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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带着一盒梅干菜、一把手枪，走进了“兵谏”中的西安城。梅干菜是带给蒋介石吃的；手枪是万一军队对她无礼，用来自我了结的。她问前来接她的张学良：“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吧？”张学良答：“夫人，岂敢！”她就这样走进了张公馆，见到了她的丈夫、被软禁10天的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她，一直流泪：“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反而镇定，安慰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她担心蒋介石再不抗日会引发张、杨“叛军”的杀意。
2015年4月5日，抗日战争胜利70年后的清明节，张公馆这栋黄砖红窗棂的三层小楼静立于西安闹市中。前来参观凭吊的人不多，也不少。讲解员用“常有人来，今年更盛”来形容。“如果不是宋美龄亲赴西安，国共联手抗日会不会推迟？胜利的到来会不会更曲折？参观完的人通常会问这个问题。虽然历史已无法假设。”
70年前的人面已在史书中。今天回顾那段狼烟四起、碧血悲歌的历史，值得纪念的人有很多。“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不仅仅是军人，社会各阶层都在为民族存亡奔走疾呼，宋美龄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因为她的丈夫，因为旧日中国家国不分的政治环境，也因为她的才华和魅力，因为她对权势的渴望，从踏进张公馆的那一刻起，她就卷入了几乎每一个抗战节点中。
“很有烈士姿态”
1936年的一个凌晨，光着脚，光着头，上身绸袍，下身仅穿一件白色睡裤的蒋介石，躲在骊山一个山洞里瑟瑟发抖。紧接着，他被承担“捉蒋”任务的士兵找到并背下了山。这一幕成为蒋介石生平最狼狈的回忆。这一天是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实行“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同日，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忽然跑到宋美龄的寓所里，告诉她：“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宋美龄听后大惊失色，“不啻晴天霹雳”。此时，外界与西安的通讯和交通都断了，宋美龄得不到丈夫的任何消息，各种流言传遍全球，英文报纸也纷纷做了头版的大字标题。宋美龄努力镇定了一下心神，顾不上身体不适，立即赶回南京与政府要员商量营救事宜。
此时的南京已乱成了一锅粥。蒋介石生死未卜，南京国民政府也分为两派：以何应钦为主的镇压派，与以宋子文为主的和平解决派。他们为是否轰炸西安争论不休。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宋美龄一人舌战众高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很多人认为宋美龄作为女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但宋美龄大声说：“我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如果直接轰炸西安，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也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民众立即陷入兵灾……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因此，为了救中国，我不得不吁请诸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她决定前往西安。
此前，蒋介石已一连写下三份遗嘱，转告宋美龄“切勿来陕”，但宋美龄执意前往。12月22日，宋美龄在哥哥宋子文的陪同下飞赴西安。在飞机上，她把自己的手枪递给外籍顾问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就立刻打死我！”下机后，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去见蒋介石。宋美龄后来回忆，当她看到被囚禁的蒋介石时，“他惊诧得以为我是一个幻影”。蒋介石在稍微安定之后，便给宋美龄看那天早晨他所读的圣经《旧约》中的一句：“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这个细节被蒋介石记录在了《西安半月记》中，也被许多传记文章大加渲染。
宋美龄一再表示愿与蒋介石共生死。随后，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进行了多次谈判，为联共抗日打下了基础。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在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看来，宋美龄对西安之行有相当把握。他认为，张学良与宋美龄私交很好，且张学良的东北军“10万人的薪饷都在南方政府手里，再拖两个星期，吃饭都成问题”。这些都成为宋美龄的砝码。但杨天石认为，宋美龄此去实为“深入不测之地”。“宋美龄当时是携枪救夫，因为她不知道见到的是谁。对于张学良她当然很相信，但是对张学良之外的人，比如张的士兵，宋美龄没法预料。从这个角度看，宋美龄此行，很有烈士姿态。”
