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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副教授，1965年生于厦门，1993年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中获“最佳辩论员”，曾担任《杨澜访谈录》总策划，《最强大脑》主持人，现为《跟着贝尔去冒险》导师。
黑白参差的短碎发，长袖V领灰毛衫，浅色牛仔裤，登山鞋，脖子扎条银灰色围巾。《环球人物》记者眼前的蒋昌建，整个混搭潮人范儿。
采访地点约在复旦大学旁的一家游泳馆咖啡间。记者问他是不是常来这里健身，他故意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说是健身，其实来的机会也不太多。我在这里有个柜子，留了一套西装。开会前，噗，换上，人模人样的。开完会，噗，又换下，变成现在这样——平时生活还是喜欢随性松弛些。”
看着这神气十足的调皮劲儿，谁能想到当年代表复旦大学征战新加坡的“蒋四辩”，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现在，他左手执教鞭，右手握话筒。而后者，让他再次回归大众视野，变身“智慧男神”。
从“老头子”到“激动帝”
在蒋昌建参与的节目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最强大脑》和近期正在播出的《跟着贝尔去冒险》，它们一者挑战脑力极限，一者挑战体能极限。
《跟着贝尔去冒险》中，“野外生存狂人”贝尔和蒋昌建二人作为导师，带领一众明星，在荒野环境中艰难求生。蒋昌建告诉记者，与贝尔传授专业的野外生存经验不同，他的自我定位其实是助教——在微博中他更具体的描述为“白天做翻译和传令兵，夜晚做政委和指导员”。
话虽如此，但蒋昌建很多时间要冲在最前面，攀岩爬瀑，穿梭丛林，吃昆虫，在蛇窝里做俯卧撑，等等。说到这儿，他伸出手给记者看，“这一看就是瘦弱书生的手吧”，所以学生们知道他参加这个节目都很惊讶。
“其实我自己也有怀疑，不知道会不会拖团队后腿。但另一方面又很坚定，因为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与文明社会隔离、自我挑战的机会。而说服自己的最重要因素，则是想给从小生活舒适安逸的11岁孩子，树立一个独立生活的表率。”
“真实，是我做《最强大脑》和《跟着贝尔去冒险》不约而同的地方。”蒋昌建略显严肃地说，“像《最强大脑》的挑战项目，不是说挑战没成功，咱们为了电视表现，再来一次？然后我就剪你成功的那一次？我们挑战的目的就是看真实的脑力极限在哪儿，不可能给你有任何余地。《跟着贝尔去冒险》也是如此，里面队员的反应更是真实的发生。”
他觉得这些情境下更能看到人性。“那种非常强大的压力之下，你调动起来的心力，情绪的巨大波动，都是挑战。失败后悲壮的怒吼，队员之间相互的寄托，等待回音的焦灼，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
曾经在辩论队中，蒋昌建的绰号是“老头子”，沉稳笃定、慢条斯理。但在节目中看到人性的迸发，受到选手情绪的感染，他却变成观众眼中的“激动帝”：为了和挑战成功的选手熊抱，激动得把手稿给扔了；不顾镜头形象，看到可爱的小选手忍不住上去拥抱索吻；把和自己差不多重的选手抱起来360度转圈，结果把腰闪了。“可能我当老师当惯了，看到选手完成那些不可思议项目就很激动。”蒋昌建说。
“不喜欢挑战，也不畏挑战”
蒋昌建的人生，其实在一次次挑战自己的定位和角色，他却告诉记者，生活中自己很不喜欢挑战，“有些人遇到难题，会肾上腺飙升，以很积极的状态去迎接它。我平时不会因为挑战大就去试试，但假如有领导或朋友说‘昌建这事儿你得做’，那我就做呗。既然做了，我就会尽全力做好。”
参加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就是被辅导员拽出来的。当时，只求“读好书、以后教好书”的研究生蒋昌建，被选进征战狮城的六人参赛名单。集训期间，学校请来朱维铮、陆士清、葛剑雄等30多位教授给他们讲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音乐等——蒋昌建戏称为“举校体制”。
8月20日，复旦代表队赴新加坡参赛，决赛场上一番唇枪舌剑后，总结陈词阶段，作为四辩的蒋昌建以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结尾，气势如虹。时任复旦大学国政系主任兼辩论赛顾问的王沪宁回忆说，他和队员第一次到新加坡广播局试音，“蒋昌建一开口，那特有的男中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广播局的郭奕好小姐就向我这里看，并伸出大拇指，意思是你们的队员不错。”
辩论赛后，蒋昌建按部就班地读博，留校任教。但“蒋四辩”这个名号的影响力却在他的生活中如影随形。“我正焦急地在马路边等车，突然有个车停在面前，‘我本来是不停的，但看到你，就停下来了’。”当然，也有负面影响，“和人交流时，我不大会反驳对方的观点。因为我一旦反驳，别人就觉得你是搞辩论的，你这是要跟我辩论啊。辩论选手还会落下一个毛病，就是求异的思维比较活跃。比如你讲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找出有哪些漏洞。但我现在很少这样了，毕竟，生活不是辩论场。”
