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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过日子，要知道有多少家底。一个国家要发展，更要精打细算。而张晓晶就是那个给国家记账本的人。201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成立国家资产负债表课题小组，张晓晶担任副组长，并于2013年发布了首份“中国资产负债表”。今年8月，课题组的第二部成果《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出炉，整理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3年的经济数据，再度引起关注。
张晓晶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账本中数据是挺多，一花一草值多少钱都收录在内，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不难理解。每家企业都有资产负债表，一栏记资产，一栏记负债，自己有多少钱，借了多少钱，账目一清二楚。我们也制了这么一张表，记录了整个国家的财富与债务。”
国家这本“账”怎么算
国家资产负债表课题组现在由10多名专家学者组成，其中还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虽然小组成立只有4年，但张晓晶关注、研究这个问题要更早。2000年，他从北大念完博士后，进入社科院经济所，一直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也曾为“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做过评估。2006年，张晓晶到哈佛大学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访问交流，后来他与一位经济学家合作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主题就是国家的综合负债。
2007年8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接着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张晓晶说：“欧洲几个国家比较典型，希腊、西班牙等国都出现了债务危机，国家差点破产。在美国，危机最初出现在房地产、银行等私人部门，但政府不能坐视不管，于是私人部门的危机还得政府埋单，最后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一时间，国家债务问题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开始使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来研究债务危机。”
这让张晓晶再度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国家积累了多少财富？借了多少债？一旦发生危机，有没有能力处理？我们都能在资产负债表中找到答案。过去我们谈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讨论的多是税收能力，是流量概念。而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更强调存量，反映国家积累财富与偿还债务的能力。”张晓晶说，这张表不仅为应对危机，日常国家治理也得有一本账，哪些数据反映了什么问题，我们该如何调整，才能避免问题扩大化。
中国记这本“账”算是刚起步，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有很长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就在国民收入方面，进行了国家的资产与负债的统计。现在，美、英、德、日等国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已成体系，并且会定期发布。
张晓晶介绍说，在部门分类方面，我国资产负债表参照全球通用标准，分五大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与对外部门，除了各科目的资产与负债统计，资产负债结构分析也会在报告中体现。“做这张表，我们就像账房里的记账先生。眼皮子底下的东西是不是都要录入，该放入哪个科目，都要考量。”他打比方说，一个酒店的桌子、椅子，甚至花花草草都归其所有，酒店属于非金融企业，这一类将折现纳入非金融企业资产；对于居民而言，最典型的资产是住房；政府资产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资产；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负债计算的是银行、证券公司等；对外部门资产是外汇储备。当然，这其中具体算法也有争议。比如，故宫里的东西该折多少钱？法国卢浮宫、奥赛博物馆以及很多发达经济体，都收藏了大量的古董文物。但在他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有的古董文物只是象征性计入，比如1美元，因为这些不易变现或者不能变现。“所以，我们在统计时，故宫里价值连城的文物就并未计入。”还有争议比较大的是土地价值。这些土地在危机时刻是否都能变现？显然不可能。所以这部分国有资产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我们的计量方法是，利用土地上的净产出，以一定的折现率倒推土地的价值，比如计算土地上的农作物。在报告中，我国土地的价值为65.4亿元。”
我们的家底能应对1.5次危机
《环球人物》：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到底有多少家底？国家的净资产是多少？
张晓晶：这本账确实很“厚实”。累加居民、政府、金融、非金融企业以及对外部门的所有净资产与负债，就构成了国家总资产。从2007年到2013年，我国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到691.3万亿元，年均增长67.8万亿元。
而更能反映家底的是国家净资产，它是国家总资产减掉国家总负债。从总量上看，2013年，我国总的净资产为352.2万亿元。从结构上看，净资产有个鲜明的特点，因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国家财富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比重占三至四成。西方国家是私有制，政府资产极少甚至为负。