“纵观整个过程，宋美龄是解决西安事变最关键的人物。”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前所长林家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如果没有宋美龄和宋子文的支持，周恩来和中共和平解决的方案无法单方面实现。西安事变不解决好，就没有后来的联合抗战，所以宋美龄的营救之举意义重大。”
在前线多次遇险
1937年10月8日，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淞沪前线的中国守军阵地上，突然开来一辆军用运输卡车。当时，官兵们正在利用日机轰炸的间隙抢修工事。只见卡车停住，走下来一位中年女性，她就是时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会长的宋美龄。
抗战期间，宋美龄亲上前线慰劳军队的情况并不少见。1937年，宋美龄组建了全国性的劳军组织，多次带慰问品看望将士，还撰写关于上海战场的新闻电讯，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和报道中国的抗战情况。“这让抗战前线的官兵很受鼓舞，但她也因此几度遇险。”杨天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根据杨天石的讲述，有一次是在淞沪会战中。1937年10月23日，宋美龄乘车前往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途中突遭日本飞机扫射和炮击。因路面大都被战火破坏，汽车在一个急转弯处突然一只轮胎损坏，冲进一条水沟。宋美龄当即受伤昏迷，醒来后觉得走路困难，但她仍继续前往上海，慰问了伤兵。直到慰问结束后，宋美龄才接受医生检查，发现摔断了肋骨。
另一次是在武汉会战期间。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38年，由于中国接连在“2·18空战”“4·29空战”和“5·31空战”中给日本空军以打击，日军转而以小规模偷袭的方式空袭武汉。身在武汉的各类重要人物都是日军的空袭目标。1938年7月23日，也许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身在武汉的情报，日军追踪到他们的行踪，忽然出动机群空袭武昌。日机反复投弹、扫射，蒋介石夫妇在几个卫士的掩护下躲进一处防空壕。突然，一枚重磅炸弹落在防空壕附近。随着一声巨响，几人全部倒下。虽然蒋介石夫妇都没有受伤，但宋美龄被震昏过去，几分钟后才醒过来。而掩护他们的卫士全部牺牲了。
此时，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丧，房屋、学校毁于炮火，无数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1938年，宋美龄与邓颖超等人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战时期收容和救助了近3万名难童，这些孩子后来都亲切地称她妈妈。此外，宋美龄还不断出入保育院、妇女干训班、伤兵医院、寒衣缝制所和疏散女工的收容所，筹办了27个妇女识字训练班。基于宋美龄在抗战中的贡献，1938年1月3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将她和蒋介石一起评为1937年的世界风云人物。
“比30个师都有用”
1942年，正当中国的抗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罗斯福两次亲笔写信，邀请宋美龄去美国访问。《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卢斯劝蒋介石：“你让她去一次，比30个师都有用。”这句话得到了众多历史学者的认同，杨天石认为：“宋美龄在抗战中最大的成就是访问美国。”
1942年11月18日至1943年7月4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赴美国访问，顺便治病。在美国期间，她到各地发表演讲，迅速刮起了一场“宋美龄旋风”。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她于1943年2月18日在美国众议院发表的演说《战争无法让中国屈膝》和当天在参议院发表的即席演说。
当天，在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的陪伴下，身着黑衣的宋美龄妆容精致，优雅坚定地走上讲台。她以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况介绍给美国政要和人民。她说：“我们两国人民是为了共同的信念而斗争。我们恒久的信念就是‘四大自由’，这也是贵国总统向世界人民的声明。这声音像锣鸣一样在我们那广阔的土地回响，自由之神正拥抱美国，而侵略者听到的将是死亡的丧钟！” 她的演说多次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最后议员们全体起立，鼓掌时间长达数分钟。
宋美龄的演说不仅促使美国国会议员几乎“众口一词地要求政府加速援华”，而且通过收音机在全美转播，让美国民众“纷纷慷慨解囊捐助中国抗战”，成百上千封信件寄到白宫，收件人都是宋美龄。《林肯传》的作者卡尔·桑德堡甚至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她所要的是什么？是为了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演讲第二天，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宋美龄与罗斯福夫妇共同接受170多名记者采访。身穿黑色旗袍，胸前别着中国空军勋章的宋美龄，口才一流，应对得体，不失时机地把一些问题转给了罗斯福，使得罗斯福表态要以“上帝允许的速度”向中国运送军火。