2013年，《最强大脑》招主持人，蒋昌建在江苏卫视录节目时被台领导看中了，但执行团队没看上他，觉得他没有经验。最终在台领导的坚持下，栏目组找到蒋昌建，说服他的一个理由是：“你只要能上好课，就绝对行。”“上课我可以啊。”说完蒋昌建爽朗地笑起来。舞台毕竟不同于课堂，一开始接手他非常痛苦。“嘉宾们争论，我也有很强的表达欲，但作为主持人，我要力争中立客观。”
相比主持人，他更喜欢教师的身份。“不但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还享有思想自由、观点分享自由的空间。面对充满朝气的学生，心态也自然年轻和简单。”30多岁时，蒋昌建曾因工作强度大，短短几天就白了头发。之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染回黑色。直到有一次，在电梯里，一名学生问他：“蒋老师你头发是染的吧。”他回：“你什么意思啊？”学生说：“你这个白染得真好，挑染的，很均匀。”走出电梯，蒋昌建有释然之感，再不染发。
“这不是生活的本意”
蒋昌建曾得过严重的焦虑症，“有天晚上我在备课，突然觉得没办法进行思维，没办法控制身体，心脏要跳出胸腔，我甚至觉得下一秒就有可能死亡。后来医生给我的诊断，认为我有严重的焦虑症。”
那段时间，他不跟家人一起吃饭，自己躲在电视柜旁边的小角落吃，甚至不出家门一步。后来通过药物的调节，他逐渐有所恢复。心理医生告诉他，“昌建，你别这么爱惜自己的羽毛好不好，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乎你吗？真的不是。所以小伙子，伸展一点。不要纠结于自己的一些小瑕疵，用各种各样的努力企图去掩盖它，太累——这不是生活的本意。”
如今的蒋昌建，显然随性放松很多。采访中，冷不丁还会蹦出句粗话，意识到后他会连忙捂嘴，并笑着致歉。
回忆起曾经的焦虑症，蒋昌建说这跟童年的经历有关。蒋昌建出生在安徽一个县城，父亲是转业军人，母亲是普通工人，从小他就对自己要求很严。高一时，父亲去世，他把接替父亲公职的机会让给了姐姐，自己选择了考大学。最终通过复读，蒋昌建考上安徽师范大学。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黄金时代。“当时，中文系是热门，我分数不够，被调剂到政教系。”但对文学的热爱，他一直都没放弃，读诗写诗充斥着他的大学生活。他说当时写的很多诗已忘记，唯一记得的是那句“当你一打开门，我的心便溜了出去”。
作为大学老师，蒋昌建觉得，现在的大学生跟那个年代很不同。“那时的理想是宏大叙事，想用青春去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高亢，对人类命运、民族发展的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现在的年轻人理想是多元的，比较有现实针对性，比如好工作、好生活。”但对现在被到处贩卖的励志故事，蒋昌建颇不以为然。“很多人讲自己之前是个穷小子，然后创业、上市、投资，之后醒悟要享受生活，开始环游世界。人们在以成功和财富来评价生活的好坏，而缺少把平凡日子从容过长久的心态。”
蒋昌建谈到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在国外经常看到很多人，他们一辈子就是做很平凡的工作，服务生、卖报纸。直到某天法国咖啡馆里的一个场景，让我想明白了原因。一个衣衫褴褛、抖抖擞擞拿着报纸的老头走到门口，一位很漂亮的服务生把他迎进来，在他的脸颊亲两下——标准的法式见面礼。我突然发现，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你把别人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那么你们双方就都得到了尊重。”
当听到《环球人物》记者对如今综艺节目过度娱乐化的担忧时，蒋昌建表示大可不必。“媒介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创造出自己的一些意识形态。电视在这个时代，意识形态就是娱乐。”可他也有着更深入的思考，“工业化已经带来了很多噪音，汽车、机器的轰鸣……而思想是需要安静的。你在房间里面，可能隔开了工业化噪音，但躲不过电视里声光电对你的冲击。其实，电视也是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之一，即便出现了某种失衡，我觉得它也会自然平衡，因为社会会做出选择。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户外去运动，参加诗歌朗诵、插画等社交活动，这也是一种对电视文化的反叛。我不拒绝综艺，也不拒绝娱乐，只是说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电视人可以努力多提供一些文化产品。”
说完他笑着告诉记者，“这也是我选择参加节目的方向，读书、科普、探索类的节目，你随时叫我，我随时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