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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八宝山革命公墓，人们在默哀中送别汪东兴。6天前，这位中国共产党近百年风云的亲历者因病去世。
汪东兴为人所熟识主要因为两件事：担任毛泽东警卫近30年，直到毛泽东去世；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即中央警卫团），积极参与抓捕“四人帮”行动。从来到毛泽东身边到成为新中国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不可避免地见证和影响着共和国历史。
勇字当头的警卫局长
汪东兴的革命生涯开始得很早。1916年1月，他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农民家庭。贫苦的生活让他过早成熟，并寻求改变生活的机会。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参加方志敏领导的农民暴动。1932年，16岁的汪东兴加入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十军，正式踏上革命道路。经多年革命历练，他随部队来到延安。
1947年春，汪东兴被调到毛泽东等领导人身边担任警卫工作。时值国共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派胡宗南率部大举进攻延安。1947年3月18日，汪东兴接到命令，立即带领中央警卫团团长等人和一个骑兵分队前往王家坪，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以及中央直属机关撤离延安。
当中央机关撤至王家湾时，国民党军队追至离王家湾只有20里路的平桥地区。任弼时、陆定一与周恩来紧急商议后决定马上转移，毛泽东则提出要看到敌人再走。经众人劝说，毛泽东改变主意， 问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汪东兴果断回答：“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泽东很高兴：“好！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汪东兴思索后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毛泽东同意：“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5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等国民党军队到王家湾，他指挥战友圆满完成了任务，为中央顺利撤退赢得了时间。事后毛泽东称赞：“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在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汪东兴率领中央警卫团主要负责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安全，同时组织中央的人员、物资供应，统筹后方，保障后勤供应，日后的中南海“大总管”初见雏形。
1949年3月，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向北平进发。汪东兴带着警卫战士乘一辆吉普车为首长们开道，见证了“进京赶考”的历史时刻。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等职，主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工作，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之一。后警卫处改为警卫局，汪东兴长期任中央警卫局局长。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
汪东兴担任过很多职务，但从未改变的是负责毛泽东的安保工作。毛泽东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时，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他在毛泽东专列途经沿线的每一个桥梁、涵洞、制高点都安排了兵力，自己则负责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工作。到了莫斯科，毛泽东和斯大林正式会谈时，他在值班室等候了5个小时， 连饭都不敢去吃，只喝了一瓶汽水。毛泽东知道后叮嘱：“等的时间太久了，下次不要跟去了，让苏方保卫安全，你们在驻地等我。”
毛泽东知道汪东兴爱读书，但不能把马列主义应用到实际，便安排他下放江西锻炼了一年，担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学习结束后，汪东兴又主动要求延期深造。1960年，毛泽东把汪东兴调回北京，让他在中南海开展小整风运动。后来，毛泽东请亲属和部分工作人员吃饭时感慨道：“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我狠狠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
毛泽东曾鼓励汪东兴多看其他书籍：“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很重要的文学作品，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
汪东兴对毛泽东很崇敬，对他讲的话、交办的事，丝毫不怠慢。毛泽东曾打趣他：“我有时说笑话，你也当真，也当做指示吗？”汪东兴回答：“我区别得开，但我会认真对待您说的话。”
指挥“10月6日行动”
“文革”期间，汪东兴身居要职，却未受到太多冲击。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因为毛泽东的保护。1967年1月， 中南海造反派喊出“火烧”“油炸”汪东兴的口号，毛泽东得知后表态：“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意即你们批评汪东兴可以，不能打倒，要保护他。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想篡夺政权。10月2日，叶剑英找到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我们要以快制慢，‘四人帮’不除，我们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当晚，汪东兴研究行动计划到凌晨，制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初步行动方案。10月6日下午，汪东兴对行动小组下达抓捕“四人帮”的任务：“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提高嗓门说，“要绝对保守秘密，坚决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地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当晚7时40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聚齐在怀仁堂正厅。7时55分，王洪文提着文件包走进来。华国锋严肃宣布：“王洪文，你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还未反应，行动小组就上前将他控制住，并给他戴上手铐押到隔离室。3分钟后，张春桥迈进正厅，也被行动小组迅速控制。
之后，在春藕斋正厅，行动小组迅速围拢住坐在沙发上的江青。江青惊问：“你们要干什么？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小组成员告诉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江青听罢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江青。十月六日。”封好信，她被行动小组带走。
鉴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已被顺利拘押，汪东兴果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8时25分，姚文元来到怀仁堂休息室，同样被行动小组控制并押送到隔离室。此时是1976年10月6日晚8时30分。解决“四人帮”的整个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1977年，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领导层第五位。“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还阻碍着中国前进，汪东兴却选择站在“两个凡是”一边。1979年，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陈云首先发言：“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在1980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离开中南海。
小院里的暮年
搬离了中南海，汪东兴住在西单六部口新壁街。小院被收拾得井井有条。院子里花木葱茏，还和夫人姚湘娥一起种下一棵梧桐树。屋内陈设简朴,客厅北墙书柜上放满马列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西墙挂着毛泽东手书赠他的《送别》。
书房内的写字台上，有一盏旧台灯和挂着毛笔的旧笔架，剩下的就是高高摞起的书籍和资料。汪东兴在这里读书练字。他习惯写隶书，笔迹工整大方，就连会客时的谈话内容，也用毛笔认真写下。汪东兴形容自己的晚年生活：“我很简单，吃、睡、看，生活要规律才好啊。”
上午，汪东兴除了必看的人民日报，还会看看其他时政报纸；中午午休，下午是会客时间，晚上7点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联播，之后再打打台球散散步。身体好时，每天走4000步，后来变成每天2000步。散步回家后，看会儿书就睡觉。
汪东兴深居简出，很少见生人。一些国内外的出版商邀请他写回忆录且出价不菲，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就没脸再见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但汪东兴却接受家乡的邀请，担任了《弋阳县志》的编纂顾问。县志出版前，工作人员曾把材料寄给汪东兴，请他把关。几天后，汪东兴的秘书刘桂民给县志办公室打电话说，绘制的弋阳苏区斗争形势地图有错误：汪东兴的家乡余家坞属于弋阳五区，1932年已成立苏维埃政权，应属红区，但地图上把它标成了白区。汪东兴亲自在地图上做修正并配上文字说明。弋阳五区在比例尺1:360000的地图上不过黄豆大小，也没逃过汪东兴的眼睛。
2000年左右，一本编造大量“史实”的《汪东兴传》出版。汪东兴看到书后很疑惑，因他从未见过作者，“这种胡编乱造的东西在法律上有什么说法没有？”经过咨询，他委托熟识的江西籍律师钱卫清，要求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件事。后来，有关部门认为汪东兴作为党内元老打这样的官司，容易被西方媒体拿来说事，建议他换种方式解决。汪东兴也没纠缠，撤了案子。钱卫清感慨地说，汪东兴见惯生死沉浮、人生起落，已经不执念什么，他的人生格局早已不同常人。
据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回忆，汪东兴晚年“心很宽，想得开”，身体硬朗。一年多前，他因健康原因住进医院，直到去世。这位百岁老人在安静平和中走完了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