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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梁鸿，1973年生于河南邓州，200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著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历史与我的瞬间》等。
梁鸿有股干练爽利的劲儿，一阵风似的走到《环球人物》记者跟前，高筒靴，围巾随意搭在胸前，一条长项链摇曳其间。采访临时改在了咖啡厅，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落座。如果说谈一个问题分几个层次是学者惯常的思考方式，她还有种跳脱出个人情感的反省精神。这种掰开了、揉碎了的背后有一种对生活的细微体察以及自信。
她因书写家乡梁庄而广为人知，也会感叹跳不出“故乡”这个窠臼，她也曾说“我终将离梁庄而去”。梁庄之于梁鸿，是一种情感，也是观察社会的切口，更是一个个体寻求自我价值的过程。在物理意义上，她的确离梁庄而去；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梁庄仍旧是她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三个女孩的命运
对于一个农村女孩而言，菊秀、霞子、梁鸿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生活形态。贩橘子、帮砖厂拉工人、开麻将馆……菊秀不得不过着她曾经嫌弃的庸俗生活；霞子考上了师范学院，在小镇上当老师；大学老师梁鸿，买书成癖，看芭蕾舞剧《浮士德》，参加诗歌朗诵会。
三人是儿时好友，都对未来怀着理想和憧憬。梁鸿说：“每个青年都是文学青年，这是青春特有的。但能否留下来成为真正的爱好，还要经过无数的考验。”她生在河南邓州，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以及一个妹妹，母亲多病，父亲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考师范，到乡下教书，然后一路进修。
这个曾天天写日记的女孩梦想着成为作家，但她对风花雪月、心灵鸡汤保持着一种警惕，因为那“对一个人的思考来说是有限的”。她更像一个冷静的思考者，“我希望自己对事物有思考，有多方面的看法。”说到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她说:“我没有分析过这个问题，父亲的影响也不是完全积极的，我没有楷模。”在谈到理想时，她说：“理想情怀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绊脚石，是个普遍的状态，因为生活会压抑我们的理想。尤其对一个普通农村孩子来说，理想主义更不好，我属于侥幸的。但大部分怀揣理想的青年在乡村底层挣扎，并且可能会生活得更艰难，就像菊秀。”
“理想本身是好的，我讲的是通道问题。没有了上升渠道，你所有的理想都变成了毒药。一旦成为农民，你就不能抱着理想了，甚至连一般的诗情画意都达不到，因为你的道路非常窄，你的理想也许就变成可笑的东西了。”说这话时，她面前拿铁咖啡上的奶泡正渐渐模糊。“一个城市小青年可这样坐着喝个咖啡，但要是个农民进来喝咖啡，你就会觉得怪怪的。但农民为什么不能喝咖啡？！因为社会没有给他提供这个空间，他只能疲于奔命去挣钱。”
一个村庄30年的变迁
博士毕业从事了几年研究后，梁鸿越来越觉得苦闷，“离创作远了，研究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向。”她称之为“精神的困顿”，其实，这也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问题。“成为一名研究者之后，这种被架空的感觉日益强烈。这并不是否定学院生活和纯粹思考的价值，而是害怕过早的平静、过早的隔离和过早的夸夸其谈。我听到很多这样的夸夸其谈，看似很有道理，但一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相联系，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可笑与苍白之处。”
2008年暑假，她回到故乡梁庄，听留守的人们讲自己的故事以及乡村的故事；她又到西安、南阳、广州、青岛、郑州、厦门、深圳等地，采访了340多名外出打工者。一个村庄30年的变迁，以及打工农民在城市的寄居生活展现在她的眼前……
乡村修起了路、建起了楼，但小学被废弃成了猪圈，曾经洗澡、捉鱼的母亲河湍水被污染了，曾经的权力中心——老支书的家仍旧停滞在上世纪70年代的模样。五奶奶11岁的孙子被淹死了，芝婶也在担忧孙子的教育问题；留守的王家少年白净内向，却强奸并杀害了82岁的老太太；在外做生意、颇有前瞻性的焕嫂子在生了7个女儿后，仍旧想生个儿子……曾经的家园正在失去，曾经的礼俗、道德也在逐渐失去。
同时，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西安蹬三轮的万国、万立兄弟为了“一块钱的尊严”打架；娶了城里媳妇的贤生，把兄弟姐妹带到了南阳，在城中村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住了25年，然后埋回了梁庄；青焕姑奶在北京打工被车撞了，她丈夫觉得判得不公，每周五法官接待日都要去讨说法；重点大学毕业的梁磊在深圳的公司工作，和怀孕的妻子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楼，依旧看不到未来……那些发财传说被无情捅破了，城市的生活依然艰辛。即便是生活得很好的人，比如朝侠，她的关系中心仍然是梁庄这帮亲戚和老乡，他们与所在的城市仍旧是隔膜的。
