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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109座万达广场、71家万达酒店、99家万达百货、150家万达影院，还有青岛国际电影节、汉秀……当人们的生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万达制造”时，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统治者的财富也随之呈现几何增长。2015年3月2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2015全球富豪榜，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242亿美元（约合1515亿元人民币，1美元约合6.26元人民币）资产排名全球第二十九名，并以15亿美元的优势反超马云，重新成为中国内地首富。
此前，一段王健林在万达年会上唱歌的视频红极网络。那个手持麦克风，听着前奏用手指微微打着节奏，在全场的尖叫和欢呼声中略显不好意思的王健林，那个一开腔唱功了得，而且唱得陶醉的王健林，刷新了人们对他的印象。
很多人好奇，王健林还有多少不同的面孔？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分赴北京、大连、武汉等地，探寻“首富王”的商业版图与人生路径。
首富的面孔
并不在乎所谓排名
首富这个宝座，王健林并不是第一次收入囊中。2013年9月，他曾以1350亿元身家超越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首次成为中国内地首富，也成为胡润百富榜开创以来的第十位新首富。他赚钱的速度被形容为“每10分钟可以买一辆奔驰车，每小时可以买一栋400万元的房子，每天近亿元入袋”。而彼时，距离他1988年踏入商海仅仅过去25年，他本人也不过59岁。
童年的不安分基因
王健林1954年出生于四川，父亲王全义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4岁那年，王健林随父母来到四川省西北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金县（今金川县）。有媒体在走访了王健林几位童年小伙伴之后得出结论——父亲的威望给年幼的王健林带来了同龄人的拥戴，很多小孩都希望通过王健林认识他爸爸，他也爱组织娃娃们一起玩耍。“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王健林的童年玩伴陈志阶面对媒体的追问这样回忆。这句话后来被解读为王健林“不喜欢墨守成规”。
16岁那年，王健林初中毕业选择参军，成为一名边防战士。1978年，他被推荐到大连陆军学院学习。
2015年3月6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远离大连市中心的金州区龙王庙附近，发现大连陆军学院已于10年前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沈阳军区的一处训练基地。基地负责宣传的一名女军官告诉记者：“由于时间太过久远，王健林上学时的痕迹已经无处可寻了。就连当时和他接触较多的战友们，也全都离开了学院。”不过，在基地内的大连陆军学院院史馆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找到一处名为“四化建设栋梁”的宣传栏，上面张贴着学院杰出校友的照片，王健林的就在左上角最醒目的位置。
几经辗转，记者找到曾在陆军学院负责侦查与反侦察课程的张昌军老师。他说：“那会儿，基层军官要学的内容很多，包括海陆空各军种，以及炮兵、工兵、防化兵、装甲兵等各兵种的知识。”正是在课堂上，张昌军对王健林有了最初的印象：很认真，永远都拿个小本记笔记，也很主动，课堂上有不明白的地方随时会站起来提问。
在军校，王健林延续着童年的叛逆。在一次考试中，他明知标准答案，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给出完全相反的说法。“他给出了自己作答的理由，甚至比标准答案上的分析还要充分，却只得到了及格。”王健林在陆军学院的一位战友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事后，判卷老师专门找到王健林，说这样评分自己其实很遗憾。
在陆军学院学习一年后，王健林从120人中脱颖而出，成为3名留校工作的优秀毕业生之一。1986年，王健林调任陆军学院管理处副处长。此前一年，邓小平提出大裁军，而军队外面，改革开放正逐步深入，王健林决定脱下军装去社会上闯荡。“那个时候，部队干部的待遇比地方上好。王健林如果留在部队，发展很有前途。所以，很多人对他的选择都不理解。”张昌军猜测王健林转业是考虑到家庭：“他当时已经结婚，爱人在大连工作，陆军学院离市区比较远。一些家在大连的干部可能都愿意转业到地方，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从旧城改造起家
从部队出来后，王健林进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任办公室主任，两年后接盘区政府下属的西岗区房屋开发公司。这，就是万达的前身。
王健林突破成规的冲动，在万达集团的建立及扩张之路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89年，大连市西岗区北京街旧城改造项目启动。3家国有企业测算了两个多月，算出来的结果是，要想赚钱，必须卖到每平方米1200元，而当时大连市最好地段的房价不过每平方米1100元。明摆着赔钱的买卖，没人愿意接手。但王健林琢磨着，为什么不能卖到1500元呢？
王健林和他的团队反复讨论，最后决定采用4个创新——改没窗户的暗厅为有窗户的明厅、改木头窗为铝合金窗、安装防盗门、卫生间入户。王健林曾回忆说，这些现在看起来很“小儿科”的创新，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政府规定，只有局级以上干部住房才能配洗手间。为此，我还遭到了大连市纪委的审查，要我提供购房者名单。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思潮大势所趋，这个事才不了了之。”
此次在大连采访期间，一位该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当时大概有一半的房子是回迁房，另一半当商品房出售，“前者户型不如后者，阳台小一些”。另一位居民则说：“这个小区和原来的棚户区比，条件好多了。王健林在这件事上做得挺好，名声不错。”