杨天石认为，宋美龄的演讲要到了援助，也没有丧失国家尊严。“当时，中国在军事上比较落后，经济上还很弱小，到美国去要援助，难免底气不足。但是宋美龄的演说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保持了中国的国家尊严。演说中，宋美龄批评美国政府重欧轻亚，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欧洲战场，她的态度不卑不亢。”杨天石说。
当时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案，宋美龄的活动也有助此事在国会顺利通过。1943年2月17日，美国参议员马丁·肯尼迪写信给宋美龄，想“趁蒋夫人光临之吉日”，提出废除排华法案。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该提案“对我国际地位极有关系”，如通过将具有历史价值。她指示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采取积极措施。在一次投票中，众议院移民委员会有38人赞成肯尼迪提案，9人反对。1943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肯尼迪提案，罗斯福签字生效。有学者认为，宋美龄访美是美国废除排华法案的“最后一推”。
为西藏主权冷对丘吉尔
在宋美龄国会演讲大获成功后，英国也向她抛出橄榄枝。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与王后通过英国驻美大使邀请宋美龄访美，并下榻白金汉宫。但这一次，宋美龄拒绝了。
“宋美龄拒绝访英主要是因为对丘吉尔不满。”杨天石说。当时英美苏中都是同盟国，但是“丘吉尔看不起中国，罗斯福把中国看成是四强之一，丘吉尔的态度一直是不赞成的”，这让宋美龄非常生气。
除此之外，中英之间也有宿怨。1943年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上，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首脑人物汇聚一堂，讨论同盟国各成员国在对德日法西斯交战中的战略使命。可是，会上出现一个插曲——
5月21日，丘吉尔突然对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说:“听说中国正在向西藏大举增派部队，准备进攻西藏，那个国家现在很恐慌。”宋子文当即回应:“西藏可不是什么独立的国家，中国和英国所签订的全部条约中，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当天，宋子文将此事电告重庆的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明确答复：“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领土与主权完全抹煞，侮辱实甚。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丘相如此出言，无异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不能视为常事，必坚决反对。”
为此，宋美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拒绝访英。后来丘吉尔到了美国提出想见她，她没有主动前往。据《顾维钧回忆录》描述，宋美龄告诉顾维钧，丘吉尔非常想和她见面。当顾维钧表示这可给丘吉尔脸上增光时，宋美龄立即表示：“放心，不会帮他这个忙。”“结果最后两人也没见成。”杨天石说。
1943年1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国首脑会晤的开罗会议。这本来是男人们的天下，宋美龄一去，三巨头峰会变成“3+1”，她和丘吉尔不可避免地会面了。两人有了一段经典对话。丘吉尔问宋美龄：“委员长夫人，在你印象里，我是一个很坏的老头子吧？”宋美龄没有回答是或不是，而是把皮球踢给丘吉尔本人：“请问你自己怎么看？”丘吉尔说：“我自己认为我不是个坏人。”宋美龄闻言回答：“那就好。”蒋介石将这段对话记在了日记里，认为这段对话体现了宋美龄的外交智慧，既不违反外交礼仪，也没有违背自己的内心。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在整个开罗会议上，宋美龄对丘吉尔多次妙语嘲讽。
“我的空军”
熟悉宋美龄的人都知道，她爱穿旗袍，在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喜欢在旗袍上别一枚空军飞行勋章。据宋美龄的侍从副官夏公权回忆，宋美龄称国民党空军为“我的空军”，在其晚年寓所中，也一直悬挂着抗战初期她与功勋飞行员们在南京大校场停机坪的巨幅合影照片。
全面抗战开始前夕，中国仍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当时蒋介石围剿红军取得了暂时胜利，有机会思考空军的问题，萌生了建立一支强大空军的想法。而宋美龄则是从西安事变中第一次感觉到空军的重要性，没有空军，想轰炸也炸不了。“另外，她写过一篇文章叫《航空与统一》，认为有了航空事业可以促进国家的统一。这是宋美龄重视空军的另一个源头。”杨天石说。
1936年，宋美龄就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正式开始筹备空军。“一开始她主要的作用是和外商谈判，选择飞机以及零件。”杨天石说。通过阅读关于飞机设计的杂志，宋美龄对各种机型做了大量比较，并凭借良好的口才联系了美国飞机制造商，最后成功订购了2000万美元的飞机。
在空军的人选上，一开始，宋美龄雇佣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驾驶员罗伊·霍布洛克作为顾问，霍布洛克后来又推荐了克莱尔·李·陈纳德——这便是宋美龄与“飞虎将军”陈纳德结缘的开始。1937年，陈纳德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他在日记中写道:“她使我无法恢复常态，从那天起，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后来在采访中证实了这篇流传颇广的日记的真实性。