相比于这些故事在社会引起的反响，这些鲜活故事的当事人对此知之甚少，这对他们根本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感触最多的可能还是梁鸿，“这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艰难历程，因为你突然发现，你对他们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一天下午，她的哥哥和她说起在北京打工时，怎样被当做倒票的收容遣返，怎样被卖到黑砖窑，后来又怎样逃跑，差点把命丢掉。“这种生活内部的隔离，是非常正常的，哪怕是亲人你都不知道他是如何生活的。但他为什么被遣返，为什么被卖到黑砖窑，这不单单是个人命运，背后蕴含着社会矛盾。”
多一点软弱和疼痛
在某种程度上，梁鸿是个精神至上者。她重返乡村是因为精神上的困顿；而重返之后，无论是乡村留守者还是进城打工者，让她最痛心的仍旧是他们精神上的困境。“在农村，一个是‘新生’，一个是‘废墟’。‘新生’是经济的新生，道路的新生，但另外一方面又是情感和文化的废墟状态。尤其是孝道，在农村已衰落到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了。这一状况所产生的原因又非常复杂，与整个时代精神的堕落、生活的分离、成功学法则、乡村道德结构的破产都有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伦理的衰退。”
作为旁观者和书写者的梁鸿也热心参加一些乡村建设的公益活动。“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乡村实践方式出现、生长，至于最后能不能成功，这并不重要。实践的过程更重要，它告诉我们还有另外的可能性，不只有朝城市飞奔这一种可能性。”
乡村该向何处去？对于城镇化这个国家策略，一向理性的梁鸿倒是主张多点多愁善感。“在讲城镇化高速运行发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恰恰缺失一种情感性的东西。可以少一点坚硬，多一点软弱和疼痛。有疼痛才有尊重，有尊重才有敬畏，有敬畏才可能以善良而平等的心去面对他人和这个时代。今天我们太缺乏多愁善感了，太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对个体情感和生命感受的尊重了，以发展之名，我们把自己锻炼成钢铁人，最终，失去一颗能够体会家、爱、尊严和情感的心灵。”
一名学者的无用之用
从2008年返乡，到2010年出版《中国在梁庄》，再到2013年出版《出梁庄记》，５年时间，梁鸿一直写梁庄，每次出行和归来，她都在体会一种巨大的落差。“从破旧的、有着发霉味道的出租屋回到自己的家，洗个热水澡，听着音乐，当然很舒服了。但是你要警惕这种舒服，因为你面对着本来不应该有的巨大的差异，要促进自己去思考。我在青岛考察时，住在一个叔叔家，屋里是泥巴地，一进去就闻到巨大的霉味。当时我特想逃跑，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你不愿面对，这恰恰说明巨大的差距横亘在我们生活之间。”
写完梁庄之后，梁鸿内心一直有种失落。“从广泛意义来讲，我描述的，并不是光鲜的、欢欣鼓舞的，而是一种灰色的、失败了的、让人沉重的生活。最终，你写完了，安然无恙地跳了出来，得到了名和利，但那种生活没有任何改变，这是个巨大的失败感。”那段时间，她觉得虚无而沉重，甚至有点精神分裂。
2012年年底，梁鸿又回故乡一趟，每天早晨背个水壶出去，沿着湍水来来回回走了十几天。“你看着河流不断行进，就像历史在行进，虚无的但又充实。慢慢地，你觉得，你的书写可能没有改变什么，但你改变了你自己。同时，你能够把这种广阔的大地生活呈现出来，这本身可能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新近出版的《历史与我的瞬间》里，她那种纠结终于释然了。
前不久，梁鸿在国家图书馆做讲座。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一个农村妇女站起来说，她春节回老家，看到一个老头仅有一块钱，想上公交车，但那个车要3块钱，结果老头又下去了。回想起来，她特别恨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懦弱，为什么没有给他补上那两块钱。这个有点琐碎的故事令现场有些人不满：这种事就别说了，提问题。
但梁鸿听了非常感动，“我们对这种生活有了某种共同的理解。”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一个人的能力是微乎其微的，我写梁庄到底有什么用，可能是无用之用。它没什么用，但有人看到了会思考，有感触。”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名学者的梁鸿看到了无用之用对于改变社会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