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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凌晨4点刚过，天色墨青，通往湖南德山乾明寺的蜿蜒小路上，已经有前来拜祭的香客了。往常这个时候，释来空法师已起床，在寺庙偏殿的佛堂里念着大悲咒。6点做完早课后，他会细步踱到大殿里转悠几圈，然后再去寺庙后的几座山头走走。
这位青衣僧人，当年也是血战沙场的抗日老兵，俗名叫吴淞。《环球人物》记者联系释来空时，他刚被儿子吴晋接到长沙的家中休养。吴晋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今年逢抗战胜利70周年，老人接受了不少采访。但近来身体不是太好，精神头儿大不如前了。
湖南的冬季最是阴冷，每天都灰蒙蒙的，还有淅淅沥沥下不完的小雨。12月3日，《环球人物》记者见到法师时，他正穿着宽松的棉袄，半躺在轮椅上，脚边还放着一盆炭火。释来空本来眯着眼睡着了，但听到有动静，便睁开了眼，起身要迎记者。家人连忙过去搀扶。他吃力地站起来，和记者握了握手。因为气息不足，他讲话声音很小，语速也很慢。每隔几分钟，他都会停下来问“听明白了没”，记者只要迟疑两秒钟，他便不由分说掏出纸笔，颤颤巍巍地写出来。
血战沙场
1938年，我16岁，在长沙念中学。这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年，日军已攻陷武汉三镇，直逼长沙。国难当头，长沙城里都是《号外》的叫卖声，四处还张贴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的标语。全城百姓同仇敌忾，都在为战事贡献着一己之力——穷苦的人力车夫将一天挣的几个铜板投进募捐箱，太太小姐们也摘下随身戴的首饰，捐了出去。当时，年轻人都想去当兵，我也瞒着家里报了名。这年冬天，我如愿入伍，成了驻防河西岳麓山下税警总团的一名士兵。战事紧急，当兵的第五天，我便随部队赶往贵州。送我走的那天，母亲开始不做声，后来哭成了泪人。
税警总团隶属于财政部，当时团长是孙立人，但军事委员会可以直接指挥。因为在淞沪会战中立了战功，孙立人后来被升为中将，番号也改为财政部盐务总局7师总队。我当时在总队任通讯兵，因为表现不错，后来升了少尉。1942年冬，我被选进黄埔军校学习。第二年毕业的时候，部队已远征缅甸，我回不了原部队，就被调到第九战区，驻守在衡阳。
1943年秋天，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对云南的反攻，切断通往川黔的陆上交通，出动了9万人进攻常德。第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奉命率兵保卫常德。这支有着“虎贲军”之称的队伍与敌人苦战16个昼夜，8000多人最后只剩下300人。当时，日军包围常德，形势危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命令衡山第4军下属3个师增援常德。11月30日，我随部抵达时，常德城里被呛鼻的毒气笼罩着，炮火肆虐。
随即，我所在的第三师便向德山进发。当时，我的任务是了解部队弹药、卫生器材和军粮消耗情况并随时上报，让后勤部队做好补给。但战至最激烈的时候，已不分后勤与前线，我也上了战场。可能因为没什么实战经验，开始我还有点紧张。可听到战友们喊“杀啊，冲啊”，看到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时，我也顾不得多想，就往死里拼了。
战斗打得十分惨烈。鬼子的战机飞得很低，我们都能看到飞行员的脸。我听到子弹“嗖嗖嗖”飞过耳边，四周都是枪炮声。炮弹袭来的时候，团长张惠民跳到战壕里督战，结果被低空飞行的敌机打得血肉模糊，我亲眼看到他从头到脚都是弹孔，面目全非。团长倒下后，机枪连连长封全善接过枪跳上壕沟，对着敌机一阵狂射，但也被打成了血人，光荣殉国。当时他才22岁，结婚不到一年。我们从早上6点开始，打了整整12个小时。德山被攻克后，一片死寂。我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清理战场时，发现整个营1400人只剩下3人——指导员赵清福、唐振南，还有我。
12月25日，我军收复失守阵地，历时两个月的常德会战结束。战后惨状让人不堪回首，整个常德成了一座血腥恶臭、满目焦土的废城。战死的官兵太多了，我记得从德山孤峰岭到老码头，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满满都是尸体。棺材不够，连级以下的只能就地埋了，很多战友就埋在乾明寺的山下。连级以上的，都用棺材运到了长沙。棺材到码头的那天，我远远就听见一片哭声，战友们的家人、朋友、老百姓都等在那里……后来我才知道，常德会战我军牺牲了6万多人，伤亡殆尽。蒋介石听闻沉痛落泪，写下“天地正气”四个字。