当时陈纳德在美国航空界已非常有名，苏联曾以1000美元的月薪相邀，是陈纳德在美国薪水的3倍。但由于对宋美龄的佩服，他转而接受宋美龄的邀请来到中国，并最终决定留在中国。1937年7月，陈纳德正式投身中国抗战，参与了上海、南京、武汉的对日空战，在昆明训练了大批优秀的空军战士。1939年，陈纳德还招募了200多位美国志愿兵来到中国。宋美龄则积极在美国活动，争取到了100架P—40战斗机，也争取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暗中支持。
1941年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成立。为了从心理上威慑日军，每架飞机的机头都画着狰狞的鲨鱼头，因为日本人视鲨鱼为不祥之物。12月20日，这批清一色P—40战斗机列编的部队，出现在久未在空中看到敌人的日本飞行员面前。空袭昆明的10架日机被当场打下6架，逃跑的3架也在途中坠毁，只有一架侥幸逃回了越南河内。当时中国内地的居民大多从未见过鲨鱼，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飞行员们也觉得这个名字很好，遂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
“飞虎队在打击日本空军，帮助中国军队掌握制空权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杨天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中国飞机名义上有300多架，实际上能够起飞作战的不过100多架，在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劣势。但到了抗战中后期，特别是1941年以后，飞虎队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首先是在运输上，形成了著名的‘驼峰航线’，在当时中国对外通道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香港和广州的交通相继被封的情况下，驼峰航线意义重大；另外是后期对日作战中，中国从几乎没有空中还手之力到开始掌握制空权，这些都离不开飞虎队的努力。”
对待陈纳德，宋美龄非常尊重，用陈纳德妻子陈香梅的话来说，“她很有人情味，对帮助过她的人念念不忘”。1947年，陈纳德与年轻的女记者陈香梅结婚，宋美龄派外交部长叶公超参加婚礼，并赠送景德镇花瓶作纪念。1958年夏，宋美龄再度访美，在密歇根大学演讲完毕，立即赶往新奥尔良，一下飞机就直奔医院探望病中的陈纳德。陈香梅回忆，患了肺癌的陈纳德，当时癌细胞已发展到喉部，不能说话，只能笔谈。宋美龄很体贴，幽默地告诉陈纳德:“你平时说得太多了，今天你不要说，让我来说。”10天后，陈纳德离世，宋美龄参加了他的葬礼。
宋美龄不仅是中国空军的组织者之一，也是抗战中的调解员。1942年初，美国将领史迪威来华，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随后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但指挥失误，致使中国军队伤亡5万多人。蒋介石大怒，认为史迪威自大，以“殖民地之总督”自居，且主张用武器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暴怒的蒋介石第一次向罗斯福提出撤换史迪威。1943年，史迪威再次建议重用共产党军队进攻日军，蒋介石第二次要求撤换。矛盾激化至此，但宋美龄接到出席开罗会议的邀请后，仍第一时间去拜访史迪威，亲切地对他说：“尊敬的将军先生，这是中国第一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国际会议，请您帮助协调好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行，我不会让夫人失望的。”史迪威一口就答应了。只因他多次与蒋介石争吵，全靠宋美龄调解，他尊重宋美龄的要求。宋美龄又向蒋介石陈述史迪威在盟军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说服他与史迪威握手言和。
她包庇了孔宋两家抗战期间的贪腐
华丽旗袍上的阴影
“他们是贼，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可恶的贼！”
2003年宋美龄去世时，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接替罗斯福出任总统的杜鲁门曾要求联邦调查局（FBI）调查国民党官僚在美国的财产情况。他得到的答复是：1943年时，宋霭龄在美国花旗银行的存款是8000万美元，宋子文有7000万美元，宋美龄有1.5亿美元。震惊之后，杜鲁门喊出了这句话，指责“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政府的援助里偷取了7.5亿美元，并把偷来的钱投入到圣保罗和纽约的房地产业”。随后，杜鲁门拒绝了再次赴美的宋美龄争取美元援助的请求。
《纽约时报》披露的这些数字，目前在中国学界尚存争议。但学者们均向《环球人物》记者确认一点：宋美龄对抗战期间孔宋两家贪污、走私等行为持包庇态度。
外甥女的投机算盘
吴景平认为，宋美龄对孔令伟的袒护就是明显的例子。宋美龄和二姐宋庆龄均未生育子女，蒋经国、蒋纬国不是她自己的血脉，加之与蒋经国的隔阂日深，宋美龄需要培植势力，便将大姐宋霭龄的子女视为己出，尤其喜欢外甥孔令侃和外甥女孔令伟，并认孔令伟为干女儿。这位孔二小姐是当时一景，她只爱男装，穿着西装和长袍，戴着墨镜，随身携带手枪，时常出入娱乐场所，飞扬跋扈，人称“混世魔女”。宋美龄却说：“令伟女生男相，天生豪放，像我。”
