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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这句格言一样的歌词，来自李健的偶像、加拿大传奇音乐人莱昂纳德·科恩。李健只是将他的诗集带上《我是歌手》节目的舞台，“科恩”这个长期以来只在小圈子里流传的名字，竟也成了百度搜索上的热词。原因无他，李健实在太火了。
过去数周，每逢周五，朋友圈无一例外会被李健刷屏：音乐诗人、段子手、天籁之音……各种溢美之词被毫不吝啬地用在了他的身上；秋裤男神、清华哥哥、少女心收割机……各种撒娇称谓也毫无违和地集于他一身。一时间，李健似乎跳脱出小众音乐人的范畴，成为当下公共审美的最大公约数。甚至有人评价说：“他用空灵、洁净的声音，在这个喧闹的世界砸出一道裂缝，让光芒照进人心。”
“他一向如此”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健并未夺冠，但在不少人心中，他就是“无冕之王”。
4月3日，《环球人物》记者全程观摩了《我是歌手》“2015巅峰会”的录制。轮到李健上场时，他还远远地站在舞台最深处，一团黄色的灯光还只是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现场500名观众评审以及边边角角挤满的各路嘉宾，竟毫无迟疑地全部起身。不仅是年轻女孩雀跃着，人群里还传出男性观众的叫好声。一声声浑厚的“李健，我爱你”让人啼笑皆非，却又不得不对这位新晋男神心生佩服。
这样安静的一个人，是如何将各年龄段、各层面的人心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在和李健面对面交谈之后，记者似乎找到了答案。
3月底的一个傍晚，在北京东南四环一个不起眼的录音棚里，我们的话题从音乐聊到人生，又从人生聊到读书。“我很清楚什么是自己不擅长的”“人要学会拒绝”“要给自己一些强制和约束”……面对《环球人物》记者的疑问，李健不紧不慢地给出一个又一个答案，大多数是相当坚定的祈使句，态度平和、语气诚恳，自信却毫不锋利。这些表述完全可以集纳成市面上流行的心灵鸡汤，从他口中说出来，却很让人信服，不矫情也不肉麻。那些答案仿佛就生长在他的心里，从一颗种子到破土萌芽，从花蕾绽放到结出一个个果实，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好奇者走上前去。
采访的大多数时间里，李健都把自己埋在单人沙发里，双眉微颦，表情严肃。这种状态让记者禁不住发问：“你与电视里的形象好不相符。”他却轻描淡写地说：“你们是严肃媒体，当然要严肃对待。”没有这个圈子里习以为常的圆滑和辞令，那种表情和眼神，就像他面对摄影镜头坦陈自己穿秋裤一样，家常、自在。
有人说，李健的这种真、这种纯粹正是他收服人心之所在。就像音乐制作人宋柯评述他的歌声：“李健特别知道怎么把一首歌唱得打动人。华丽的技巧和绚烂的编曲对他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不得不说的，还有那些流传颇广的关于李健的段子。一次，李健坐车抵达《我是歌手》录制现场时，听着车外少女们爆炸般的尖叫声，感慨地自言自语：“我也有今天啊！”随后又满是怀疑地问工作人员：“这不会是你们买的（粉）吧？”他坚持用一款“老掉牙”的诺基亚手机，当然也不用微信。有人笑他是“老干部”，问他干吗不换智能手机，他答：“人智能就足够了。”
李健红了，可他还是那个李健。节目结束了，名与利纷至沓来，许多人选择趁热打铁，开始做宣传、接商演、当代言。李健却偏偏“躲”到国外度假去了。面对《环球人物》记者进一步沟通的需求，他的经纪人也很无奈：“你知道，他不在乎所谓的曝光度，也不习惯太紧凑的工作节奏。他一向如此。”
“异数”生存法则
事实上，在2015年春天的这场火爆选秀之前，李健更多是作为流行乐坛的一个“异数”存在的。这其中，大半原因在于他清华大学的教育背景，当然也与他本人及音乐里浓浓的知识分子气息有关。
