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情局合作是我最大遗憾”

    没有他的策划，达赖的叛逃不会如此顺利；上世纪，他曾游走于美国、印度等国际力量之间，企图借助国际势力来颠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但他也是中央政府与达赖集团接触商谈的重要参与者、见证人，作为达赖的私人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他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

    今年4月，嘉乐顿珠在美国出版了回忆录《噶伦堡的面条商人》。据《环球人物》记者了解，该书出版后，引起美国社会一片哗然，因为从没有藏独分子如此真实地披露中情局在西藏编织的阴谋。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在此背景下，嘉乐顿珠的那一声叹息，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与中情局合作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分裂西藏梦碎

    据嘉乐顿珠在回忆录中记述，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前夕，他因西藏原地方政府内部权力斗争而滞留台湾。不久，他收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邀请，让他去美国和他的大哥土登诺布会合。

    同年秋，23岁的嘉乐顿珠到达美国华盛顿，见到了土登诺布和时任美国国务院对华事务专员安德森。其间，他为争取支持，对拉萨的形势作了虚假汇报，称“反对汉人之势如若1911年”。1952年2月，他放弃在美国学习的机会，离开美国经印度回到拉萨。尽管在美国的时间仅5个月，却开启了他与美国中情局勾结的序幕。

    回到西藏后，嘉乐顿珠一方面劝说达赖出走国外，另一方面密谋赴印度开展反汉抵抗运动。在拉萨活动3个月后，他谎称到藏南视察庄园，秘密逃到印度。他认为在国外利于他煽动国际舆论、争取国际援助及建立军事反抗组织。此后，美国中情局在每一步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4年，美国中情局通知土登诺布，让他转告在印度的嘉乐顿珠开始招募藏独分子。土登诺布随后和中情局女特工特里飞往印度的加尔各答，与嘉乐顿珠会面。特里介绍了美国的立场，保证美国将“全力以赴”支持西藏分裂势力。有分析认为，当时美国干涉西藏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建立包围共产主义发展的冷战铁幕，试图从内部瓦解新中国。但嘉乐顿珠当时认为美国会全心全意支持西藏独立，对特里给予的口头协议十分认可。

    事实上，直到1956年，中情局特工霍斯金接替特里工作后，才真正行动起来。霍斯金表示美国中情局愿意通过空投提供武器与物资，并在印度大吉岭秘密建立连接西藏与美国的情报站。为了给情报加密，美国中情局要求藏独分子把藏语翻译成摩斯密码，传到美国后再由藏语分析师破译。同时，美国中情局开始在西藏周围召集逃亡的藏独分子，并秘密训练他们。

    1957年春，美国中情局和嘉乐顿珠合作，挑选人员送往美国军事基地接受特工训练。嘉乐顿珠常深夜开车接送训练的藏独分子出入印度边境。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西藏制造混乱，从而帮助达赖叛逃。

    1959年3月17日晚，达赖和随从伪装成平民，扛着防身的步枪，在美国中情局的护送下从拉萨向印度边境逃亡。到印度后，美国通知嘉乐顿珠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面，并安排达赖的政治庇护。1960年，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安定后，西藏分裂势力在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声势日渐强大。

    达赖顺利叛逃后，美国中情局的援助项目持续了数年，包括为西藏分裂势力培养骨干，提供枪支、弹药和电台等。但在嘉乐顿珠看来，美国中情局的帮助远远不够。他回忆说：“这些枪支很多都是二战淘汰的次品，而且没有装备是美国原产的，因为中情局怕出事后会影响美国形象。” 

    劣质的武器与并不充足的补给，再加上解放军的不断打击，使西藏分裂势力迅速溃败。1960年底，在嘉乐顿珠和美国中情局的操纵下，2000名藏独分子从印度转移到尼泊尔的木斯唐地区。但到达尼泊尔后，中情局提供的资金只能支持一半人员的生活。许多藏独分子无法熬过冬天，纷纷逃回印度。这时嘉乐顿珠开始意识到，中情局的帮助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大。

    1967年，在中美关系转缓的国际背景下，因担心美国中情局会从西藏问题上抽身，嘉乐顿珠拜访了中情局局长格雷斯密。会面时，格雷斯密始终不愿给出任何承诺。“看到他嗤笑的眼神，我意识到，美国马上要撤销援助，而我只不过是个弃子。”

    事实正如嘉乐顿珠预想的那样。不久，他接到美国中情局撤销援助的正式通知。而他的分裂梦在1969年彻底破碎——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并积极和中国改善关系。在没有美国的援助后，藏独势力开始瓦解，分布在西藏边境的武装分子被清除殆尽。从尼泊尔逃往印度时，嘉乐顿珠的得力下属旺堆措桑被尼泊尔边防军击毙。

    前文中，嘉乐顿珠在回忆录中所“遗憾”一事，就是认为当时美国政府及中情局这个靠山“没有靠得住”。

    不满足“原始的富裕”

