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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后在北京做编辑工作；写过剧本，参与过《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他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五年读书，两年教书。除家乡高邮和北京外，这是他一生待的最长的地方。他曾写过一篇散文《七载云烟》，详细叙述当年在昆明的情况。这七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七年，又年轻，又无牵挂。除了读书，就是游荡。在昆明，他还至少恋爱了两次，有一次因为失恋，睡在床上不吃不喝两天。当然，也有过一个时期，贫困潦倒，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精神上，却是极其自由的。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
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
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因为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留了一年。汪曾祺在学校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跑图书馆，可“不爱上课”（汪曾祺自语）。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曾说过：“朱自清教我们宋词。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汪曾祺喜欢在街上逛，书店、裱画店……“无目的地闲走，闲看”。经过锡箔作坊，师傅用很大的木槌夯砸锡片，他都看得津津有味。《七载云烟》中，他感慨：“我们在街上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生活！我们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卖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当代学者孙郁说，人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却不知道他何以厉害。汪曾祺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这样的作家“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
汪曾祺不上课，不代表不读书。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同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那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人，白天上课，早睡早起；而汪曾祺黑白颠倒。等他天亮回来就寝，该同学已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汪曾祺泡图书馆是有名的，他说：“有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有我一个人。”他读了很多书，如纪德、萨特、弗吉尼亚?伍尔芙、阿左林和普鲁斯特等的作品，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很深。
也是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开始写作。这是他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这一生将成为一个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上海《文汇报》“笔会”版主编周毅在编选《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笔会60年珍藏版》时，无意中发现了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好几篇佚文，都是写于昆明的“黄土坡”或“白马庙”。后来，清华大学教授解志熙和他的学生裴春芳、东北师大的徐强，在翻阅民国时期资料时，又进一步发现了汪曾祺的大量早期佚文。这些文章，才华横溢，充分证明了沈从文为什么那么欣赏他、喜欢他，并且说出“汪曾祺写得比我好”的话来。
那些不能忘的昆明记忆
10年前笔者曾到昆明寻访，住护国路，正巧就在汪曾祺《昆明菜》一文中提到的老馆子东月楼附近。在这家招待所的食堂，笔者吃了牛肝菌、炒饵块、宣威火腿和汽锅鸡，至今不忘汽锅鸡，汤清如水，而味极鲜也。晚上，在翠湖边上的茶楼，喝了一回酽酽的普洱茶。在这样的行走中，随身带的，就是一本《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一本《五味》，其中多为昆明吃食，由此也可见，汪曾祺对昆明印象之深，感情之浓厚。
《昆明菜》一篇，说到昆明的炒鸡蛋：“炒鸡蛋天下皆有。昆明的炒鸡蛋特泡。一掂翻面，两掂出锅，动锅不动铲。趁热上桌，鲜亮喷香，逗人食欲。”真的把人的食欲给“吊”了起来。
此文精彩处还有：昆明旧有卖燎鸡杂的，挎腰圆食盒……鸡肫鸡肝皆用篾条串成一串，如北京的糖葫芦。鸡肠子盘紧如素鸡，买时旋切片。耐嚼，极有味，而价甚廉，为佐茶下酒妙品。
