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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屡获殊荣的地产界富商、负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当这样两个迥异的身份标签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他注定会被推到舆论的中心——2015年4月底，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发布100份红色通缉令，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赫然在列，涉嫌罪名为贪污、窝藏转移赃物；几天后，加拿大温尼伯地方法院确认，温哥华房地产开发商迈克尔·慕阳·程就是程慕阳！
很快，程慕阳逃亡加拿大期间的真实生活，以及早年在国内的“非典型发家史”，都成了人们探究的对象。带着这些疑问，《环球人物》记者在加拿大及河北省展开调查。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寻找到程慕阳曾经的合作伙伴、当年案件侦查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士，在他们的讲述中厘清了一些曾被忽略的细节，程慕阳原本模糊的形象也变得日渐清晰。
打造地产商业帝国
程慕阳的真实身份曝光后，有传闻称，其有意委托以善打“贪官及难民官司”著称的、前赖昌星辩护律师大卫·马塔斯替自己进行辩护，但《环球人物》记者在加拿大当地多方核实，并未发现任何消息可证实此事。目前，代程慕阳“发声”的仍是其辩护律师大卫·伦尼。5月2日，伦尼发表公开信称，程慕阳是一名合法商人，“通过自己努力在卑诗省低陆平原开发或正开发10多个房地产项目”。
据《环球人物》记者了解，程慕阳是在1996年以投资移民的方式，带着妻子及4岁的长女程颂莲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的。如今，他们一家居住在温哥华西区橡树岭社区，3个儿女就读的都是该地区著名私校。其中，程颂莲曾就读于号称“卑诗省最好私校”的约克豪斯，毕业后考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目前为一年级学生。
2002年，程慕阳在温哥华注册开办了慕阳国际公司，公司办公地点位于列治文市中心3号路附近的一座二层小楼。尽管慕阳国际的官方网站自4月29日起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但从网站以往的内容中仍可看到，该公司自称“已开发逾1100万平方英尺（约合1.02平方千米）高档住宅、商业及零售业房地产项目，是业务遍及加拿大、美国和亚洲的专业房地产开发商”。
慕阳国际目前仍经办的项目中，最重要的是列治文国际贸易中心。该项目位于毗邻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桥港社区，占地7000平方米，包含一家拥有110间客房的酒店、一个以免税高档商品为特色的商业娱乐中心及附属写字楼等，总建筑面积1.99万平方米。因为一头连接机场，另一头连接列治文市中心，且交通便利，该项目一直备受关注。2013年11月，它被列治文市政府作为重要市政开发项目推出，号称要“打造列治文市下一个商业中心”。
按原计划，慕阳国际将负责该项目所属酒店的建设和经营管理，为此还特别组建了一家经管分公司。程慕阳“东窗事发”后，该项目命运如何，尚不得而知。
另两个被传与程慕阳有关的，是精品45公寓和第五大街公寓的销售项目。精品45公寓位于温哥华市内快乐山社区，是一栋由慕阳国际建造、管理的6层公寓楼，落成于2014年。所含45套公寓的售价，自32.99万加元（1加元约合人民币5.13元）至77.99万加元不等。目前，该公寓对外宣称“售罄”，但《环球人物》记者拨打售楼中心电话，仍有专门人员接听，并表示“有房可售”。
第五大街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特色为高层、多层公寓和成片城市屋等高密度住宅。此前，慕阳国际曾宣称自己是第五大街的物业销售代理，但5月2日，第五大街发表声明称，“本公司项目和慕阳国际毫无关系”，并拒绝一切采访。
程慕阳名下还有一家布罗迪有限公司。据近日披露的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曾向加拿大各级政府政要及政党提供多笔捐款，但没有其他线索显示这家公司曾从事过任何经营活动。有人据此推测，该公司仅是一家“空壳公司”。
靠捐钱“押宝”不同政党
自移民以来，程慕阳一直热衷同各级政府打交道。
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共设联邦、省、市三级政府，且每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政党体系。联邦政府方面，程慕阳和前联邦内阁部长、前列治文选区联邦国会议员陈卓愉关系密切。通过他，程慕阳与联邦自由党长期保持密切关系。据《温哥华太阳报》援引有关政党账目显示， 2007年至2013年间，程慕阳向联邦自由党捐款6笔，共计4329.8加元，其中包括向联邦自由党党领小特鲁多的政治活动捐款1200加元。