1935年，中日签署《何梅协定》，中国军队撤出河北，日本取得了对华北的实际控制权。丧权陷地至此，南京却依然歌舞升平。一天晚上，孔令伟因违反交通规则，被街上一名正在疏导交通的警察拦住。孔令伟不肯退让，双方拉扯了几个回合，孔令伟突然掏出手枪，将警察打死，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继续她的夜生活去了。
即便家里权势鼎盛，杀人也不是小事。当晚潇洒完毕，孔令伟找到姨母宋美龄，把杀人的事情告诉了她。宋美龄只埋怨了几句，并告诉她下次不要再犯。第二天，宋美龄让南京市长送了抚恤金到警署，安排了受害者的后事，就不了了之。后来，南京街头流行起一句话：“别神气，小心碰到孔二小姐！”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孔令伟救过宋美龄一命。有一次，宋美龄带领慰问团乘坐5辆汽车前往前线慰问。她本来应坐第二辆车，但孔令伟告诉她，最好坐别的车，因为日本方面可能已经掌握了她的行踪和乘坐的是哪辆车。从前线返回时，第二辆车果然被日军打得千疮百孔，宋美龄由于临时改乘最后一辆车，只受了点轻伤。
此后，孔令伟便像保镖一样跟随宋美龄出席各种场合，其行为也更加肆无忌惮。1941年，《大公报》刊登过一则新闻，说孔令伟在日军空袭香港之际，用自己的宠物狗在撤离军政要人的飞机上占座，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常委陈济棠赶下飞机。这则报道后来被证实有误，但“飞狗事件”完全符合孔令伟留给人们的印象。一时群情激愤，矛头直指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其父孔祥熙。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吴晗在课堂上说：“古有‘蟋蟀宰相’（南宋贾似道），今有‘飞狗院长’。”
抗战期间，孔令伟把投机挣钱的算盘打到了姨父蒋介石身上。购买军机时，孔令伟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把每架10万美元压到8万。美国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把发动机的功率降低了。而每架2万美元的差价就落入孔二小姐的口袋。
孔令伟也有不如意的时候。1941年底，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处长林世良用军用车队走私进口化妆品、名牌烟酒等物品，从云南入境，被军统头子戴笠发现。而这支车队本应运送战场上急需的军用物资。戴笠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蒋批示：“枪毙，以肃官箴。”林世良是孔令伟的好友，两人还传出过绯闻。孔令伟得知此事，立即跑到宋美龄那里哭诉，宋美龄转而到蒋介石面前说情，夫妇二人还为此吵了起来。据称，争吵间蒋介石打死了宋美龄的宠物狗。蒋介石当时正寻求国际援助，需要显示自己严惩腐败的态度。最终，林世良被枪毙。但人人都知道，林世良只是孔二小姐和她父亲的替罪羊。
姐夫的黑市买卖
有女如此，其父更甚。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前所长林家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操作了“民国最大贪腐案”。
1942年，美国国会宣布给南京国民政府提供5亿美元贷款。当时，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兼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随即宣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20法币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可凭券兑换美元。20比1是当时的官方固定汇率，但物价上涨迅猛，美元的黑市价格远高于此，与法币的兑换比达到110比1甚至更高。孔祥熙在宋霭龄的支持下，令手下吕咸等人私自将储蓄券以官价购进，然后在黑市抛售，赚取巨额差价，所获暴利达115亿法币。
此时，前线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相继进行，伤亡无数；后方则发生了严重的河南大饥荒，难民流离。“而孔祥熙是什么样子呢？据1942年见过他的作家舒芜回忆，‘他是地道的老式山西票号商人的味道’，胖得一身滚圆，蓝缎袍子，套件小坎肩。如此‘肥头大耳，一脸富态’的模样激怒了很多人。有‘傅大炮’之称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公开揭发孔祥熙及其下属倒卖美元一事，称‘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众人响应。”多位历史学者向《环球人物》记者提到这一细节。
蒋介石决定撤吕咸的职。孔祥熙马上通过宋美龄向蒋介石求情，让吕咸自动辞职。蒋介石经不住宋美龄再三求情，只好答应，转而让“傅大炮”不要再对孔祥熙穷追不舍。他问：“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答：“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之人。”“傅大炮”可不吃这一套：“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就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介石无奈而归，总算让孔祥熙和吕咸辞职，顾全了宋美龄的面子。
兄弟的“黄金风潮”
