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卫国战争

    莫斯科战士：

    “老天也要消灭德国侵略者”

    莫斯科战士：

    “老天也要消灭德国侵略者”

    1941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悲壮之地。

    这是铭刻在红场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次阅兵。城外，百万德军围城，苏军只有几十个步兵师勉力防御；城内，德机持续轰炸，苏军强力拦截，各国外交人员纷纷撤离。

    天还没有完全亮，斯大林登上了阅兵台，他决定与莫斯科共存亡。在讲话中，他号召莫斯科军民与他一起，坚守此城。数十万红军官兵志气高昂地走过红场，和所有的阅兵不同，他们没有终点，他们直接开赴战场。

    这也是红场上最短的一次阅兵，前后仅用了25分钟，但它改变的是整个二战。25分钟后，苏联各地掀起参军热潮，从远东和西伯利亚赶来的援军也奔向前线，苏军在莫斯科的兵力迅速上升到110万人。12月，反攻开始了。第二年4月20日，苏军以70万人伤亡和被俘的代价，把德军赶到了莫斯科城外100至350公里处，首次打破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希特勒的“闪电战”破产了。

    1945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狂欢之地。

    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1418天苦战，牺牲了2700万儿女的苏联人涌进红场，狂喜呐喊，拥吻起舞，在巨大的苦难过后迸发出巨大的欢呼。那是一个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未知终点的生死劫难，终于抵达彼岸时的痛彻激情。

    6月24日，前方的战士回到红场，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用一场新的阅兵宣告胜利和新生。其中200名士兵倒持着战争中缴获的200面纳粹军旗走过检阅台，把旗子抛在红场一侧的列宁墓前，以此向祖国致敬。

    为了纪念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的将士，莫斯科城外建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2015年5月8日，晴空万里，91岁的老兵马尔钦科·格奥尔吉耶维奇来到纪念碑前，悼念曾和他并肩保卫莫斯科、最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们。随后，他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这座城市的伤痛时刻——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当时我17岁，读9年级。那天中午12点，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人民抗击德军。我和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很气愤，跟着大人们走上街头，要求参军上前线。

    一周后，我们就拿到了武器，有枪也有炮，大家有的当了步兵，有的当了炮兵，还有的当了装甲兵或骑兵。我成了一名步兵，加入了莫斯科民兵第二十一步兵师。

    7月7日，部队开拔了。我们向着距莫斯科西南方向近40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前线进发，那里是通往莫斯科的重要据点。

    我在学校里曾接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体能和军事技术都比较过硬。但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我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确实害怕。我只能告诉自己害怕是没有用的，必须经历它，适应它。

    在一次战斗中，我和德军直接遭遇了。在战友的掩护下，我干掉了3个前来偷袭的德军士兵。但在撤退时，我一不小心掉进了沼泽地，幸亏旁边的战友把手中的枪伸了过来，我抓住枪管才爬出来。就是这位战友，两天后被德军的炮弹炸死了。我非常怀念他，每年都要到纪念碑前给他献花。

    9月中旬，德军绕过了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逼近，我就随部队撤往莫斯科南郊，驻扎在距离市中心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投入莫斯科保卫战。

    德军入侵之前，莫斯科是个坐落在森林中的花园城市，地铁已经通了6年，基础设施十分现代化。纳粹的铁蹄改变了这一切。为了备战，莫斯科市数百万居民同仇敌忾，在城内外构筑了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和纵横交错的战壕。

    德军扬言要在10天内拿下莫斯科。10月2日起，德国180万大军从西、北、南三面向莫斯科发起进攻，其中西北方向的攻势最强劲，一度打到距离克里姆林宫仅32公里的波良纳。德国陆军元帅博克登上那里的一座塔楼，用望远镜眺望，激动地说：“我终于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房顶了！”

    当时战况非常惨烈。有的团一次战斗下来，只剩下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我们这一批学生兵，原来有1万多人，战后仅剩1000多人。我常常翻看我们班9年级时拍的合照，那些同学有的牺牲了，有的失踪了。还有很多莫斯科家庭是全家多人上前线，有的父子牺牲在同一个战壕里。我们家也是好几个人上前线，我的哥哥就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牺牲了。

    全国各地的兵力都被调集来保卫莫斯科。有的地方对德军形成内外夹击，这也是对莫斯科形成多层防御。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一位战友库兹明科·尼基季奇，他今年93岁了。当年他所在的第十六集团军三二四步兵师就驻扎在莫斯科西南200多公里的地方，与我们驻扎在近郊的部队内外配合，夹击德军。