联邦保守党后来也成为程慕阳的“押宝对象”。据《环球人物》记者调查，2013年，他曾因故给《温哥华太阳报》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证实自己曾向其它政党捐款。
在省、市两级政治舞台上，程慕阳也颇下本钱。
温哥华属于加拿大卑诗省，执政党为卑诗省自由党。自2009年初起，程慕阳累计向卑诗省自由党捐款9次，共7260加元。2010年，该省自由党爆发党领之争，程慕阳第一时间向当时呼声最高的前省财政厅长冯宜干捐款1000加元。节目主持人简蕙芝爆冷获胜后，他又转而向简蕙芝捐款。
在市一级，程慕阳的“公关”重点并非自己居住的温哥华市，而是北美华人比例最高的、和温哥华仅一河之隔的列治文市。究其原因，无外乎其公司和经营重点都在该市，且他的“政治靠山”陈卓愉的根据地也在列治文。另有许多线索表明，程慕阳和列治文市长马保定交往甚密：2013年，他通过布罗迪有限公司向马保定捐款1000加元，次年11月，又通过慕阳国际向马保定捐款1250加元，并以个人名义捐款625加元，共计2875加元。
程慕阳辩护律师伦尼发表的声明显示，程十多年来一直是列治文亚太商业协会理事，2013年被授予女王钻禧勋章，并获得过三级政府表彰。目前，其获得女王钻禧勋章一事已被证实。至于列治文亚太商业协会方面，《环球人物》记者注意到，该协会网站4月29日进行日常更新时，程慕阳的身份变为“副总裁兼董事”。一天后，他是红色通缉令通缉对象的传闻闹大，他的名字随即消失。
程慕阳还着意培养长女程颂莲从政。程颂莲是加拿大义工组织小特鲁多青年联盟的主席，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团的5名董事之一及创始人之一。据《卑诗省报》透露，今年2月，程颂莲刚在一次不透明的内部推举中胜出，担任联邦自由党在卑诗省的青年后援组织——卑诗省青年自由党领袖。
《环球人物》记者注意到，随着此番事态的扩大，被牵扯进来的方方面面陆续和程慕阳划清界限。联邦自由党、联邦保守党、卑诗省自由党党领简蕙芝等接受过程慕阳捐款的政党及个人纷纷自辩称，并不知晓捐款者是否违法，并承诺一旦程慕阳被判有罪或遣返回中国，将退回“来源不正当的政治献金”。
程颂莲的“政治生命”也受到波及。目前，卑诗省青年自由党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撤换程颂莲问题。随后有消息传出，称程颂莲将在本月内被更换。
靠“空手套白狼”起家
在成为富商之前，程慕阳身上最突出的标签是“程维高之子”。正是这个身份，助他在短时间内积累下巨额“灰色财富”。
1969年11月程慕阳刚出生时，程维高还是常州拖拉机厂厂长、党委书记。此后，他一路升迁，1984年起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1987年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程慕阳也跟着他来到河南，入读郑州工学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侯磊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90年，程维高调任河北省代省长，第二年，程慕阳从大学毕业，靠着父亲的关系进入南京某电视机厂驻京办事处从事销售工作，但很快就辞职下海。
1992年秋，程慕阳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时任中华儿女理事会秘书长、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董事长石坚。他将石坚认作大哥，还在皇家丽人挂了个董事的虚名。“他文质彬彬的，长得还算清秀，还有人说他像张国荣。”石坚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印象中的程慕阳。据他回忆，程慕阳说话有些结巴，语速一快就容易卡壳。工作之余，程慕阳喜欢叫上朋友搓上几圈麻将，“玩得不太大”。
作为家里3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程慕阳一直受到父母的溺爱。《环球人物》记者在石家庄采访期间，几位退休干部都证实，程维高曾不止一次提到：“我就阳阳这么一个儿子，最大心愿就是他能事业有成。他成功了，我也就老有所养了。”正是出于这种心理，程维高决定在儿子的创业之路上帮他一把。
原石家庄建委工程处处长郭光允曾举报程维高，对程家父子进行过全面调查。正是通过他和石坚的回顾，《环球人物》记者了解到程慕阳第一桶金的来龙去脉——
1992年底，为感谢程维高在一个项目中的“大力协助”，港商韩凤瑞按他的要求，将程慕阳招至自己名下的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当副经理。当时，正赶上电视剧《过把瘾》拍摄，程慕阳凭着父亲的影响从河北8家国企拉到赞助，从中抽出部分资金为自己弄了个“制片人”的头衔， 50万元的“广告回扣”则全部收入自己囊中。1993年初，韩凤瑞将广告公司送给程慕阳等两人，程因此得到价值45万元的股份。