《环球人物》：政府掌控的财富比重大，是好事吗？
张晓晶：政府有钱，掌握的资源多，处理危机的能力就强。换句话说，有钱就底气足。不过，大量资源由政府掌控可能会导致效率不足。但这不是说所有国有企业都如此，只是有一些国有企业存在这一问题，所以才会有国有企业改革、提高效率，实行混合所有制的讨论。
《环球人物》：家底厚起来的同时，我们的债务问题是否也跟着来了？
张晓晶：有很多外国专家，喜欢讲中国的债务，说我们有债务风险、债务危机。这几年政府债务是在急速上升。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看，2008年后，该指标从40%提高到57.8%，6年里上升了17.8个百分点。不过，很大部分借款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多，但有对应的资产在，不少还是优质资产。更重要的是，我们估算的主权资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加国企）净值超过100万亿元，就是说我们的主权总资产减掉总负债还富余100万亿元，而且政府变现能力比较强，可动用的财富有28.4万亿元，表明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债务清偿问题。
目前值得担心的是流动性问题，即地方政府家底很厚，但短期内还不能变卖家产来还债，就要靠中央财政的债务置换、银行的贷款周期等缓解短期流动性问题。
在美国，为什么会有地方政府破产？这是因为州的、地方的财政独立于联邦财政，地方财政出问题，自己担责，联邦不管。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是绑在一起的，地方出问题，中央一定会管。所以，不用担心会出现地方债的危机。
《环球人物》：所以，这张国家资产负债表告诉我们，危机不会来？
张晓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乎没有真正遭遇过危机。危机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谁说社会主义就没有危机，不到事情发生那一刻，我们不会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有人认为对中国来说，这根稻草可能是美国加息。美国加息，美元升值，资本外流，外汇储备减少，货币的增发渠道随之减少，货币紧缩，然后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导致危机。
有人说，国家有钱，可以救啊。我们做了个实验，假设最坏的情况下，一次金融危机导致GDP损失了30%，我国352.2万亿元的净资产可以应对1.5次金融危机。
到底要不要杠杆
《环球人物》：今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题之一是杠杆调整，现在全社会的杠杆率有多高？
张晓晶：所谓杠杆率，是指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2014年，我国的杠杆率为 217.3%。虽然与一些发达经济体300%—400%的杠杆率相比，中国还不算高。但有两点值得警惕：一个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从2008 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这样快速攀升风险很大。另外，中国企业杠杆率为123.1%，差不多是国际上最高的了，这也是当前风险所在。从全球范围看，2008年前，全球杠杆率的上升主要由发达国家导致，但从那以后，全球杠杆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下一下场债务危机的主角。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杠杆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要保持高度警惕。“去杠杆”在所难免。
《环球人物》：具体看，杠杆该如何调整？
张晓晶：把资产负债表拆开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偏高。居民和中央政府，我们是鼓励杠杆率往上走的。
政府的杠杆率为57.8%，其中中央政府是15.1%，这个数字肯定是要往上走的。因为从资产角度，随着市场化改革，国家掌握的财富变少了，分子小了；而从负债角度，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政府要花的钱越来越多。政府部门的这张资产负债表，将会变得与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一样，会有更多的负债，这很正常，是大方向。
在居民部门，我们现在的杠杆才30%多，发达经济体60%都是正常的，比如日本是65%，美国是77%。我们提倡提高居民杠杆率的初衷是，刺激消费和投资。没钱花，国家借给你。这些年，我们的消费习惯有了一些改变，房贷、信用卡越来越普及。最近还有一个很火的杠杆，就是股票融资、融券以及场外配资。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6月，股市大盘狂飙3000点，有些人利用这个政策，融资加了杠杆，挣了不少钱。这两个月，股市又大跳水，不少人开始质疑股市杠杆，他们认为风险太高了，甚至出现反对股市杠杆的声音。我认为，杠杆可能只是问题之一，加了杠杆后股市波动幅度更大，监管部门没有把握到这个规律。但杠杆是否应该负全责，可能要打个问号。杠杆本身就是一个工具，好与不好就看我们怎么使用。所以，要让杠杆完全撤出股市，可能性比较小。
《环球人物》：在这方面，国家的大战略是怎样的？
张晓晶：这个很明显，由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我们要降，政府、居民部门杠杆率有上升空间。大力发展股市，企业可以更多从股市融资而不是从银行贷款，其杠杆率就会下降；而股民如果借助杠杆投资股市，那么就会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这就是所谓的杠杆的腾挪。而最近的债务置换就是地方政府杠杆向中央政府的挪移。从国家资产负债表，我们能清晰看出这样的战略思维。不过，杠杆腾挪过程中无论是加杠杆还是去杠杆，都是要靠市场来完成，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如果操之过急、不当干预，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是近期股市的剧烈波动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