    有一次，库兹明科去查哨，没有带枪，只带了一把马刀。在回师部的路上，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小股企图偷袭师部的德军。这时，他已来不及去报告，就抽出马刀，高喊着“德国兵来了”，向敌人冲了过去。他这一喊给自己的部队报了信，哨兵听到喊声，鸣枪报警。这股德军一看大事不妙，调头逃走了。库兹明科的机智勇敢让三二四师避免了一次灾难。

    还有一次，第十六集团军制定了一个攻击德军的秘密行动，要求他们师的九十七团配合，但电话和无线电都联系不上。师长把联络任务交给了库兹明科，让他亲自去传达。但九十七团和师部被德军隔开了，要想完成任务，必须穿越德军防区。库兹明科只带了两名士兵就出发了。在一条水沟旁，他们被德军发现了。突围过程中，一名士兵中弹，倒在了水沟里。他和另一名士兵眼看就要穿过德军防区了，一枚炮弹在他们身后炸响。库兹明科回头一看，另一名士兵也倒在血泊中，头都没了。他自己的腰部也被弹片击中，但他坚持赶到了九十七团，传达了军部指令。后来，九十七团执行的突击行动很成功，消灭了2000多名德军士兵。库兹明科也因此得到了一枚勋章。

    在莫斯科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德军的“闪电”行动一次次被遏制，变成了持久战。历时近7个月，德军最终败退。

    当然，我们能够胜利，也离不开天时地利的因素。德军原计划在严寒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但被我们拖住了。天气一冷，德军缺少防寒衣物，运输车辆的油料也不抗冻，大批武器和装备瘫痪。而我们既有防冻抗寒的棉衣、皮靴，又有挖好的战壕可以御寒。天气越冷，双方战斗力的悬殊就越大。可以说，连老天也要消灭德国侵略者。

    攻入柏林将领：

    “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1945年4月26日，德国，柏林，决胜之地。

    苏联红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成排的喀秋莎火箭炮一起发射，它们的目标——柏林市中心。

    4月27日，红军打进柏林市区。4月28日，红军到达了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广场。就在这一天夜里，希特勒在他15米深的地堡里，口述了两份遗嘱：一份任命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一份决定与他17年来的情人爱娃·布劳恩结婚。4月30日下午，地堡里的希特勒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爱娃服毒身亡。就在这一天，苏联红军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圆顶。5月7日，邓尼茨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

    5月8日深夜12时，柏林郊外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在苏军元帅朱可夫主持下，德方代表与苏、美、英、法军队的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投降书从5月9日零时开始生效。由于时差，苏联当时已是5月9日凌晨，美、英、法等国还是5月8日下午和夜间。后来，西方国家把5月8日定为欧洲胜利日，苏联的胜利日是5月9日。

    还有什么方式比阅兵更能表达战胜者的心情呢？5月4日，苏军柏林卫戍区部队在勃兰登堡门和国会大厦旁举行了阅兵式。当时柏林的街道上还冒着烟，苏军的军服上仍沾满灰尘，但齐步行进在废墟旁的将士们气宇昂扬。

    9月7日，苏、美、英、法四大盟国举行了联合阅兵式。苏联是主角，于是其他三国有意低调处理。盟军在这次阅兵式上表现出的貌合神离，被认为是冷战悄然展开的标志之一。当然，这是后话了。

    柏林的这些历史性时刻，苏军将领崔可夫带着伤一一见证了。3年中，他从斯大林格勒打到了柏林。他率领的部队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一支铁军。这场发生在1942年到1943年的战役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此战后，苏军开始掌握主动权。70年后的这个5月，崔可夫的孙子尼古拉在自家的别墅里，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了祖父的光辉岁月——

    1942年春天，我们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但德国的攻势并未减弱，他们制定了夏季进攻计划，企图在南线集中兵力，攻克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夺取石油资源，占领伏尔加河下游。

    1942年6月，德军开始进攻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苏军决心死守。9月，祖父临危受命，出任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官，率军驻扎在伏尔加河西岸。他向上级表达了决心：“我发誓，绝不离开斯大林格勒，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要么守住城市，要么战死在这里！”