1974年，李健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个文艺之家。因为父亲是黑龙江京剧院的武生演员，他自小就学过戏曲、练过武术。而学习音乐的想法，萌发自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下午，看了一部名为《路边吉他队》的电影之后。少年李健坐在硕大的银幕前，吉他、人群、欢呼带来的诱惑和快感充满了他的头脑。他就此决定把青春交付给音乐。父母花了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90块钱为他买了一把“红棉”吉他，又帮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费为4块钱的吉他班。
如今回忆这段时光，李健说：“我其实没太想过到底什么是理想，只觉得在我的少年时光里找到了音乐，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从此之后有了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很多人看来，李健的确幸运。1993年，正读高三的他参加了清华大学面向全国文艺爱好者举办的冬令营，以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第一名，之后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音乐看似离他越来越远，但生命中的某些必然却暗暗勾连在一起。在清华园里，李健跟着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开设的声乐作曲课程认真学了两年，第一次受到系统专业的训练。课堂之外，他是不少乐队青睐的合作伙伴，也是清华合唱团的一员，常以独唱演员的身份登台表演。
毕业后，生活的“骨感”摆在眼前。在当时，用音乐的理想来养活人生，是大胆甚至奢侈的。他很现实地选择进入广电总局，成为一名网络工程师，月薪3000多元，工作内容除了在办公室拎暖水壶、接送人，就是去野外爬电线杆、架电视线。
2001年，校友卢庚戌的一通电话，轻而易举地将李健从体制内“勾引”出来。电话里，卢庚戌说：“咱俩组个组合，参加一个田震也参加的演唱会。”看似遥远的目标，迅速实现。当年4月，“水木年华”组建，5个月后，首张专辑《一生有你》的同名主打歌一炮而红。
歌迷等待着“水木年华”继续复制传奇，公司也希望趁热打铁，在新作品中延续这个风格。李健却惶恐地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回最初的快乐了：“有好几次，我坐在条件一流的排练厅里，抱着一流的吉他，却压根不想弹琴，弹来弹去都是千篇一律的旋律，我真的都快吐了。”2002年，李健选择跟随自己的内心，再次“出走”。
李健就是这样。他身上集合了太多的戏剧性和冲突性，也投射了许多人欲求之而不得的理想状态：坚持自我、淡泊名利。单飞后，李健过了十余年“歌红人不红”的生活。尽管发行了5张原创专辑、作品三上春晚，尽管王菲曾以他创作的《传奇》作加持重返歌坛，尽管他曾牵着孙俪在春晚合唱他创作的《风吹麦浪》，但他的名字始终与“小众”画着等号。他沉浸在生活里，安静地写歌、唱歌，用音乐描摹自己的感受。
有人问李健：“等待和耕耘哪个更辛苦？”他的回答是：“等待。”
在这样一个“偶像”辈出的时代，一个又一个的选秀节目，一轮又一轮的“造星”运动，让人们很容易记住一个偶像的名字和模样，却容易忘了属于他的特色和作品。李健等待了十几年，终于等到连作品都被大家记住的这一天。
我了解自己不擅长什么
《环球人物》：竞演类节目一般都充满火药味，但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你的选曲和演唱却一如既往地含着一种静气。
李健：其实没有想太多该如何应对（比赛），我想的就是一定要将自己最擅长的，也就是最真实的自我展现在舞台上，这就足够了。我对自己的演唱是有信心的。
《环球人物》：你曾说，自己恰好是靠作品来传达声音的。想通过音乐传达怎样的声音？这是你信心的来源吗？
李健：不论写歌还是唱歌，我一定要确定是自己喜欢的。如果你顺从自己，听从内心的呼唤，那就不是一种被迫的坚持。就像一个人要尊重自己的长相，你只能尽力把自己弄得干净些、气质好些，但不会强迫自己去整容，搞到面目全非。音乐也是如此，任何人都只有一个领域、一种风格是自己擅长的。
《环球人物》：但坚持中会有诱惑存在。
李健：大部分人对自我还是有认知的，只是太容易听从公司的声音，以及不负责任的三言两语。而我非常了解自己不擅长什么。
《环球人物》：你现在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没有想过为整个行业发声？
