灯片，坐在台下的崔勇羡慕不已，“水下考古真好玩儿。”这是二十几岁的崔勇对于水下考古的第一印象。但他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变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同年，广州救捞局意外发现一条南宋时期的古代沉船——“南海一号”。这一消息震动考古界。1988年，一道建立我国水下考古队伍的召集令在全国各地传达。由各文博单位挑选出来的9名考古人员同时被派遣至交通部广州潜水学校进行培训，此前从事田野考古的崔勇便是其中之一。
崔勇回忆，最初的潜水训练从一个2米多深的游泳池开始。此后逐步加深，最后的训练场地在流溪河水库，最深处逾40米，“潜下去时，眼前漆黑一片”。紧接着就是实战演习。崔勇开始明白水下考古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玩儿”，风暴、暗流、鲨鱼甚至海洋植物，都会对考古队员造成巨大的生命威胁。
从1987年至今，崔勇参与调查的水域主要集中在南海和渤海，其中一半以上能见度接近零，危险物近在咫尺都无法觉察。有次在瀛洲湖调查，下水20分钟后，崔勇突然游不动了，感觉被水下网绳缠绕。他伸出手到后背一阵乱抓，试图解开绳子，却越缠越紧。情急之下，他抓到同伴的手放到自己的后背上。同伴快速用小刀割开绳索，他才得以脱险。小小的海洋生物有时也是种威胁。被海蜇蜇到后皮肤就像被烙铁烫过一样，接着会发黑、脱落，甚至要做手术才能解除危险。
水下考古有一套详细的安全规程，崔勇是苛刻的执行者。下水15—20分钟后必须出水。上水速度每分钟不能超过18米，上升至距水面3米时，还要再停留数分钟才能出水，“很可能是刚找到地点，拉好尺子，还没画图，就到时间了”。很多年轻人干劲足，想要把事情做完，忘记时间，他就会通过喇叭喊话提醒他们。“工作没做完没关系，人不能出事。”
渔民是考古线索消息源
距“南海一号”被发现后十余年，2001年，崔勇和其他水下考古队员们正式受命启动了精确定位“南海一号”的计划。23米深的淤泥为沉船提供了几百年的“密封”保护，却也为定位和发掘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多天的尝试无果后，崔勇决定采用新技术来寻找沉船。很快浅地层剖面仪发出信号，他随即只身潜入海底。由于淤泥翻起，眼睛已不能发挥作用，只能依靠经验和触觉做判断。崔勇用浮标的绳索绑住沉船，做出定位。在水下他还摸到一块坚硬的凝结物，便将其带出水面。
经鉴定，这是一片青白瓷片，和十多年前发现的“南海一号”遗存相同。通过初期发掘，水下考古队员们从“南海一号”打捞出金、银、瓷类文物4000余件，堪称“世纪宝船”，这也是目前为止，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
在崔勇看来，近些年水下考古难度最大的是由他亲自带队发掘的“南澳一号”。2007年，有渔民潜入海底作业时无意发现一艘载满瓷器的古沉船。“成百上千万的渔民是我们最大的水下考古线索来源。因为他们经常在礁石附近潜水捕捞名贵鱼种。而沉船事故往往因触到暗礁而发生。”
水下考古队员们在对沉船进行了详细的勘探、采集等流程后，初步判定该沉船的年代为明万历年间，船载文物主要为粤东或闽南及江西一带民间瓷窑生产的青花瓷器。之所以说其难度最大，是因为“南澳一号”水深27米，采取就地保护方案，船体不打捞上岸，针对它进行的所有工作都必须由专业潜水员在水下逐一完成。
丝毫不逊色于考古强国
“中国有300余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仅以南海海域为例，宋元以来，据估算就有大约10万艘古船沉没于此。”崔勇说起这些，有骄傲，也不乏唏嘘感慨。
骄傲的是，中国水下考古技术的急速赶超。“可以说，与法国等水下考古顶尖国家的差距也仅限于深水100米以上的技术手段，其他地方丝毫不逊色。”
而水下考古人才的匮乏则令人慨叹，“国家在20多年间培训了近百名水下考古学员，但受年龄身体各方面限制，目前能坚持在一线开展考古工作的只有50人左右，出水文物保护同样缺乏专业人才。”
近年来，与盗墓有关的小说、影视作品在国内盛行。《环球人物》记者问崔勇，水下古沉船盗窃是否也跟盗墓一般猖狂。他严肃地回答说：“有，浅水一旦确认一个地点，民间就会不停盗挖，这完全是毁灭性破坏，往往是用一个大铁耙子往上挖，耙碎了10件可能只挖上来1件。但深水区难度太大，这类情况很少发生。”虽说深水区文物更安全，但安全背后则是水下考古的最大困难——成本太高。“水下考古动辄就是上亿的投入，这些资金如果用在陆地考古能做很多事情。”不仅普通百姓，连行业内，都免不了有人会这么嘀咕。但是我国丰富的内陆水域和辉煌的航海史，使大量水下文化遗存等待着人们去发现考证。“水下考古正是用实物去印证文化、保护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意义远远大于所承担的花费。”
问起崔勇这些年最难忘的经历，以为他会讲述自己在水下遭遇的危险，但他却回忆起，在水下考古过程中，利用自己的专业设备和经验，救过两个渔民。“为了救人，我们放下工作，因为周边350公里范围内，只有我们可以救他。”这其中的温情、勇气，或许也是他在从事这份工作二十余年后，还依然坚定热爱的一个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