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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骅的走红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在中央强力反腐，全民关注反腐，“大老虎”或应声落马或陆续浮出水面的大背景下，他作为一线的高层纪检工作人员，推出一本用讲故事的方式借古论今的反腐著作——《中国历史的教训》，想不火都难。习骅说，他出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书中的24个‘古今’故事能成为一面镜子，让官员审视自己”。
“讲好故事，事半功倍”
《中国历史的教训》上市后，出版社的编辑们就忙碌起来。该书的编辑之一、中信出版社的覃田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每天接到好多媒体的电话，要采访习骅，但多数都被他委婉拒绝了。
其实，习骅不是刻意保持神秘，只是希望大家更多地去关注书。当身边人给他发来反馈时，他也很乐于和编辑们分享。“刚到南宁，3个小时的飞行一直认真地看你这本书，写得真棒，用轻松的笔书写严肃的道理，让历史的教训成为今天的经验，让前人的愚蠢成为今天的智慧。这是中央某部委的一个司长前几天发给他的。” 覃田甜拿出手机，向记者转述了信息内容。
而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作者“讲故事”的功力。习骅现任中纪委驻国家铁路局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在反腐一线工作多年。他说，在平时的反腐倡廉教育中，经常有“上面认真讲，下面不爱听”的现象，我就想怎么能讲点大家爱听的，而且是听得进去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讲好故事，事半功倍”，不如就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传递中央精神。
这对习骅来说，不是件难事。他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笔杆子本就不错，后来又在北大拿到了法学博士，主要研究廉政立法和苏共问题。他对历史也颇有研究，尤其是清史。此前，习骅在不少媒体发表过文章。2012年12月，他还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开了专栏。开篇文章——《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发表后，就受到了系统内很多人的关注，有人还打来电话问下一篇什么时候出。听到这样的反馈，习骅也有了写下去的动力。之后，他创作的《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一文，因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版的贪腐裸官形象，也被更多系统外的人所关注。这篇千余字的短文讲述了清末政坛巨贪庆亲王奕劻的故事。他一边靠打牌输钱讨好主子慈禧老佛爷，一边买官卖官赚取巨额家产，并将其全部转移到国外银行。
不过，习骅不是个高产的作者。因为平时工作很忙，他写作的时间只能放在夜里。对于文章中的历史细节、语言以及对当今的启示，他都要仔细斟酌。到2014年年底，他总共发表了24篇借古论今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题材也大多取自明清。习骅说，从时间上来讲，清朝离我们很近，会有一种贴近感；从历史上来看，清朝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朝代，它的历史很长，把中华文化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当下的很多问题，都能从中找到答案。
在历史中找“镜子”
习骅讲的不单单是历史，他的文章话题涉及廉政建设的方方面面，紧跟时下政策热点。
《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一文发表时，中共十八大闭幕刚一个月。文章写道：1376年，“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长达17000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6300多字了，还不知道要说啥。朱皇帝实在受不了，当场找人把“茹部长”狠揍了一顿。第二天又接着念，从第16500字到结尾，茹太素提了5条“工作建议”，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朱皇帝采纳了其中4条。事后朱元璋苦笑说：“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又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意见建议，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这老茹偏要整一大堆没用的，真耽误事。” 习骅说，试想，当初如果朱元璋放任官员队伍混日子、玩虚的，把时间年复一年都耗在文字游戏中，不要说成就伟业，就是当个“维持会长”都难。通过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改善文风的故事，他表达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观点。