    今年87岁的嘉乐顿珠，或许是感到老了，开始回忆往事。

    嘉乐顿珠全家命运的转折是因弟弟丹增嘉措被选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之后，全家从青海迁往拉萨。

    嘉乐顿珠的父亲曾是养马师，后被人尊称为圣父，每天和官员、高僧共用早餐，而目不识丁的母亲也进入了拉萨的上层社交圈。他们的家庭财富随之增加，作为达赖的家人，在西藏各地拥有5块地产。但随年岁增长，嘉乐顿珠不再满足西藏没水、没电、没医疗的“原始的富裕”，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

    1945年底，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安排下，嘉乐顿珠进入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南京的一切都显得新鲜有趣，他回忆说：“我是个不安分的学生，常周末请同学喝茶、吃饭、看京剧，日子过得很奢侈。”他还不时受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的邀请，与他们一起吃饭。根据《事实与真相——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其人其事》一书的介绍，国民党曾想把嘉乐顿珠培养成“心向中央”的地方领袖。1948年，他迎娶了国民党将军朱世贵的女儿朱丹，从此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毕业后，嘉乐顿珠想回西藏，但受到母亲的反对，“西藏内部政治斗争太激烈，回来会威胁到全家”。当时，与他父亲交好的热振活佛和当时西藏代理摄政王达扎正进行残酷的权力斗争。嘉乐顿珠在南京学习时，噶厦（西藏原地方政府）曾采取多种办法要他回到拉萨。

    全国解放后，嘉乐顿珠分别在印度和台湾滞留了一段时间，直到收到杜鲁门的邀请，从此踏上了分裂祖国的不归路。

    失败的“信使”

    嘉乐顿珠长期住在印度，但美国却是他跑得最勤的地方。与从事分裂国家带给公众的暴力激进印象不同，和他认识的人认为他“有一种西方人习惯的庄严，和他弟弟达赖那种宗教上的庄严不一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学研究系主任巴奈特曾与嘉乐顿珠有过多次接触，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每次见我，都穿着西装三件套，就算在休闲场所遇到，也会穿个半正式的夹克。尽管表面随和，但他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说的话都经过精心设计。与达赖集团的很多人不同，嘉乐顿珠是他们中爱冒险的另类。”也许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嘉乐顿珠在前期分裂西藏梦碎后，转变尤为迅速。

    1979年，嘉乐顿珠在香港与美国“大学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多尔芬结识。嘉乐顿珠当时希望同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李菊生会面。在多尔芬的安排下，他与李菊生建立了联系。

    嘉乐顿珠通过多尔芬向中共港澳工委透露，他在1978年曾给邓小平写过信。根据中央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的精神，中央统战部和中央调查部指示港澳工委同嘉乐顿珠继续接触，并邀请他回国参观。在获得达赖允许后，嘉乐顿珠决定以非官方身份去见邓小平。达赖告诉他：“你这次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多听中国领导人的建议，多观察中国发展的情况。”

    在李菊生的陪同下，嘉乐顿珠来到北京，住在圆明园附近的招待所。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嘉乐顿珠。在多年后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这次会面被嘉乐顿珠再次提及，称之为“一个甜蜜的回忆”。会面中，邓小平果敢的作风、充满魅力的身影都给嘉乐顿珠留下深刻印象。一见面，邓小平就握着他的手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来。”由此，开启了中央政府与达赖集团的接触，而嘉乐顿珠也乐于以“信使”自居。

    巴奈特认为，嘉乐顿珠的“信使”工作有不少水分。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嘉乐顿珠坚称邓小平在和他会面时说过‘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但邓到底有没有说这句话，其实有很大争议。毋庸置疑的是中共党史并没有这句原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了当年邓小平与嘉乐顿珠的谈话记录，邓小平确实没有讲这样的话。

    与邓小平会面后，嘉乐顿珠与中央政府有过多次接触。巴奈特告诉记者，嘉乐顿珠与中共另一位高层人物阎明复的接触是“典型的达赖单边的交涉失控”。1988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告诉嘉乐顿珠，中央愿意再次开启跟达赖集团的交涉，交涉地点愿和达赖共同协商，希望他向达赖传达。但达赖在德里的代表扎西旺堆得知后，无视国际交涉的基本流程，在不跟中央政府协商的情况下，向媒体高调宣称，达赖将于1989年1月15日在日内瓦和中央政府代表会晤。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嘉乐顿珠把交涉失败的原因怪罪到一个匿名的印度官员身上，称是这名官员怂恿扎西旺堆做的。事实上，中央政府对达赖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着，但一个根本的原则是，达赖必须放弃他的分裂主张。

    1991年，嘉乐顿珠被达赖扶上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即首席部长）”的位子。1994年，他收受台湾当局贿赂的丑闻曝光，遭到达赖集团各派势力的猛烈攻击，不得不黯然“下台”，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999年，嘉乐顿珠回到自己10多年前开在印度噶伦堡的面条作坊。回顾漩涡般的一生，他发现，噶伦堡也许很好，但这里毕竟不是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