是不是很好？可是汪老头后来还是忧心忡忡：估计昆明这样的小吃已经没有了。
在昆明的岁月，深深印刻在汪曾祺心中，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即便数十年后，也不能忘。
笔者手头有一幅藏画，是汪曾祺先生的《昆明猫》。画面上一袭绿色软垫，一只小猫蜷于其上。有趣的是，汪先生题了长长的一段款识：昆明猫不吃鱼，只吃猪肝。曾在一家见一小白猫蜷卧墨绿色软垫上，娇小可爱。女主人体颀长，斜卧睡榻上，甚美。今犹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
四十三年一梦中，
美人黄土已成空；
龙钟一叟真迂绝，
犹吊遗踪问晚风。
这幅画作于1996年。
其实这已不是汪先生第一次提起这样的记忆。《汪曾祺文集》中，有小说《绿猫》一篇，其中写道：有一回我到一个人家去。主人新婚，房间的一切是才置的……我的眼睛为一个东西吸引住了，墨绿缎墩上栖着一只小猫。小极了小极了，头尾团在一起不到一本袖珍书那么大。白地子，背上米红色逐渐向四边晕晕淡去……
此作写于1947年7月，当时他刚从昆明到上海不久。
1997年3月，汪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又写了散文《猫》：有一次，在昆明，我看见过一只非常好看的小猫。这家姓陈，是广东人。我有个同乡，姓朱，在轮船上结识了他们，母亲和女儿，攀谈起来。我这位同乡爱和漂亮女人来往……有一次在金碧路遇见我们，邀我们上她家喝咖啡。我们去了。这位母亲已经过了三十岁了，人很漂亮，身体高高的，腿很长。她看人眼睛眯眯的，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成熟的美。她斜靠在长沙发的靠枕上，神态有点慵懒。在她脚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绣墩，绣墩上一个墨绿色软缎圆垫上卧着一只小白猫。这猫真小，连头带尾只有五六寸，雪白的，白得像一团新雪。这猫也是懒懒的，不时睁开蓝眼睛顾盼一下，就又闭上了。屋里有一盆很大的素心兰，开得正好。好看的女人、小白猫、兰花的香味，这一切是一个梦境。
小说、绘画和散文，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只有一个指向：昆明的记忆。不同的年岁，不同心境……到了老年的汪先生，这一切，“就是一个梦境”了。
汪先生说过：写小说就是写回忆。回忆是经过沉淀的岁月。是明晰宛若秋空般澄明，或删繁就简如冬树般简洁。《昆明猫》即是。
陪伴一生的人
在昆明，汪曾祺还收获了友谊和爱情。他与一生挚友朱德熙（著名的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在昆明黄土坡或白马庙，他认识了施松卿，两人开始了恋爱，之后结为夫妇，携手到老。
汪曾祺与朱德熙的友谊，可谓是一段佳话。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在《长相思》中说，她和朱德熙在昆明结婚，婚纱还是汪曾祺负责去租的。结婚的前一天，汪曾祺拎一个滚圆粉红的大盒子来，说：这是礼服，拿去试穿一下，合适不合适？何孔敬喜欢白的，朱德熙为难：“水红色是你母亲的意思。”汪曾祺在一旁说：“不喜欢可以拿去换嘛！”第二天他们小两口回门，一大早，汪曾祺又来了，跟着他们一道回门，下午三个人还看了一场电影。
汪曾祺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老伯生怕他想不开。这时朱德熙来了，把自己的一本物理书卖了，拉汪曾祺到小酒馆喝顿酒，没事了。朱德熙多次对何孔敬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到了晚年，有一次汪曾祺去了趟昆明，回北京一下飞机就直奔朱德熙家，给朱德熙带来一大包昆明的干巴菌，何孔敬捧着干巴菌，说：“多不好意思。”汪却说：“我和德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991年，朱德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语系讲学，经确诊为肺癌晚期，仅半年就去世了，汪曾祺非常伤心。有一天夜晚，汪曾祺在书房作画，忽然厉声痛哭，把家人吓了一跳，赶紧过去劝他，只见他满脸是泪，说：“我这辈子就这一个朋友啊！”桌上有一幅刚刚画好的画，被眼泪打得湿透，已看不出画的是什么，只见画的右上角题了四个字：“遥寄德熙”。
用何孔敬的话说，他们是“金石至交”。
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也是联大学生，和汪同届。她最早读的是物理系，但身体不好，课业繁重，觉得十分吃力，于是转到生物系，后又改读外文系，是系里出了名的“病美人”。毕业后，施松卿到昆明建设中学支教，与汪曾祺成了同事。两人之前虽不认识，但都听说过对方，此时有了进一步交往。早期汪曾祺散文里的S，就是恋人施松卿。《看牙》一篇里，感情尤为热烈：“S陪着我，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我们当真有机会离开云南了。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前后待了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什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1949年5月，两人结婚，之后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
汪曾祺驾鹤远行一年后，施松卿追随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