2014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宣示要“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严肃提醒全党，“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紧接着，习骅在其发表的《军机处的纪律》一文中，生动地阐明了这一重要意义。文中讲述了朝鲜特使在参加完雍正登基的庆典后，回去向国王报告说：大清很有希望，康熙王朝的兴盛将会延续。国王问理由，特使讲了一个细节：在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内外的警卫人员，个个松松垮垮，没个站相，一点都不像军人……这次大不一样，警卫部队风纪严谨，态度严肃，着装整齐划一，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样子，让人顿生畏惧。这鲜明的反差，都归因于雍正对军机处严苛的纪律，比如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5点之前到岗，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得拖拉；改变惯例，减少递送公文的层级，做到直接送达，竟创造了日行800里的纪录，保证了政令畅通；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洁制度，决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等等。
习骅非常推崇雍正帝，他在文章中写道：“设想一下，假如没有雍正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任由康熙后期的弊政持续发酵，乾隆前期就不可能那样成功，所谓的‘康乾盛世’，顶多是‘康熙盛世’。”在其他文章中，习骅也几次用雍正来举例。在《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一文中，他谈了雍正撤掉庸官，提拔勤官的故事。在《雍正的另一面》中，他又表达了雍正的严厉和温情是有原则的：一方面，对贪官、懒官、巧官出手很重；另一方面，对忠臣、清官、能人呵护有加。
“幸福的老母鸡”
当下，全民拥护和关注中央反腐倡廉的举措，习骅也有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没有制约的权力，就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张牌倒下之后，灾难便会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阻止起来成本高、效率低，十分被动。在《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一文中，他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进士出身的福建候补知县黄兰阶，怕等不到提拔那天，就去求父亲的发小、当时的军机大臣左宗棠。左宗棠没答应，给了几十亩地打发了。黄兰阶非常沮丧，在北京琉璃厂闲逛时，发现有人卖假名人字画，就买了一幅左宗棠的假扇面。不久，闽浙总督和这位后备干部谈心，黄兰阶就使劲儿扇扇子，总督就从扇子中知道了他和左宗棠的关系。于是，两年之内，黄兰阶被“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官至四品，成为了今天的副省级。习骅总结道：不同反腐手段各有价值，但具有工具性意义的还是制度。王岐山之所以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实施制度创新”，道理就在这里。
在今年的两会上，王岐山与山西代表团座谈时，强调“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教训十分深刻，这个代价不能白付”。在《张之洞借钱》一文中，习骅就讲述了张之洞与晋商的特殊关系，以及官商勾结带来的危害。19世纪8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遭强敌环伺。一直未得到重用的张之洞，提出的国防外交政策头一回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不过，张之洞知道，要想抓住这次机会，还得用银子说话。他便经人牵线，想从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山西的日升昌借10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2000多万元人民币。日升昌老板立刻启动“客户调查系统”，发现张之洞既没背景，又没什么政治前途，就拒绝了。在张之洞绝望之时，一家叫协同庆的票号，向他伸来了橄榄枝。但这家票号的实力跟日升昌没法比，也不愿意一下拿出那么多钱。老板就来了个万全之策，让张之洞用多少先拿多少。结果，协同庆只借给张之洞3万两银子，就中了“彩蛋”。此后，张之洞连连高升。用两年时间就从一个从四品荣升为两广总督。他自然也不忘老朋友，立刻让协同庆票号垄断了两广的金融业，势头直逼日升昌。
习骅写道：晋商根在山西，枝繁叶茂在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北京，山西票号和各家会馆的“工作重点”，是通过无所不知的“一条龙服务”，培养、服务和套牢权贵。他得出的结论是：官和商成为连体婴儿，既导致官场腐败和政权变异，也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让权力从市场走开，由市场自行支配资产，这是铲除官场腐败和保证政治安定的治本之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习骅所说的这一点，也与中纪委“治标为治本”的策略相吻合。
习骅的专栏文章逐渐被媒体所关注和转载，影响越来越大。去年7月，中信出版社和方正出版社都找到他，想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而他的领导和同事也提出了这个建议。于是，习骅就当了一只“幸福的老母鸡”，他只负责写文章，其他的事情都交给两家出版社来负责。习骅说，方正是中纪委旗下的出版社，中信是属于市场化运作的出版社，这是两家出版社的首次合作，结果十分成功。
书出版前，中信出版社还很谨慎，并没有将其定位在畅销书，起印数只有3万本。可没想到的是，一周之后，销售部门就发来需要加印的反馈。“到现在，这本书已经加印了好几次，印数接近20万册。” 覃田甜说。看到这样的市场反应，习骅也很高兴，他说：“这是因为全国人民都支持党中央反腐倡廉，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和文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