对自己的娘家人，宋美龄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任军统局特务人员的姜昉晚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了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走私黄金的事。抗战期间，宋子良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任。西南通道是军事物资输入的重要渠道，但“宋子良从印度走私黄金，把黄金打造成头盔，外面刷上油漆。他们乘飞机入境，戴头盔可对外宣称是担心受到日本人攻击，每个人都戴，结果被戴笠查到了”。杨天石认为，戴笠虽与孔家不和，但和宋家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与查办孔令伟之友林世良的军车走私案不同，这次宋家走私根本不劳宋美龄开口，戴笠马上放人。
宋美龄对哥哥宋子文的维护则是直截了当的。抗战接近尾声时，1944年12月，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有一天，宋美龄到某小学慰问，正在那里采访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编陆铿问了宋美龄一个问题：“宋（子文）先生又当行政院院长，还要经营银行、烟草等那么多企业，这个难道不冲突吗？”宋美龄答到：“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你看那些美国的大官，哪个不是由企业家转过来的，这是很普通的事。你们将来有机会到国外看看就晓得了。”陆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美国的政府要员都是辞掉企业里的职务再到政府任职，我们是带着自己的职务去任职。”
带着政商两界一堆头衔的宋子文，虽然个人存款是南京一众高官中最少的，但并不等于他有多么清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张俊义认为，宋子文的职务让他有便利条件，能掌握美日在太平洋战场的动态，因此在赴美国公干之余，可以招呼家人向美国安全转移财产。
抗战胜利之后，为应对通货膨胀的局面，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宋子文决定开放黄金和外汇市场，以中央银行的黄金、美元库存为基础，回收市面上过量发行的纸币，企图达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尽管中央银行逐日抛售黄金、美元，仍不能平抑物价。结果是外汇和黄金储备迅速减少，都流入了私人腰包，蒋介石急令宋子文停止此政策。这就是“黄金风潮”。数月后，《中央日报》刊发调查文章，称孔家的扬子公司和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等依仗特权购得外汇3亿多美元，其中中国建设银公司涉及8000多万美元。宋美龄坐不住了，找到蒋介石，并以离婚来威胁蒋介石查办《中央日报》。《中央日报》在蒋介石的过问下更正称，原报道漏了小数点，3亿多美元应为300多万美元，但主持此调查的陆铿坚称没有错，更正是迫于压力。
最终宋美龄没能保住哥哥。由于开放黄金和外汇市场的预期效果未达到，“倒宋”风潮愈演愈烈，傅斯年连发3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直指宋子文官商不分，公私不分。宋子文只好引咎辞职。
宋美龄为什么要一再庇护孔宋两家的贪腐行为？林家有认为，“那个时候几乎人人如此，在其位谋其‘政’，宋美龄也是这个思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尚明轩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整个民国时期，高官中称得上清廉的恐怕只有孙中山一人。”
“她的虚娇之气令我作呕”
宋美龄本人在抗战期间保持着一贯的生活水准。她酷爱旗袍，有一位专职裁缝张瑞香常伴左右。从抗战开始，张瑞香就跟随宋美龄前往重庆，1942年宋美龄赴美国时也带着他。张瑞香一年当中除了除夕休息一天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给宋美龄做旗袍。很多旗袍做好后，她只是欣赏一下便放进衣橱，一辈子都不会穿。曾服侍蒋宋夫妇的翁元回忆说：“宋美龄衣橱内的旗袍件数，大概现今世界上无人能出其右。”知情者称，宋美龄迁居美国时携带的99箱行李中，有55箱是旗袍和其他衣服。
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说：“她脚上穿的一双镶有钻石的鞋值80万元，一件外衣值50万元。”胡兆才、杜金玲编写的《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一书中写道，宋美龄赴美演说期间，“鞋子前后都佩戴闪亮的珍珠玛瑙，这些东西都是当时孙殿英从慈禧太后的陵墓里盗窃出来的，为了巴结蒋介石，把这些珠宝送给了宋美龄”。宋美龄收到礼物后曾关照有关人员，拖延东陵盗窃案的审判。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宋美龄访美期间，享用着从英国专门订制并用飞机运来的免税香烟。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作家林博文说，宋美龄一边在美国拉赞助，一边却大肆挥霍，她当时的开销达到100万美元。另据统计，她这次访美共募集到资金约125万美元。
1943年，美国艺术家多格里斯创作了一幅天堂生活油画，将宋美龄排在圣母玛丽亚和列位圣徒后，写道：“迄今为止，圣母玛丽亚是人们心目中最纯洁、最理想的女性，而宋美龄是迄今为止人们心目中不愁吃不愁穿最幸福的女性，奇怪的是这位幸福之神生长在贫困的中国。”
抗战胜利后，一位外国记者在南京宋美龄家中采访宋美龄，那天“蒋夫人格外漂亮”。在采访快结束时，记者觉得宋美龄有望成为当代的圣女贞德，“但你得取下这些宝石和翡翠，深入百姓之中，脱掉那些丝绸，穿上普通衣衫，你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宋美龄听罢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门口，然后转身，优雅地问记者：“你想再来一块蛋糕吗？”
