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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我做学问很重视根柢，所以我在港大中文系任教，是把目录学设为常年课程的。熟悉目录学可以使你的学问做得很精密、很扎实，有旁搜远绍、左右逢源的好处。有时是从相似文献中窥其分殊，有时是从零散材料中求其整全，这样才能把学问往精深里做。我的目录学是开发式的目录学。由此及彼，进入问题；由一个文献系统到另一个文献系统的展开，一步一步地爬梳过去。这样可以解决学问中的具体问题。
◎ 我治学不喜欢抄卡片，我认为做卡片很危险，因为做学问须有“实力”，摘录是粗浅的，怎么可能把学问做得精细呢？我读原典，一本书往往要读上很多遍，一遍是绝对不够的。同样一本书，看上两遍、三遍，每一遍都会有新的体会、新的问题、新的发现。因为人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卡片摘录，往往有一个特定的视角，因而对于所读原典来说，所获得的往往是一次性的、有限性的材料，那么做出来的学问，也只能是有局限性的学问。
◎ 我主张中国历史研究者应该时空并进。从空间来讲，就是划分几个文化区域。因为中国很大，面积等于整个欧洲了，自古以来地区之间就有文化差别，所以我的主张是搞历史研究一定要划分地区，从地方史做起才能够仔细。我的学问中有一部分就是与“潮州学”有关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要捧自己的家乡，只是我们如果没有做地方志、地方史的观点，看问题就常常以局部来涵盖全部，就不客观了，不是史学家应有的眼光。只有把各个地方的文化源流和演变都考察出来，历史才会客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 我的学问很杂，从上古到明清，从西亚到东亚，都有涉猎。这当中有一个好处，就是视野开阔了，联想层面就多，作比较也就客观、亲切了。比如说我看中国文字常常能站在世界比较文化史的立场上看问题。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可是只使用一种文字，几千年下来还是这样，而外国的一些古文字都“死”了。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字特别累赘，一个字要用很多符号，而中国文字尚简，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极重要的优势，这一特点要比较才看得出来。
◎ 每个国家都有“经”！中国其实老早就有“经”，中国的“经”，日本人的皇帝到现在还在念，日本的年号就是从我们的古经来的，到今天还是。可是，我们自己却不读经。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应该反省的问题。
◎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从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为人类智识带来极大的启迪。现在我们的情况也一样。当然，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加一字地不给以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前人生命点滴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
◎ 中国人自古以来是不排拒别人的，而是包容、广义地吸收外来的东西。所以呢，很多方面，到今天，我们的文化成分比较复杂。实际上，我们吸收许多外国人的东西，最后变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使外来者同化了。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有这种能力，让别人感动、欣赏，才会有这种转化。实际上，中国人老早就三教合一了，我们的文化，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印度的佛教，所以不了解佛教就不能了解中国文化。今天，我们有些东西（指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还不太了解，连我们自己也不太了解，但我们一定会让他们慢慢了解的。
◎ 日本的学风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们一是抓小题目，二是念书。他们念书是几个人一起念，由一个人布置，大家去查书，查出一大堆材料，然后进行讲解，连不相干的都讲，然后再由这个人来作总结。他们的读书班学风很朴实、很实在，连一个字也不放过，那是相当扎实的。
◎ 今天做学问的人——我不讲谁啊，有个毛病，往往抓到一点，就把它扩大，强调这个东西。可是他忘记还有很多别的（方面）。这是误导人家的。实际上，应该冷静，应该全面地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许多领域都是有联系的。要有耐心，不要抓一点就概全貌，把它当作主流，不应该这样。这也因为大家都希望“创新”，所以“创新”搞不好也是一个害人的观念，不能随便乱创的，要看清楚（问题）。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21世纪的书法是简帛学，许多写书法的人不懂简帛。我是研究这一部分的人，21世纪书法的这个阶段现在才开始，我可以把我的余年放在这方面做创作。不是回到碑，而是回到简帛。这个“回”不是回头，而是借旧的东西来创新，因为缺乏旧的延承，首创很难。
◎ “求阙”是曾国藩的话。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求阙）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 搞学术研究，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有一种超功利的心态。学术的繁荣是要几代人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的，不是一下子的事情。文化是可以有超越性的，超越现世，超越当下，那么它的价值就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