    祖父是一个进攻型的指挥官，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一次祖父视察军营，发现一个师长把指挥部设在了相对安全的河东岸，于是怒不可遏，一拳就把师长打倒在地。由于祖父穿着大衣，师长的警卫员不知来人是谁，立即扑了上去，打倒了祖父。这时，祖父大衣里的军衔露了出来，警卫员发现是位将军，知道闯了祸，赶紧请罪。正常情况下，袭击司令官是要被枪毙的。但祖父觉得，战争期间应好好保存力量，不能轻易杀死一名战士。他站起来拍了拍那名士兵，说了声“好好干”。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巷战激烈闻名于世。1942年底，德军发起最后一次猛攻，第六十二集团军被切成3段。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残酷的战场。祖父指挥部队以建筑物为据点，阻击敌人。他把指挥部设在阵地上，不后退半步，大大鼓舞了官兵的士气。有一次，祖父看到一名战士受伤，上前询问：“感觉怎么样？”战士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六十二军的。”别的什么也没说。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军胜利而结束。两个月后，第六十二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八集团军，祖父率军继续向西进发，先后参加了库尔斯克、顿巴斯、顿涅茨克等战役，以及解放敖德萨要塞的战斗。敖德萨解放当天，莫斯科还鸣礼炮庆祝这一胜利。此后，第八集团军编入朱可夫元帅领导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作为主力解放白俄罗斯，后又攻克波兰、东普鲁士，一路向柏林打去。

    说起来，祖父还是第一个得知希特勒自杀的苏军将领。5月1日凌晨，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莱勃斯钻出掩体，前往祖父的指挥部，商谈停火事宜。克莱勃斯神神秘秘地对祖父说：“我告诉您一件绝对机密的事，您是我通报的第一位外国人——希特勒已于昨天自杀了。”祖父不动声色，淡淡地回答：“这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但他立即到另一个房间给朱可夫元帅打电话汇报。十几分钟后，斯大林发出指示：“德军只能无条件投降，不能进行任何谈判。”克莱勃斯只好悻悻地回去了。第二天，克莱勃斯声称要投降，让祖父过去。没想到祖父在那里突然遭到德军强硬分子枪击，腿部中弹，幸亏有卫兵拼死相救。1955年，祖父被授予元帅军衔。

    祖父当初是从中国被调回苏联参加卫国战争的。他1900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12岁就辍学前往圣彼得堡（1924年至1992年称为列宁格勒）谋生。1922年，祖父进入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后改为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东方系中国部深造，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汉语。1926年，他以学院实习生、外交随员的身份第一次到了中国。次年，祖父毕业，被再次派往中国，当了两年军事顾问。

    1940年，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在北上进攻苏联和南下同英美开战之间举棋不定。这种情况下，熟悉中国情况的祖父再次被派往中国。斯大林对他说：“你在中国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军队拖住日军的一条腿，绝不能让日军北上。如果日军北上，德军又从西面入侵，我们就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     

    祖父还给国民政府送过一份厚礼，包括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卡车等装备。但不久，“皖南事变”爆发，祖父很震惊。他在会见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时问：“你们是不是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何应钦含糊其辞。祖父表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将很难再得到苏联援助。当时，祖父领导的顾问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苏联援助物资的分配。“皖南事变”使国民政府陷入外交被动，不得不表示停止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行动。在这件事情上，祖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后来，祖父当过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总司令等职，1982年去世。

    列宁格勒女英雄：

    “我是步兵团的女儿”

    1945年5月9日，苏联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首府里加，欢呼之地。

    一名当时的小学生牢记那天的情形：凌晨时分，熟睡中的她被喧闹声吵醒。在自家的厨房里，她看到身为军人的父亲和许多战友坐在餐桌旁。父亲对她说：“高兴点，我的女儿。希特勒彻底完了，我们胜利了！”父亲身边的一位士兵眼含热泪地说：“小姑娘，战争终于结束了！”天一亮，她和哥哥来到大街上，看见到处是欢呼的人群，“胜利”“万岁”的呼喊不断响起。傍晚，她看到一支苏联红军部队经过里加市中心。行进中的士兵们虽然疲惫，衣服和靴子沾满尘土，但精神饱满，脸上挂着笑容。路边的人们把采来的野丁香送到士兵手中，并欢快地拍着他们的肩膀。

    时间倒回到4年前。1941年6月，德国突然入侵苏联，作为苏联西侧、紧挨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较早被德军占领。两个多月后，德军开始围攻列宁格勒，希特勒叫嚣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祥地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抹掉”。