这样的生活在宋美龄看来或许是优雅的，她已经习惯了这种优雅。但建筑在生活优渥、不问人间疾苦之上的优雅，被胡适痛斥为“虚娇之气”。胡适曾任驻美大使，他与宋美龄不同，主张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而不是像宋美龄这样一到美国就伸手要钱。在听完宋美龄的国会演讲后，胡适写道：“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是她的演说实在不像话，不知说些什么……她说：她的演说是为知识阶级说的，因为知识分子是造舆论的。她的一股虚娇之气令我作呕。”
“那个标语是写给老百姓看的”
林家有认为，宋美龄这种生活态度可以追溯到她的少女时代。她1912年正式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年后转入卫尔斯利学院，学习英国文学。据她在威斯里安的好友回忆，英国学者威尔士的《世界史纲》令她“欣喜若狂”，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厌恶。《世界史纲》从宏观视角讲述了人类发展进程，莫泊桑的作品则更多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就是宋美龄认为跟她无关的生活。
战时，宋美龄请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在重庆一家西餐馆吃饭，宋美龄拿起骆驼牌香烟要抽，问女记者：“你抽不抽烟？”女记者说：“不好意思，墙上有标语，‘请勿吸烟’。标语里还说，种烟草的经费应当省下来种田，增加粮食生产。”宋美龄便自己一个人抽了起来。两人聊着聊着，女记者烟瘾大发：“夫人，我是抽烟的，但我看到墙上有标语，不好意思抽。”宋美龄回答说：“那个标语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在她的意识里，这依然与她无关。
1943年的一天晚上，罗斯福夫妇邀请宋美龄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了美国矿工罢工事件。罗斯福问宋美龄：“如果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解决？”宋美龄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划过脖子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后来罗斯福问妻子埃莉诺：“你还认为宋美龄是一个性格温柔甜蜜、易于亲近的人吗？”
宋美龄能做出这个手势并不出奇。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上海血洗共产党人和罢工群众。8个月后，宋美龄便选择嫁给了蒋介石，他的残忍无情根本不会影响她的选择，她只是选择了要跟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结婚，一个军人，一个能控制各路军阀，能手握军政大权的军人。她需要的不过是“玫瑰与权杖”的结合。
“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完全是政治交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尚明轩说。对于这桩婚事，宋美龄的母亲和二姐宋庆龄都极力反对，唯有大姐宋霭龄鼎力支持。“宋美龄选择蒋介石，从她个人角度来看有其合理性，如果她和当时的南京市长刘纪文结婚，或许日后就过上普通的生活，和蒋介石结婚就不一样了。但从历史上讲，这个选择是错误的。宋家本是革命的家庭，父亲宋耀如一生支持孙中山，他把3个女儿送到美国读书也是希望她们接受进步思想。蒋宋联姻后，宋家更加分裂：宋庆龄坚定地沿着孙中山的革命路线走下去，成为民族团结的重要促进力量；宋美龄却一辈子都站在反共立场上，除了抗战时期。”林家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在许多学者看来，正是对权力的热爱，促使宋美龄在抗战时期较多地介入了军队事务，也使得宋美龄呈现出矛盾性：她是基督徒，但她不反对杀人；她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慰问，却对底层民众缺乏怜悯之心；她希望建立史册上的名誉和功业，但对家族中人利用军车走私，贪污挪用军事援助款项不以为意。
抗战期间对内政外交活动的干预，使宋美龄有“权力夫人”之称，“宋霭龄爱钱，宋庆龄爱国，宋美龄爱权”是学界多年来的共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并将权威运用至遇到障碍为止，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对宋美龄来说，权力的障碍直到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后才出现。当时，她的外甥孔令侃匆匆从美国赶回台湾，打算与“夫人派”官员一起拥立宋美龄继任国民党总裁，但遭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修改党章，改称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为“主席”，“总裁”一职永远为蒋介石保留，并推举蒋经国为主席。随后，近80岁的宋美龄离开台湾，赴美隐居，直至2003年去世。
2003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唁电中称宋美龄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评价。林家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宋美龄没有留下日记和回忆录，现存材料并不充分，有的还存在争议，“对她做个全面的结论比较困难”。但仅就抗战而言，宋美龄称得上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之一，目前也尚无史料证实她本人在战时存在直接的贪污军费行为。
