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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康健，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副组长，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团长。
康健是最早介入二战受害者诉讼的中国律师之一，但20年来，在媒体记者眼中，她一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不少记者把她律所的名字都搞错了。对于这些她从不在意。但对有些事，她非常在意，而且字斟句酌。
最近，有媒体报道了“三菱与中国劳工受害者谈判团达成全面和解协议”的消息。正当引发国人叫好之时，康健言辞激切地泼了一盆冷水，条分缕析三菱偷梁换柱、避重就轻的种种作为，并表示“绝不急于求成而出卖道义和尊严”。
低调谨慎是一种策略
康健的律师事务所位于北京一个高档小区，时值8月，院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进得门去，左手几间深棕色的门紧闭着，靠墙一溜儿资料柜，柜顶摞着一些标牌，只能看到其中一个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实习基地。右手两张老式黑色皮革沙发，背靠一个储存杂物的小隔间。几个工位占据了客厅的中心位置，飘窗上随意摆着几盆绿植，两边垂着半旧的窗帘。与一些时尚精致的律所不同，这里平实朴素，没有丝毫多余的装饰和自我标榜。
“康律师正在打电话，请您稍等。”招呼《环球人物》记者坐定，两名工作人员静静地回到了电脑前，偶尔讨论一句工作。一扇关着的门里，隐约传来康健的声音，底气十足，滔滔不绝。其间，康健出来一次，分派了一些工作。她年近六旬，娇小干练，微微烫过的头发有些蓬松，半袖衬衫，齐膝黑裙，坡跟皮鞋。“不好意思，手头有点事，再等我一会儿。”她客气地道歉，又旋风似的回到屋里，继续打电话。
半个小时后，康健走出来，把记者迎进了另一间办公室。话题从近期三菱与中国劳工和解开始。就在报道后不久，8月3日，几家二战中国三菱受害劳工团体表示，虽然不尽满意，但考虑到幸存者年事已高，时间迫切，“和解是可以接受的”。
对此，康健坚决反对让步。她首先对三菱的表态提出强烈质疑，“三菱把它当年跟日本政府共同策划实施的强虏中国劳工的行为，轻描淡写地说成被动接受劳工；把对劳工的奴役说成使用；把折磨致死的722名劳工轻描淡写地说成死亡——改变了性质，暧昧了事实，这种谢罪能称得上是真诚的谢罪吗？！并且，三菱支付给每位受害者的10万元也不是赔偿，是为中日友好建立的基金。”
康健语气坚定地说，“现在已经战后70年了，如果我们还签一个不清不楚的协议，我感觉日本又会翻案。所以，我宁肯搁置、宁肯退出，也不想以牺牲事实真相为代价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她还提到了国内不同受害者团体之间的不和谐。现在，我国有数个中国受害劳工团体，主张、立场各异。“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提过希望国内各个受害者团体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但是这种各立山头很难避免，一方面日本对某些受害者代理人起了一些引导作用，另外一方面是利益问题。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就爱搞离间活动，而中国人又很容易被人家离间。”
常年与日本政府、企业打交道，让康健十分谨慎。正如她拒绝谈自己的情况，甚至连出生年月也不愿说，偶尔跳出来一两句，她立即回过神，“不要写到文章里。”这种低调谨慎，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策略。“日本很注意收集情报的，他们也不叫间谍，就是会很细致地收集各种信息。我觉得，有些信息还是不宜散布，所以我不太愿意接受记者采访。”
“日本人是很细腻的，坏事好事都会做得很极致。可是我们中国人老是盲目自大，缺乏那种细腻。历史事件确认就得靠细腻，否则你这个‘历史真相’就容易被推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对事实的确认，把事情细化到穷尽。”这种细，直接反映在了康健的工作中。每项调查不但要录像，还有笔录，而且细枝末节全要调查。调查一个人最少要问3次，一次基本上要问两三个小时，回来再整理，所以要完成一个人的调查得40多个小时。“我们的起诉要求也是这样很细的，起诉书有3万多字。”
“干这个必须得自甘清贫”
最早的民间对日索赔始于1995年，康健以律师身份介入此类诉讼也始于这一年。那年，康健参加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要给中国山西慰安妇诉讼提供法律援助，想请她帮忙调查。康健同意了，“我想只不过协助调查，而且这事应该很简单，调查一次就完了。”
直到1996年第一次去日本出庭，康健才觉得这个事情得严肃对待。“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日军强奸妇女的这种罪行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去了以后，我才感觉到，日本官员虽然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反省，但在具体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回避的——对他们而言，反省只是一个空洞的中性词。”
