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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郝梦龄:“我死国活,我活国死”(抗战纪念·名将)

□ 郝慧英(口述)□ 本刊记者 卢楚函(采访整理) 《 环球人物 》(

    郝梦龄(1898年—1937年),河北藁城人。国民党抗日将领,陆军上将第九军军长。抗日战争时任卫立煌部中央兵团中将前线总指挥。1937年10月16日,在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采访你的记者来了”,侄女郝枚俯在耳边大声告诉郝慧英,93岁的她才在家人搀扶下,用力地抓着沙发扶手坐了起来。这天,郝慧英80岁的妹妹郝慧兰也在,“我从陕西赶过来看她,姐姐前两天刚出院”,说完望向姐姐,神色里满是担忧。身体的虚弱,多少还是影响了郝慧英的思维。比如,回忆父亲郝梦龄将军时,她会把一些话来回重复地说。其中,跟记者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句“不爱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而这句话,正是父亲生前对他们兄妹无数次的教诲。同样,这句话也讲述了郝梦龄将军短暂却慷慨悲壮的一生。

    父女相见不相识

    我的父亲郝梦龄,1898年2月出生于河北藁(音同稿)城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兄妹6人,全靠祖父种地和当搬运工维持生计。所以在上了3年私塾后,仅14岁的父亲就被送到一个杂货店当学徒。

    说是学徒,其实只是打洗脸水、扫地、烧柴火。而且还会经常挨打受虐待,最后实在没办法父亲就跑了出来。当时,我们家的远房亲戚魏益三任东北奉军三十军军长,他知道后收留了父亲。我的母亲后来告诉我,魏益三觉得我父亲既练武艺还勤奋学文化,是个有用之材,就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后来父亲又考入保定军校。

    从军校毕业后,父亲因伤寒返家务农,1921年病愈后再次投奔到魏益三手下任营长。当时,郭松龄是奉军第十军军长,而魏益三是郭的参谋长。

    那几年军阀混战,父亲效力于不同的派系。1926年所部归属冯玉祥的国民军,父亲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1927年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由于作战英勇,父亲被提升为第四军第二师师长。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父亲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后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1935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父亲军职的升迁,与“倒来倒去”的混战不无关系,每当部队倒向另一方时,他的官职就会提升一次。但据母亲后来回忆说,军阀混战中人民遭殃,父亲“深为忏悔和痛恨”。

    我生于1922年,一直与母亲、祖父、外祖父生活在老家。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后面跟着几个随从,村里人叫我过去,指着那个大块头对我说:“小英子,你快过去,那是你父亲。”我一听便跑进自家堂屋,他很高兴地抱起我,问旁人:“这是哪家的孩子,长得蛮逗人疼的。”大家都笑了起来,说:“这是你的女儿小英子,出生这么大了还没有见过你呢。”我小声地叫了一声“爸爸”。因为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叫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因为四处征战,父亲始终与我们聚少离多。1930年父亲任郑州警备司令时,我和父亲相处得最多。当时,他把一家人接到郑州,我们大约团聚了几个月时间。父亲也格外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和亲人相聚的日子,不管到哪里,都尽量带上我。闲暇时,他总是牵着我的手散步。边走边给我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岳母刺字和苏武牧羊,也讲文天祥、史可法等历史人物。

    父亲自己也很爱看书,一本孙子兵法,被他圈点得密密麻麻,很多历史掌故他都能一一道来。即使是在战乱的日子,他对我们的教育也从未放松。我5岁时,父亲一字一句教我背《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他还经常教育我:人生在世,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父亲对家人的要求尤为严格。母亲多年来带着我们辗转各地,都靠租房过日子。在武汉时,母亲看中一幢小洋房,她向父亲开口要钱,却遭到强烈反对:“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

    还有一次,家里的一位朋友送了母亲一副象牙麻将,母亲极为喜爱。父亲知道后,叫她立刻物归原主,但她没有照办。一天,母亲正在家中与亲友玩这副麻将,被父亲发现。他大发雷霆,并当即送到厨房烧毁了。此后母亲再也不敢收受任何礼品。

    父亲还经常教育我们要勤俭度日,给母亲的钱也只是够日常开销。他经常告诫我们:“你们从小就要学会节俭,想花钱将来自己挣,不能靠父母。”他配有车,但从不让家人私用。

    “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

    1930年中原大战后,父亲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当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父亲率部与红军激战。但他一直深为同室操戈痛苦。父亲在驻守安徽霍邱时,曾跟红军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就是互不打扰。“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没意思。”那时父亲回家时常发这样的牢骚。

    厌恶了内战的父亲,请求解甲归田,却被蒋介石认为是不忠。于是,父亲被调往贵阳、遵义等地,负责修筑川黔、川滇公路。1937年5月,父亲再度请辞,仍未获准,随即又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实际上这是不让父亲回去,同时又拿掉他的军权。