然而，历史的细节值得玩味。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得知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仅约300架，厉声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怎么只有这几架飞机？你把空军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周至柔不得已才说，他为了办事方便，请宋美龄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认为，中国不能造飞机，进口的价格又高，飞机制造业又发展迅速，一种新飞机问世，最多保持两三年，便被另一种更新式的机型取代，还不如暂时停止购买，只要现有的飞机能维持日常训练即可。到需要时，有钱不愁买不到新飞机。她把空军经费全存到香港的外国银行里。蒋介石听了只好说：“没有空军，也要抗战的。”后来，这些日常训练的飞机大半超龄，且在训练中损坏，却没有补充新机。存下来的经费进了谁的腰包？没人能证实。宋美龄引以为傲的旗袍上的空军勋章，有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演讲（节选）
议长先生，贵国的参议院议员，女士们先生们，感谢诸位的到来。
贵国与我国的传统友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我认为，我也相信，诸位和我一样，认识到美中两国人民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而正是这些相似之处奠定了我们友谊的基础。
我要给各位讲一个小故事，说明这一信念。当年，杜立德指挥官和他的部下前往东京作战，在他们返航的途中，一些战士逃往到我国的土地上避难。后来，其中的一个人告诉我，在向本国船只求救无效后，他来到了我国的土地上。我国人民见到了他，跑了过来。他挥舞着手臂，口里喊着他唯一知晓的两个中国汉字“美国，美国”，指的就是“America”。在我国，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是“美丽的地方”。这个年轻人说，我的国民听到他那有趣的发音后大笑了起来，并拥抱着欢迎他，好似找到了失去已久的兄弟。后来，他又告诉我，见到了我国热情的人民，他好似回到了家一样安心和温暖。但是，这却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当我还是小女孩时，我来到这里。我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讲着你们的语言，不仅仅是诸位心灵的语言，还有你们的口音。我的成长期在这里度过，我了解你们的一切。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像是回到了家里。
但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一个人回家，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说你们的母语，或者诸位能够通晓我们的语言，他们会告诉你，我们两国人民是为了共同的信念而斗争。我们恒久的信念就是“四大自由”，这也是贵国总统向世界人民的声明。这声音像锣鸣一样在我们那广阔的土地回响，自由之神正拥抱美国，而侵略者听到的将是死亡的丧钟！
怎样做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我先给诸位讲一个我刚刚想到的小故事。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古国。我们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当我们被迫从汉口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侵略者时，蒋委员长和我正在长沙战线。一天，我们登上南岳衡山，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个有名的历史遗迹叫“磨镜台”，它有两千年的历史。各位可能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两千年前，在那个遗迹附近有个古老的佛寺。一个小和尚来此修行，整天盘膝而坐，双手合十，默默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默默念着唱着，日复一日。因为，他渴望成佛。
寺院的一位高僧（怀让）也很古怪，整天拿着一块砖去磨一块石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这件事。小和尚对此很疑惑，有时候抬头看看高僧在干什么。而高僧只是继续做着这件事。一天，小和尚问：“你成天磨着石头，在干什么呢？”高僧回答说：“我想把这块砖磨成镜子。”小和尚又说：“但砖是无论如何也磨不成镜子的。”高僧说：“这就像你只是念佛，不做些实事，也很难成佛。”
因此，在座的朋友们，我们不仅要有理想，还要把我们的理想推广开来，更重要的是行动，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在座的参议员及旁听席的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对诸位说：没有大家的实际帮助，我们的领导人无法实现这些理想。在座的朋友和我必须铭记“磨镜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