康健没想到，自己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为了调查慰安妇和二战中国劳工，她跑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海南、辽宁。“那时候，一方面是人不好找，另一方面，交通也非常不好。有一次，我们去山西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做调查，因为车的底盘低进不去，我们租了面粉厂一辆五十菱卡车，路太颠，只能用手紧紧地抓着车。调查完再出山的时候，手磨出三个泡。”
20年间，她参与了3件慰安妇案，11件劳工案，其中有5件作为辅佐人，“辅佐人坐在代理席上，在法庭上可以向对方提问，也可以发言辩论。”一个案件持续的时间最短是6年，一般是9年，康健告诉记者：“按照国际惯例来说，这个时间是比较正常的。一旦我坚持不住了，我们律师团里还有年轻的律师。”2010年，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正式成立，一共有８名律师。
康健义务打官司，几乎耗尽了自己的收入。有时候劳工为了打官司从外地到北京的路费、食宿费，都是康健出。因为在这上面投入太多精力，她也会失去一些“名利双收”的机会。不过她并不纠结，“我这人比较一根筋，只要投入了，我就不去考虑旁的东西——干这个必须得自甘清贫。有一点，我特别自豪：我没破产。家里人也不指望着我挣钱，就是怕我太累了。”
如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已有30多起，涵盖了大屠杀、慰安妇、武装轰炸、劳工、毒气弹、细菌战等。虽然极少有胜诉的，但相关案件得到的媒体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那段历史。
“我不做，会对不起良心”
作为律师，康健无疑是理性、坚韧的。但在调查中，慰安妇、劳工的遭遇，却让她唏嘘感慨。在山西调查慰安妇时，康健遇到了一个姓侯的老太太，这么多年了，她怎么都忘不了那位老人。“13岁那年，她和父亲被带到日军据点，因为有人告发她父亲与八路军有联系。3名日本兵先是拷打她父亲，然后把他捆了塞到农村土炕的炕洞里，又在炕上强奸了她……老人边哭边说，因为觉得难以启齿，说着说着，就趴在我的耳朵边上说。说到伤心处，老人竟从凳子上滑下来，差点摔在地上。”
康健有些哽咽，一直靠在椅背上的她直起身来，停顿了一会，才接着往下讲。“后来，她就精神失常了，家里人把她赎回来之后，养了一年多，才差不多恢复了。又过了几年，她结婚了，但丈夫知道她这个遭遇以后，又和她离婚了。她一共结了三次婚，最后一任丈夫对她还可以。1998年左右，她去日本出了一次庭，回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带着她去天安门、故宫看了看。她特别高兴，还照了张照片。但我们那个相机胶卷不好，洗出来也不好看，我想等她再次来时，再给她拍几张。没想到，回去没几个月，她就去世了。每次我去那边的时候，都会去她坟头上看看。”
康健说，受害者的讲述每每让她被震撼，被刺痛。“一方面我很同情他们。但我们做调查还得问细节，问着问着，我就想掉眼泪，但我得忍着，特别难受。另一方面，我也觉得特别内疚，这么多年，这些受害者好像被遗忘了。他们跟我说，你能帮我出这口气，我死都不白死了。”
集中调查的那几年，这种痛苦常常缠绕着康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也不断告诉自己千万别精神崩溃。但她从来不把这种痛苦告诉家人和朋友，一来是出于“为当事人保密”的职业习惯，二来是“说一遍还要再痛苦一次”。
她能做的，就是帮这些受害者起诉，帮他们出口气。“我感觉他们最期待的不是钱，而是名誉问题，打官司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打出来。我也有想放弃的时候，这些老人很多都去世了，我不做他们也不会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日本政府的态度向来是不理睬
20年前，不少幸存者还健在，律师团还可以选择一些身体好的到日本法院出庭；如今，在世的已经不多了。但康健觉得，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能妥协。这不仅来自于她与日本政府、企业打交道的深刻感受，也是她与她的日本战友最大的不同。
康健告诉记者，她到日本出庭50多次，而日本政府代理人在庭上向来都不理睬他们。甚至有一次，日本代理人说：“你们中国周恩来总理曾说，中国人民是受害者，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日本国民是不是也可以索赔？”康健反驳说：“当年周恩来总理说这句话，指的日本国民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是中国人害你的，中国人没有到你们国土上去做任何侵略行为。作为日本政府的代理人，连这个事件性质都给混淆的话，我觉得很遗憾。”她说完这话，旁听的人都鼓起了掌。
在日本，不但有康健的老对手，也有她的老战友——为中国受害者奔波的律师和志愿者们。“我非常尊敬他们，这么多年，投入了很大精力财力，非常不容易。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爱国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帮助日本——帮助受害者出庭是让日本国民认识这个历史事实，进而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原谅和信任。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有分歧的。日本律师觉得，有一个基本能接受的事实就可以了；而我们觉得，事实是不能暧昧的。我们的原则是：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谢罪、承担责任。赔偿金额可以讨论，但原则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能以牺牲历史真相为代价换取那10万块钱，真相不能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