    1937年7月行至重庆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打响,父亲立即请缨北上抗日。他曾就抗战跟母亲说过:“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收到报告后,国民政府并没有批准。后来,父亲再次上书请缨,当局看他报国心切,加之日军沿平汉路、平绥路长驱直入,华北前线吃紧,才批准他由贵阳率部北上。

    父亲在北上出发前,其实已经下定决心以死报国。经过武汉时,他回来与家人告别。那天起床后,母亲告诉我:“爸爸一夜没睡,写了撕,撕了又写,不知在写什么。”我拉开抽屉,发现一封信,上面写着“留给慧英儿,二十七年(即1938年)拆阅”。

    我那时才15岁,不懂事。晚上父亲一回来,我就拿信问他,为什么要到明年看,说着就要拆信。父亲一把夺过去,我和他抢来抢去,信最后被他撕掉。父亲出去后,我捡起那些纸片,拼出信上的内容:“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前楠、荫森五儿。”

    看到这封遗书,家里人哭成一团,我们不想让他走。但父亲决心已定,在与我们告别时,他对我们几个孩子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如果国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这时,父亲又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急电,率部星夜赶往山西忻口前线。

    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在忻口决一死战,是父亲在连年内战、对外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压抑太久后的一次总爆发。

    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忻口是日军从晋北通向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1937年9月底,日军在平型关遭八路军重创后全线撤退,集结在代县附近,准备拿下忻口,直取太原。1937年10月4日夜,父亲率部抵达忻口。10日凌晨,父亲率部在前沿阵地与敌人接火,击退了日军的装甲车、坦克。父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国庆’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 。”

    11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派5000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还在途中,父亲立即到前沿阵地指挥。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蔽处,待炮火一停,马上出击,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

    面对胶着的战局,父亲反复对将士们说:“人人都应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10月12日,南怀化被日军占领,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展开激烈争夺战。日军在我阵地狂轰滥炸,平均每日1000多人伤亡。但第九军官兵顽强阻击敌人,每天争夺战多达十几次。当天的日记里,父亲写道:“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0月15日,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增派7个旅交父亲指挥。第二天凌晨,他最后一次写日记:“10月16日凌晨两点,对南怀化之总攻打响。”

    时任参谋处长的李文沼后来回忆说:这时敌人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大炮一齐射来,我请郝军长进指挥所洞内休息,他严词拒绝:“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凌晨5时,父亲同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共同带兵前冲,在通过一段隘路时,敌军机关枪一阵扫射,众人伏地,父亲坚持前行,腰部中弹殉国,年仅39岁。刘家麒、郑廷珍也相继牺牲。很多年后,我们去忻口战场,那个山沟里头啊,还能翻出骨头来,死的人把坑都填满了。

    父亲殉国的消息秘密传到武汉时,我正在学校上课。教导主任要我赶紧回家,他说:“你回家看看,如果家里人没哭,你就回来,不许在家里哭。如果家里人都知道了,你才可以哭。”我一回去,刚走到大门口,就听见屋里哭声一片,我母亲更是伤痛欲绝。

    1937年10月24日,父亲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安葬了父亲遗体,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随同灵柩一起回来的还有父亲的第二封遗书《与妻书》,写于忻口战役前一天。书中写道:“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于忻口。”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追赠父亲为陆军上将。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偶遇冯玉祥,解决生计问题

    1938年,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汉口沦陷了,我与母亲辗转到了重庆。失去父亲后,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顿。暑假时,我们几个孩子就出去卖西瓜、茶水来赚学费。

    一天,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正在散步,被我弟弟叫卖茶叶蛋的声音吸引。他就问你们是哪儿的人,姓什么?弟弟说是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人,姓郝。冯玉祥问道:“你们那儿有一个姓郝的,叫郝梦龄,认得吗?”弟弟说:“他是我爸爸。”冯玉祥急忙让弟弟领着来到我们家,看到屋子里只有桌子和床,十分艰苦。他就叫秘书写了个报告,后来蒋介石给我们批了两万块。每学期开学后,我们可以拿交学费的收据去向国民政府报销。就这样,我们念书的问题解决了,除了我,姐弟4人后来都读了大学。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我那时高兴得不得了,心想终于可以回家啦。但是仔细一想,回哪去?已是无家可回。最后在重庆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坐船回到了汉口,找到父亲的一个军医部下,借给我们一间小黑屋,一家人挤在那里。

    后来我去学校找老师,希望能讨个生路。那位老师是武汉日报的编辑,说你在家里等几天,会有人去找你。结果几天后,有个记者来到我家看了看,第二天在报上登了一篇新闻——《武汉有堂堂郝梦龄路,家人却风雨飘摇》(记者注:1946年,汉口日租界吉林路被命名为“郝梦龄路”)。市长看到后,赶紧派人给我们找了个两间房的住处。可操劳一生的母亲,却在回到武汉没多久后就去世了。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父亲牺牲也有78个年头了。他的5个子女中,只剩下我和妹妹,我俩年纪越大越是喜欢回忆。我们常去父亲的墓前看看,让人欣慰的是,前来祭扫的人络绎不绝。这也让我感受到,凡是为民族解放捐躯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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