锒铛入狱
常德会战后，我与幸存的战友又参加了衡阳会战和第四次长沙会战。1945年抗战胜利，我被提拔为少校军官。当我带着荣誉归家时，却得知我的孪生哥哥吴赞先被日本鬼子害死了。哥哥本在地方铁路上工作，后来加入抗日武装，在敌占区破坏日军铁路时被捕。他们给哥哥打了细菌针，然后放他回了家。母亲没想到哥哥能活着回来，可没多久他就暴病而亡了。那时，家里只剩下父母和我。国民党退败台湾前夕，有人问我是否愿意随军退守台湾，但按官职我只能带妻儿不能带父母。“我走了，父母怎么办？”后来，我就留在了长沙，解放后找了一份办事员的差事。
我原本想和家人过平静的生活，但不断掀起的各种政治运动，我也没能幸免。1959年11月，我被判“历史反革命罪”，进了监狱。那时我已是6个孩子的父亲，却不得已向妻子提出离婚。她本不同意，后来在我的坚持下才办了离婚手续。
我曾血战沙场，结果却成了罪犯，我想不通。在监狱里，我不断提醒自己要振作，不能自暴自弃。有一年植树节，我在牢房的路旁种下两棵小树苗。冬去春来，叶子黄了、掉了，又发了新芽，就这样我看着它们长成大树，枝繁叶茂，期盼着出狱回家的那一天。
在服刑期间，因为监狱管理严格，家人来探监的机会并不多。1971年的秋天，我正挑着担子干活，抬头看见了母亲。她走过来，眼睛里噙着泪水。我们面对面坐了半小时，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离开的时候，母亲才说：“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盼着你有一天能回家和我们团圆。”没想到，这成了我和母亲的最后一面。1977年母亲病重，儿女们打电话给监狱，希望我能回家看母亲最后一眼，但监狱没告诉我。直到1982年我刑满出狱，才得知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
我这一生有两个遗憾，一是哥哥临死前，我没回家去看他；二是母亲临终时，我在狱中，没能陪在她身边。
古佛相伴
出狱后，我在长沙一家企业做临时工，维持生计。当时日子过得很艰苦，但和那些长眠地下的战友相比，我幸运多了。抗战八年不知有多少人丢了性命，大悲咒能超度，我便为他们每日念49遍。1995年，我受了五戒。1999年1月14日，观世音菩萨生日这天，我在常德夹山寺正式剃度出家。从此青灯古佛为伴，以度余生。
后来，我得知在战争中受损的德山乾明寺修复好了，就转去那里修行。乾明寺的后山是德山战役的前线阵地，从我屋子的窗户望出去，有一片没有墓碑的无名烈士墓地。修行的日子里，我经常去墓地看看，会会我的老战友。
常德是我的第二故乡。这些年看着这座城市一点一点在变，当年余程万师长带队突围的笔架城已修葺一新，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公墓园里，将士遗骨被堆成一座长55米、宽45米、高0.8米的大方台，铺上青石板，城里还保留了8座当年为守城修建的碉堡。我也永远记得街巷哪个角落躺着尸体，哪寸土地洒着鲜血。湖南有这么一句话：常德德山山有德，德山之魂是埋在山脚下的烈士。
我今年93岁了，老了，没力气了。这几年念大悲咒减少到了每天7遍。去年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右腿骨折，休养了好一阵子才恢复。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着去看看几十年前的老战友。去年夏天，我拖着病恹恹的身子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去看望老战友赵清福。德山一役我们营仅剩下的3人，在美国的唐振南已于2012年去世，现在就只有我和迁居台湾的赵清福了。这么多年没见，再相聚的时候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激动，我们不太聊战争，只是闲话家常，互相问候。赵清福跟我说：“你都坐了23年的牢，还谈战争干什么？”
前几年有一部记录常德会战的电影，叫《喋血孤城》。我去看了，眼泪哗哗不自觉地掉。后来有个来采访的记者告诉我，看这部电影的人不太多，人们好像都不太喜欢这个题材。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记得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