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主席，风雨二十年

    “23年前的‘8•10’事件是证监会成立的直接动因。”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了这一事件。

    “中国最早的股票发行是一手交钱，一手买股，但卖不出去，因为人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后来，深圳市政府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党政干部带头买股票，一下子让股票成了热门事物。当时股票很少，只有上海‘老八股’和深圳‘老五股’。为了满足人们的购买热情，就采用发行认购表的方法。花钱买认购表，凭认购表的号码摇签，中签了才能买股票。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等单位宣布，计划8月9日发售13家股份公司的500万张认购表，凭身份证认购。全国的大户带着巨款和保镖去深圳‘扑表’，还雇了很多人排队，排了两天两夜。8月9日开始发售没一会儿，窗口就宣布卖光了，大部分人都白排了，很快流言四起，认为有暗箱交易。8月10日，数万股民聚集到深圳市政府门外，并且发生了冲突。为了平息局面，深圳市政府又补发了50万张认购表。”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少参与发售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都有营私舞弊的行为。

    “8月份一出事，中央一看，（对股市）不管是不行的，必须赶快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所以中央定得非常快，文件都没有来得及按部就班走程序，一下子就公布了。”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道。两个月后，证监会仓促成立。没有地方办公，就租房子；没有人，就从各单位借调；连办公用具都是现买的。

    奠基者刘鸿儒

    刘鸿儒25岁时曾去苏联留学。那时，火车从北京开到莫斯科要七天七夜。为了给学生补充营养，每节车厢配送了十大筐苹果，由各车厢的队长分发。一路上苹果烂掉不少，有的队长把烂苹果先挑出来削一削发给大家，有的队长则先发好苹果。刘鸿儒说：“结果，前者是一路上老吃烂苹果，后者却一直吃好苹果，最后才吃烂的。我从此得出一个选苹果的经济学道理：不能等，否则全都烂了。”30多年后，他在坐镇证监会时，一个鲜明的思路就是提倡先把好的国有企业挑选出来，改制上市。

    证监会成立后，第一件事是确定方针和指导思想。刘鸿儒请来海外专家，研究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以来股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最后我根据这个材料整理的发言叫《股票市场风险管理》，在证监会成立以后第一次全国证券监管大会上发表了。这是我们的工作纲领。”刘鸿儒说。发言中提出，有股市就有风险，想彻底铲除风险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立法，严格执法；一定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一定要发展机构投资者；一定要不断地规范市场运作。发言还强调了一个观点：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后来有人将其上升为“基石论”。刘鸿儒说，这个发言报告是他工作几十年中花费心血、气力最多的一个。

    证监会做的第二件事是立法，包括股票市场的监管条例，以及一系列配套法规和办法。第三件事是组织专家队伍。“我们访问过香港证监会。它之所以放在政府组成部门外面，就是要高薪聘请专家。这些专家执行政府的任务，但不受政府公务员的限制。”刘鸿儒说。

    这三件事初步奠定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规范。“证监会初创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姓社姓资还在争论，刘鸿儒是顶着很多压力的。”李大霄如此对《环球人物》记者评论道。

    1993年到1994年，沪指由1559点一路下跌到325点。如何使沪指恢复上涨并给投资者带来收益，成了那时证监会面临的主要课题。经过数月研究，国务院通过证监会出台了著名的“三大救市政策”——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救市政策公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沪指即以上涨33%收盘，并带动了随后两个月的上涨。“这是证监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救市，这个政策在当时很必要，如果不救的话，就要崩盘了。”李大霄说。

    市场派周小川

    1995年，刘鸿儒卸任。周道炯接任，他突出的理念是“以规范求发展”，沪指在其两年任内涨幅超过100%。1996年12月，沪深两交易所规定：股价单日涨跌幅不得超过10%。1997年，周正庆接棒，其最得意也最受争议的就是用政策营造“牛市”。1999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一份由他主导酝酿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引发了“5•19”井喷行情。沪指从1058点起步震荡上行，至2001年6月达到2245点的阶段高点。

    2000年，周小川入主证监会。他被认为是最有“明星相”的证监会主席：年轻新锐、海归背景、学养深厚、思维超前。2000年春节后，周小川上任的消息一传开，开市第一天，股市几乎全线涨停。

    周小川给证监会带来了市场化新思路。李大霄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当时的股票市场非常强调中国特色。但周小川很明确，就是要大力引入市场化。时任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什么中国特色，我只知道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就是股市回报的需求。’这句话可以代表那一届监管层的观点。”