    此后的872天里，苏军和德军在列宁格勒反复争夺，最终苏军击败了围攻的德军，沿着德军入侵时的路线开始反攻。从列宁格勒方向出发的苏军收复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其中一部分作为北线部队，继续向波兰和德国本土进攻。

    5月9日那一天，当里加的小学生捧着野丁香欢迎苏军时，女英雄伊万诺娃·济纳达伊·康斯坦丁诺夫娜就行进在队伍里。如今已87岁高龄的她，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从列宁格勒到里加的战斗故事——

    1928年，我就出生在列宁格勒，父亲是一名红军军官，母亲是一名坦克手。1941年，我还不到14岁时，德国人来了，父母都上了前线，只剩我和奶奶在家里。那年8月，父亲被德国飞机炸死了。当时我就发誓，一定要上战场为父亲报仇。

    第二年春天，我还是个少先队员，就找了一枚共青团团徽戴在胸前，想冒充团员入伍。不过，我个子太矮，年纪又小，没得到批准。但我告诉大人们，我非去不可。有一天，我看到一辆开往前线的装弹药的卡车停在路边，就偷偷钻了进去。卡车开到前线，士兵们卸货时突然发现车上有个小姑娘，吃了一惊。前线的军官本来想劝我回家，或者到儿童院干点活，但我坚持一定要到前线打德国鬼子，给父亲报仇。最终，我留在了步兵团，当了通信兵。

    在列宁格勒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电话线被炸断了，团长先后派了两个战士去接线，都牺牲了。我就说：“我个子小，容易隐蔽，派我去吧。”团长实在不忍心，可又没有办法，一把抱住我说：“孩子，你去吧。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完成任务，也要活着回来！”在电话线被炸断的地方，我找到电话线的一头，却怎么也找不到另一头。找了好半天，我看见那一头线在牺牲的战友手里。掰开他的手时，我还能感到他的体温……回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一名战友身负重伤，走不了路，就把他也背了回来。

    因为我的父亲牺牲了，大家就叫我“步兵团的女儿”。另一次战斗中，我和4名战友在瞭望台里被德国人包围了。指挥官说：“敌人靠近了，你们什么时候开枪不用听我的命令。但最后一颗子弹必须留给自己，我们不投降，也不当俘虏。”我那时才15岁，连男朋友都没交过，心想如果真这么死了，真是不甘心。幸运的是，我们最后被前来增援的战友救了出来。

    还有一次，我们设置了包围圈，在包围圈里挖了战壕，打算诱敌深入。战斗开始后，我和几名战友故意暴露在敌人视野里，果然有20多辆德国坦克朝我们开来。等敌人进了包围圈，我们赶紧跳进战壕向部队发信号，报告敌人位置。部队很快发起进攻，打了一场胜仗。我因此受到了嘉奖。

    1944年，我们打退了列宁格勒的敌人，但没什么时间庆祝，部队就向波罗的海方向开进。我们部队进攻拉脱维亚，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我遇到了一名空军战友，我们步兵团和他们空军部队联合攻打里加。我们对彼此的印象很好，约定如果战争结束了，我们都还活着，就结婚。

    1945年5月初，我们解放了拉脱维亚全境。我当时还想打进柏林呢，但上级的命令是留下驻守。不过他们空军部队去了柏林，我母亲也开着坦克打到了柏林市区。他们都参加了在柏林的四国联合阅兵。

    后来每年5月9日，我和丈夫都会参加红场阅兵。10年前，在胜利60周年时，我的丈夫去世了。今年，我一个人站在红场的观礼台上，怀念着他和所有战友。

    奥斯维辛幸存者：

    “我每天都能看到死去同伴的脸”

    1945年5月9日，波兰，奥斯维辛城，平静之地。

    他们的欢庆时刻来得更早，1945年初，苏联红军已经基本解放了波兰。二战期间，纳粹在德国本土及占领区设立了超过1万个各种类型的集中营，1100多万平民和战俘惨死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著名的一个。

    1939年9月，德国占领波兰，两三个月后，纳粹军官看中了交通便利的南部小城奥斯维辛，下令建造集中营。1942年，纳粹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此后，约110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其中90%是犹太人。这里成了“死亡工厂”。