李健：歌手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改变，自我完善。你没有权利，也不可能等到一切都完善的时候再去创作。在环境越差的时候越坚持自我的人，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歌手是一个生产者，而不是经营者、销售者，至少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要求自己：不要生产音乐垃圾。从我个人来讲，原创歌手更应该遵从内心，要有商业考虑，但商业绝不是全部。音乐虽然是商品，但也有艺术的成分在里面，否则就会变成香港音乐现在的地步了。
永远保持学生状态
《环球人物》：你认为该如何化解自我与潮流之间的矛盾？
李健：没有统一的潮流，多元化的声音才是潮流。我的音乐从来不是潮流，还是有人喜欢。哲学上讲，量变导致质变。原创歌手需要更长时间的忍耐与积累，你必须做出四五张唱片，有几十首处于同一水平线且风格独特的作品，才可能形成气候。如同独木不成林，数以万计的小树才可能成为森林。
《环球人物》：但在这个处处求速度、事事讲实效的时代，许多人恰恰是把“成名要趁早”奉为处事准则。
李健：对原创歌手来说，（成名）晚是正常的，早反倒不太可能。对艺术的思考能力，是需要一定的打磨和积累的。成名晚的好处就是，你的作品真正立住了，经得起推敲和检验，面对名利也有了基本的态度，这些，都是年轻的时候不太好把握的。
《环球人物》：你通过哪些方式进行积累？
李健：比如读喜欢的书。我的一个老师说过：一个人永远保持学生的状态，你的人生就不会枯竭。我理解的学生状态就是不拒绝新鲜事物，不放弃热情，保持对世界基本的信心和期待，这也是最好的状态。我接触过很多学者，发现知识越渊博的人往往越谦逊，那些才疏学浅的人却常常声色俱厉。你学得越多，越会觉得自己很匮乏。真的！我也能写歌，但能跟莫扎特比吗？写小说，能比得过曹雪芹？跑得再快，能赛过博尔特？所谓读书，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宽，对自己有个更清醒的认识，不至于狂妄。
《环球人物》：你平常读哪些书？
李健: 读文学书多些。我不把读专业书看做读书，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读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文学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一本书可能写于17世纪，或者更久远，但人性是没有多少进化的。读史使人明智，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读书并不多，但我喜欢反复读一本书，尤其是经典。现代人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你没有时间去检验一本书是好还是坏。那些机场书店摆放的五花八门的书，多数看了会让人绝望。但无论何时翻开经典，你都不会失望，一定会满载而归。从全世界来看，中国是一个人均读书很少的国家，这不是一个所谓文明古国应该呈现的。我们的出版业数字很庞大，新书源源不断，但人均读书量如此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恰恰值得我们思考。
《环球人物》：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让很多人觉得没时间读书。你有没有强迫自己读书的时候？
李健：有，人都需要自我约束和强制，这个效果会在日后显现。作家马尔克斯强迫自己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进入工作状态，实在写不出东西，也要在书桌旁坐上两个小时。很多时候，哪怕很疲惫了，我还要强迫自己睡觉前弹一会儿琴，读一会儿书。
还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梁文道说，读一些让自己稍微费些力的书才会有长进。童话读起来不费力，但你不可能一辈子读童话。《追忆似水年华》和《哈扎尔辞典》，它们不像心灵鸡汤那么好读，但强制自己读下来一定有提高。
《环球人物》：读书之外的爱好呢？