“当年，程慕阳曾与《过把瘾》剧中一位年轻女演员相恋，常带着她和我一起吃饭，但两人最后还是分手了。”石坚说，那次失恋对程慕阳打击很大，加上程维高当时已是河北省委书记，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程慕阳托他父亲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他的手头逐渐宽裕起来，行事做派也与之前判若两人。“开豪车、送名酒、出入各种高档娱乐场所，一晚上打麻将输赢能有十多万……”
“钱收得多了，再有人出10万20万想托程慕阳办事，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连见都不见。”采访中，石坚向《环球人物》记者提到这样一个细节：“程慕阳喜欢收现金，不愿意走账。后来钱越收越多，他干脆用编织袋装着放在车的后备箱里。”石坚一边比划一边说，“10万块钱才这么多， 一个编织袋，那得多少钱？有一次他心情好，收了现金就往司机身上甩了3万块。”据石坚回忆，程慕阳有一个货真价实的武警军官证，他的“座驾”挂的也是武警牌照。1993年，程慕阳加入香港籍。
程慕阳直接从父亲手上拿到的第一个项目，是保龙仓。1997年初，石家庄保龙仓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超市。为解决资金问题，保龙仓老板杨某联系上程维高，并在他的授意下与程慕阳展开合作——程慕阳通过父亲的帮助批项目、拉贷款，并以自己的3家公司折价入干股，占保龙仓总资产的50%。据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的几名退休干部介绍，1999年左右，河北群众对程家在保龙仓入干股的事情反映很大，程慕阳以“怕影响父亲”为由要求退股，从保龙仓公司拿走近500万元。
按照石坚的说法，1994年至1996年是程慕阳“捞钱”最疯狂的时期。“拉广告”便是其“空手套白狼”的重要手段之一。郭光允也告诉记者，程慕阳及家人利用程维高的身份、影响，在河北共向700多家企业收取“广告费”2900多万元，而这些广告费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用于为企业做宣传，大部分都被他们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有人曾统计，程慕阳背靠父亲这棵“大树”，在没有投入过一分钱的情况下，用不到10年时间，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资产总值达数亿元人民币。
“包工头少爷”的敛财经
有了数千万进项，程慕阳并不满足，他又靠着承包工程赚取更大的利润。
曾有媒体报道称，程家与南京二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河北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有人认为，南京二建是在程维高主政河北后才与其‘攀上关系’的，也有说法是早在程任南京市委书记时即有往来。”而在郭光允的描述中，南京二建是程家“资本膨胀”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从1993年到1996年，石家庄市乃至河北省建筑市场几乎所有特大项目，都被南京二建悉数摘入囊中，程维高因此得了个外号，“河北省最大包工头”。作为“包工头少爷”，程慕阳自然也捞到不少好处：在保龙仓超市等项目建设过程中，南京二建曾为其“慷慨”垫资3000多万元，直至2000年程慕阳出逃海外，仍有1000多万元没有归还。
1995年，程慕阳和保定民营企业八达集团以外资的名义，与石家庄新华区政府市场管委会成立了鑫麟房地产有限公司，急需5000万元投资款。“按规定，财政周转不应给民营企业，但因为程维高批了，财政厅也只能照做。”老检察长侯磊此后在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省财政厅让保定市财政局办了借款手续，分两笔从省财政资金中拨给八达集团3700万元，后者很快钱全部打到程慕阳的香港账户上。在和《环球人物》记者谈及此事时，侯磊一语点破其中关键：“政府财政周转金只能用于政府间的周转，公不能带私。一个省委书记，凭借职权将政府的周转金给自己的孩子，这笔钱定成贪污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借助父亲的名望捞取好处之余，程慕阳又开始考虑借助石坚的广告公司敛财。1993年，南京一家企业想在北京某电视台投放广告，程慕阳瞒着石坚与该企业定下一份价值600万的广告播放合约，却将合同上的款项接受账户改成自己的私人账户。直到合同承诺落空，该企业找上门来，石坚才知道自己这位“董事”的所作所为。他当即找到程慕阳，可程满不在乎：“放心吧大哥，这件事你就别管了。”一个月后，该企业再次找到石坚，质问为何不履行合同，并准备一纸诉状将石坚告上法庭。虽然程慕阳最终通过私人途径化解了麻烦，但自此以后，石坚渐渐对他敬而远之。
1994年1月，《中国发展》杂志社在香港成立，石坚任社长兼总编辑。杂志社成立前，程慕阳多次找到石坚，提出赞助80万元“弄个挂名副社长当当”。石坚说，他犹豫多时，还是在杂志正式出刊前划掉了程慕阳的名字，并将80万元原封不动地退回。“程慕阳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我俩这算是正式结下了梁子。”