    李大霄认为，新股发行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就是当时市场化的一大步。“周小川上任时，证监会成立已有8年，市场各方不像早年那样不成熟，需要政府的严格审批，已经具备了推行核准制的条件。”2001年3月17日，上市公司核准制正式启动，审批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周小川另一项市场化举措是出台退市令。2001年2月，证监会发布《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规定连续3年亏损的公司，如果不能在限期内实现盈利，将依法终止上市。李大霄认为：“退市令开启了市场的优胜劣汰。原来我们的市场是只进不退，优胜劣汰的功能很难发挥，市场的活力就逐渐丧失了。”2001年4月，“PT水仙”成为“退市令”出台后第一只被摘牌的股票，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我国第一家因连年亏损而依法退市的上市公司。

    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评选，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对他在证监会主席任上主导的市场化决策予以肯定。

    股权分置改革者尚福林

    2002年接任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星光”似乎弱了不少，“低调”是不少人对他的评价。“我在现场听过尚福林很多次演讲，他的特点是从来不脱稿。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破例即席讲了一些话。”李大霄说。

    股权分置改革被视作尚福林9年任期内的一大政绩。“中国股市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真正流通的个人公众股只占一小部分，而占大头的国有股不能流通，有人僵化地认为，流通就是国有资产流失。所以中国股市长期存在同一上市公司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状况，导致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成为困扰股市发展的一大难题。2005年4月25日，证监会把我们请去，征求股权分置改革的意见。那天尚福林和所有领导班子都出席了。”贺强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会后第四天，证监会下发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逐步放开非流通股的流通。尚福林也一反常态变得“高调”起来，奔走于各部委之间进行游说。但沪指却大跌至998点。在此关头，尚福林出席了国务院新闻办为他专门举办的一场股改新闻发布会，就是在这次发布会上，尚福林来了一次脱稿发言：“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搞好。作为中国股市的一场深刻变革，改革将是一个连续过程，改革不会停步。”

    当年9月12日，沪深交易所宣布上海汽车、民生银行等40家上市公司开始股权分置改革。到2006年底，沪深两市已完成或者进入改革程序的上市公司共1301家，占应改革上市公司的97%，对应市值占比98%，中国股市开启了全流通时代。

    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也催生了2007年的“牛市”。沪指从2005年6月6日的998点飙升至2007年10月16日的6124点，涨幅达514%，是A股目前为止持续时间最长、上涨幅度最大的一次“牛市”。那段时间，股民几乎买什么股票都会赚。但高点过后，沪指掉头摔下，走上数年的漫漫“熊”路。

    敢言者郭树清

    与前任们相比，郭树清的任职时间最短，不到18个月，但“他的冲劲是最足的”。在他任内，证监会出台了70多项新政策，相当于平均每月有三四项。“他也是脱稿演讲最多的证监会主席，”李大霄说，“他的不少话至今都常被人提起。”

    郭树清曾说：“蓝筹股显示出罕见的投资价值。”这句话在业界反响强烈，有人戏称郭树清为“史上最高级别的股评家”。对此，郭树清回应道：“我不是股评家，没有对任何单只股票做过评论。”

    除了为蓝筹股“呐喊”，郭树清面对低迷市场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政策。“推动长期资本入市、推动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入市、推动社保入市、推动养老基金入市。这一系列措施的效果很好，沪指一度从1900多点涨到2400多点。”李大霄说。

    对广大“小散”而言，郭树清那番“劝离”的话也令人印象深刻。他说，首先要把那些最没有股市风险承受能力的人群劝离出去。其次，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最好的投资准则就是遵循常识：买绩优大盘股；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尽量多买几只股；买入价格不能太高。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买股票的目标应当是获取一个超过存款和债券利息的回报水平，至少能跑赢通货膨胀。凡是想赚快钱、赚大钱、一夜暴富的，最终都会适得其反。李大霄说：“他帮助股民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对投资人起到警醒作用。”

    郭树清还多次提到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在成熟的股票市场，投资人获得收益的途径，除了买卖差价，还有一部分来自企业的分红。为了增加中国投资人的收益，促进理性投资，郭树清推出了“强制分红”政策。但这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股市波动大。“比如10元钱买一只股票，两毛钱的分红算很高了，这还要扣个人所得税。投资一年，冒巨大的暴涨暴跌的风险，最后分两毛钱。值得吗？如果股市行情好，这些钱可能开盘一会儿工夫就赚到了。”贺强对《环球人物》记者评论道。

    “股市猛跌，下边有怨气；股市猛涨，上面有意见，怕出风险；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说这个市场没有价值。”这是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对证监会工作状况的表述。直到今天看来，这句话仍然很贴切。证监会和它的掌门人，还会继续在亿万股民的关注中工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