    然而，直到被苏军解放之前，这座集中营竟然鲜为人知。

    1945年1月，苏军进攻奥斯维辛城。一支红军部队在城外的树林中行进，突然间眼前的树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地图上并未标示的一大片建筑物，而且没有一个人影，安静得有些诡异。苏军士兵满怀疑惑，砸开了大门的铁锁。带队的苏军上校格罗马茨基回忆：“我们刚进去的时候，看不到一个人。在向前冲了大约200米之后，突然几百个穿着囚服的人哭喊着拼命向我们跑来，紧紧地抱住我们不放。一位妇女甚至拿出了她藏起来的一点糖果，硬塞进我们手里。我见过无数战友牺牲，却都不如这个场面让我揪心。”

    原来，苏军开始进攻奥斯维辛后，集中营的纳粹看守纷纷撤离。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直到看见砸门而入的苏军身穿的并不是纳粹制服，他们才知道自己得救了。7000多名幸存者成了那一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今年4月26日，正当欧洲各国筹备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时，在波兰南部古城克拉科夫，95岁的犹泽夫·帕钦斯基与世长辞。作为第一批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到战争结束依然奇迹般活着的人，他是“幸运的”；但他又是不幸的，终其一生都活在集中营的悲惨梦魇中。就在去世前不久，犹泽夫还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

    1939年，德国侵占波兰，我参加了抵抗战斗，但被俘虏了。后来，我侥幸从战俘营逃出来，想到法国参军，继续战斗。我走到捷克斯洛伐克时被德军抓住，又被送回波兰的监狱。1940年6月14日是我一生也无法忘记的一天。德国监狱长把挑选出的728名犯人赶上了火车，20岁的我就在其中。

    虽然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座位，我还以为要被送去某个地方劳动。几个小时后，火车到了克拉科夫，火车站的场景让我很难受：德国人唱着、跳着、欢呼着——法国投降了！我原本还想去法国参军，结果巴黎却沦陷了。火车驶出克拉科夫后，再次停下来时就是奥斯维辛，不见了欢呼的人群，只有几个凶恶的党卫军士兵等着我们。搜过身后，一个党卫军军官大声训话：“告诉你们，这里不是疗养院，是集中营。在这里最长可以活3个月，犹太人和牧师最多活6周。出去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焚尸房的烟囱！”

    训话结束后，我们每人拿到一张卡片，在上面填写姓名、职业、嘴里镶的金牙数，还有家族病史。每个人都有编号，我是121号。后来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党卫军就把编号刺在我们身上。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大多是像我这样第一批进来的人。原因很简单，集中营成立之初，很多“管理岗位”空缺，党卫军只能在犯人里选一些。我被分配到为党卫军服务的美容用品店，每天从仓库取货，还要打扫卫生。很讽刺的是，我每天都要打扫四五次集中营大门——大门上写着“劳动带来自由”。除了商店，在集中营的食堂、药店和医院工作的犯人也有更多幸存的可能。因为这些岗位上的犯人更容易得到德国人的“尊重”，也能偷点吃的。但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能惹恼了德国人。

    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给纳粹指挥官胡斯理发的工作。前任理发师是个同情犯人的德国人，偷偷地给犯人东西。党卫军发现后把他关进了禁闭室。我担任临时理发师后，胡斯比较满意，所以就长期留任了。不过，我被禁止和党卫军军官交谈。替他们理发的几年里，我不敢和他们说一句话。

    1944年底，有个消息在囚犯中悄悄传开：苏军离奥斯维辛越来越近了。1945年元旦过后，飞机频繁飞过集中营上空，再后来，我们甚至隐约听到了炮声。大家都憧憬着离开集中营的日子，我甚至偷偷做着回家的准备。但突然有一天，我和几十个犯人被转押到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那里关押过20万人，有10万人被迫害致死。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我又熬了4个月。直到5月5日，美国军队开进了集中营，我自由了。

    我和几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联系上了。他们告诉我，在我们被转押离开后不久，苏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那天，雪下得很大，他们隐约看到远处有很多人穿着白色的迷彩军服。他们以为这是被纳粹运来的新囚犯，所以都待在囚房里不敢动。但是等这些人走进来之后，他们看出是军人，而且不是纳粹军人！他们兴奋得像疯子一样跑了过去，不停地拥抱、亲吻他们。苏军掏出身上的饼干和巧克力分给了他们，称呼他们为“幸存者”。

    后来，我读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座小镇上教书，离奥斯维辛只有100公里。这几十年，我虽然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却始终忘不了集中营里的日子。我每天都能看到死去同伴的脸：他们被送进毒气室时的惊恐，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致死前的痛苦……这些画面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现，怎么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