李健：很多。我都是凭兴趣去做，唯一需要的是静下心来。艺术创作是需要专注力的，不被打扰的时间很重要。对我来讲，要想拥有持久的创作力，就必须保持一个边缘的姿态，远离热闹的中心。人一旦有名了，找你的人会很多，很多毫无意义的东西也会进入你的生活。你还需要花时间听别人的吹捧和赞美吗？尽量少一些大而无当的虚荣，尊重和爱护曾经拥有的日常生活，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这很重要。
《环球人物》：现在许多人把你看作励志偶像，像你这样两年出一张唱片，靠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和坚持？
李健：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就把生活要求放低。人要适应生活，才能找到更大的乐趣。我不是特别赞成人生一定要经受多大的挫折。这是一个信息发展的时代，带给人的挫折感已经足够了，不需要额外的。人生苦短，何必自己折腾自己，要善待自己。
《环球人物》：所以你也有妥协的时候？
李健: 无伤大雅的妥协是值得的，毕竟要顾全大局。我不太欣赏特别拧巴的人，特别是在你还没有强大到拥有跟社会谈判的水平的时候。比如在春晚上表演时，我也改过两三个字、一两句话，就传播效果而言，让更多人听到你的作品才是更重要的。
李健走红的背后
就是这样一个李健，红了之后还出了个新词——“李健现象”。
在将李健的歌翻来覆去听了一遍又一遍后，中央美院教授云浩给《环球人物》记者发来这样一段感慨：“李健的声音并不明显优于常人，却能给人一种轻轻倾诉的感觉。他的歌里流淌着质朴的关怀，听着他的歌，就好像在听一个熟悉的朋友、一个邻家大男孩诉说心底的话。这个话不长，不太絮叨，更没有撕心裂肺。而这正是李健迷人的地方。”
声音之外，更多人从李健身上寻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缺失的那一块拼图——有人喜欢他，因为他外表的干净、儒雅；有人迷上他，因为他内在的文艺、坚持；有人倾听他，因为他词曲里的温度、感悟……
李健曾坦承，自己想成为知识分子型的歌手。巧合的是，在看过《我是歌手》之后，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上称赞：“李健是罕见的知识分子型歌手。多少年来，中国大众文化圈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奇迹。”有人觉得“奇迹”二字未免将李健抬得太高，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他的此番走红，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大众文化圈的一个新现象——人们吟唱着他的《贝加尔湖畔》，读着他推荐的《哈扎尔辞典》，听着他钟爱的莱昂纳德·科恩……喜欢李健，并和他拥有一点交集似乎成为一种时尚，而这种时尚，与此前喧嚣多年的快餐文化、功利创作背道而驰。这，就是李健带来的改变。
“中国的音乐系统特别有意思，最初从宗教仪式进入皇家系统，又从文人系统到职业乐师系统。进入现当代以后，经历了玩闹式的叛逆、对港台及欧美的长期模拟，还有一大批口水歌之后，人们开始对质朴的人性、真实的文化产生强烈需求。李健正是被这种需求托起来的。”云浩说，这是个好现象，“最起码，像他这样儒雅、恬静的人慢慢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了，说明这个社会开始试图接续之前被砍断的文化根系了。一直以来，在审美这个问题上，大众是最逐浪的，但我们惊喜地看到，他们的眼睛开始放亮了。”
至于究竟什么是“李健现象”，一位专业人士提出，它的释义并不局限于李健个人的成功，而是指向一股正在形成的新的音乐文化需求：“至少证明了，这个时代不是只喜欢听《小苹果》，也需要李健的《抚仙湖》。”这个乐坛的异类，以自己的存在，使“今天这个盛产定制商品的乐坛多了不一样的出品”。
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总喜欢在睡前缠着妈妈讲故事，有些故事哪怕听了100遍，也从不厌倦。有人说，李健的音乐、歌声和他的成功，就像成人世界里的睡前故事——内容不新鲜，却带给我们安慰和温暖，长久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