1996年2月，有人在一次宴会上提起程慕阳，石坚借着酒劲说：“这人不咋样！整天打着他老子的旗号拉广告，拉赞助，招摇撞骗，对人封官许愿。将来程书记要是出了事，可能就毁在他儿子的手里。”没想到，这句话传到程维高的耳朵里，两个月后，石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福州市第一看守所，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活。“在（监狱）里边，虽然消息不灵通，可也知道程慕阳跑了。”2000年8月，程维高秘书李真受贿、贪污案发，很快，程慕阳在父亲的安排下，经香港逃往加拿大。
程慕阳在加拿大的隐匿生活一度十分惬意，但法律之手并未放过他——兜兜转转15年后，他终究没能逃脱被通缉的命运。
遣返面临两大风险点
程慕阳是否能被顺利遣返？此案未来走向如何？5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彭新林接受了
《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
《环球人物》：程慕阳最终可能以何种形式被缉拿归案？
彭新林：针对外逃涉案人员一般有4种追逃方式，分别是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截至2014年11月，我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鉴于我国与加拿大至今没有缔结引渡条约，此次应该会重点考虑采用遣返方式。
《环球人物》：根据现有情况，程慕阳最终能否顺利遣返？
彭新林：我觉得，目前主要面临两大风险点：其一，程慕阳已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一旦加拿大主管机关认定他没有违反移民法，加方可能拒绝对其进行遣返；其二，我国刑法第383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程的犯罪所得已远远超过最高起刑点。但加拿大已废除死刑，一旦在风险评估中认定程在遣返回国后可能被判处死刑，加方可能拒绝遣返。
《环球人物》：这些风险点该如何应对？
彭新林：首先，我国相关主管机关应尽可能向加方提供程慕阳真实身份方面的材料，以证明他的确在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时存在违法行为或提供了虚假材料。至于死刑犯不遣返的问题，可由最高人民法院代表中国政府做出不判处死刑的量刑承诺，比如降格处理，判处无期徒刑。有人认为，这种量刑承诺会对国内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产生变相激励作用，觉得“捞了就跑，跑了就了”。但我觉得，这是通过国际合作途径缉捕境外在逃犯的必要条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合理代价。从个人角度看，做出量刑承诺总好过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从总体上看，这种做法维护了我国的司法主权，让犯罪嫌疑人知道，境外不等于法外。
《环球人物》：4年前从加拿大被遣返回国的赖昌星，遣返程序耗时6年之久。具体到程慕阳案，您觉得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彭新林：在遣返准备阶段，遣返前风险评估、两国主管机关协商等都需要很长时间。即便遣返程序正式启动，只要当事人有财力、精力反复申诉，依照加拿大运转缓慢的司法程序，通常会进入俗称的“法律死循环”，所以时间周期会比较长，大概需要好几年。从这一点上说，目前的境外追逃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
《环球人物》：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成本是否也十分可观？
彭新林：根据公安部2006年2月给出的数据，一般刑事案件追逃的人力、物力成本至少在1万元左右，稍大的则可能突破数百万元。相比之下，境外追逃因涉及公务往返、证人出庭、调查取证等众多程序，成本更加可观。就我目前掌握的数据，追缉一名跑到东南亚邻国的贪官就要10万美元，追缉逃到欧美的贪官甚至需要几百万美元。
《环球人物》：为保证境外追逃顺利进行，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彭新林：中国目前只有一部引渡法，但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遣返、劝返等都急需法律依据。今年，我国会重点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另外，可在国家层面成立一只跨部门的境外追逃特别侦查队伍，增强快速反应和整体作战能力。只有各种制度相互配合，才能最大限度挤压犯罪嫌疑人在国外的生存空间，彻底切断他们的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