第一单买卖，王健林就赚到了名声，还有近千万元收益，万达也由此成为全国首家搞旧城改造的公司。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称“发展才是硬道理”，几个月后，中共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同年，万达完成股份制改造，成立集团公司。
那一年，万达集团年销售额已达20亿，占大连房地产市场份额的1/4。“20亿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连续两三年就在这个档上，上不去。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讲，要到外面去。”王健林的“外面”一指数千里，在那个北方人不敢轻易涉足广东的年代，万达到广东成立公司，借指标做项目。在他看来，尽管那次开发没赚多少钱，但“这个项目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走出去的勇气”。继旧城改造之后，万达找到了第二个创新发展模式：跨区域。
模式为先 文化为继
王健林说，万达一路走到今天，创新的过程概括起来无非四步。走完前面那两步，第三步就是创模式。
2000年，万达跻身全国房地产百强企业，总资产近百亿元。那年，万达的一名创业元老病重，要靠一种昂贵针剂维持生命，每支2000多元。当时，民营企业的职工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王健林100万元医药费花出去，为这名元老延续了1年多生命。一个人就花了这么多，以后怎么办？
“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想得这么伟大，要做全球领先企业什么的。那时候就简单地想，我要为兄弟们做一点保障……我当时就提出，万达集团要追求长期、稳定的现金流。”10年后，王健林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陈述自己当年的心迹。
于是，大家凑在一起开会，争论了整整三天三夜。在万达的发展史上，这次大会被称作“遵义会议”。会上，王健林力推“做大型的商业物业，招世界500强和一流的国内企业做租户”。有的老员工想不明白：“我们本身做住宅做得很好，很赚钱，品牌做得也不错。在这个时候搞什么商业地产呢？”更多人则持怀疑态度，“一下子做商业地产，谁来设计？不懂建造，也不懂招商，那意味着我们过去的生产流程全部要再造。”可王健林说：“盖收租物业的房子我们会吧，起码一半的功夫会了，至于商业物业招商或者设计，咱们慢慢再学。”
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到实处，王健林遭遇到不小的麻烦。“万达的第一个商业地产项目选址长春。王健林的想法很简单：地下做停车场，一楼办成精品店，隔成许多小铺面卖给业主，二楼引进沃尔玛，三楼搞了个红星美凯龙。”曾在万达管理层任职的吕丹（化名）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因为没有考虑到要帮助业主招商引资，2003年正式营业时，上百个商铺有一半是空的，租到商铺的商家生意也不好。业主、商家与万达产生纠纷，甚至闹到法院。”
面对这次转型遇到的困难，万达许多高管动摇了，可吕丹记得，王健林很坚持：“过去的人没干好肯定是他们没有总结经验，没有找到其中的规律。我相信商业地产的路子没错，万达就是要做先锋。”他总结教训，决定组建专门部门为业主招商。
那之后，万达找准了商业地产的门路，正式走上扩张快车道。2004年，万达成立规划院，开始操作订单商业地产，拿着自己的商业设计找商家谈判；2005年，王健林又将商业中心、五星酒店、写字楼等打包，开发出“城市综合体”的新概念……事后，有人问王健林，为什么万达能以优惠价格拿到好地段，而别人不行？王健林回答：“我们有核心竞争优势，就有了议价权。”
但王健林的“野心”显然不止于做中国最大的“房东”。吕丹说：“如今，万达的商业地产已经基本不用王健林操心。团队拿来新的选址方案，他看过后只要签字就可以。他开始把心思花在新的业务上。”
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也见过挺多中国商人，王健林的思维非常清晰。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另外几位万达的老员工也不约而同地提到，王健林“自我学习的能力特别强”。这一点，从他近几年不断跨行业发展，不断开拓陌生领域就能看出——
2006年，涉足电影院线，当年实现盈利，不到10年，就拥有了百余家影院，千余块银幕；
2010年，与美国弗兰克公司合作成立演艺公司，打造顶级的中国文化秀。4年后，汉秀剧场在武汉中心文化区全球首演；
2013年，砸下500亿在青岛建立“东方影都”，并与奥斯卡金像奖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以及全球四大艺人经纪公司签署协议，从2016年起，每年在青岛举办国际电影节，计划用3至5年将其“打造成世界排名前列的国际电影节，改变中国没有电影文化世界品牌的局面”……
接二连三的文化领域大手笔投资，在打响万达品牌的同时，也让一些公司管理层心生疑惑：“这能赚到钱吗？”王健林看问题的角度却大不相同：“所有的行业都是有天花板的，文化产业却没有。只要你做得好，它的盈利空间是无限的，而且它还有巨大的品牌效益和穿透力。”
线上线下宝座争夺战
2013年，王健林首次登上富豪榜榜首后，并没有停留太长时间。不到一年，阿里巴巴赴美上市，其董事局主席马云以1500亿元身家超车，一跃成为胡润百富榜首富。
互联网概念成了商界的宠儿，但王健林坚定地认为以万达为代表的“传统店铺经营”无可取代。他也开始涉足电商平台，尽管他自己还不太会用这些——2014年8月，万达与腾讯、百度成立电商公司，被业界戏称为“腾百万”。为了拥有自己的支付平台，万达同时与快钱进行收购谈判。王健林的想法很明确：2014年，万达广场有4000多万会员，2015年目标是1亿，此外还有十几万家商户，资源如此分散，万达无法掌控，但通过支付环节可以将它们连在一起。
大手笔收购，是王健林借资本之力实现万达版图扩张的又一尝试。
国际上，2012年，万达以31亿美元资金收购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AMC，一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在国内，2014年，收购了12家旅行社，总规模达75亿，他的计划是在3年内靠并购做到全国最大……据说，王健林的投资逻辑非常直接：“我买什么能成为全球第一？”
2014年12月，万达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23日，圣诞前夕，万达商业地产在港交所“敲钟”。按此前胡润的测算，若万达商业股价上涨30%，王健林的财富将再次超过马云，重新成为内地首富。人们以为此事指日可待，但市场的反应并非如此。上市当天，万达商业以发行价48港元（1港元约合0.8元人民币）开盘，收报46.75港元，下跌2.6%。王健林与首富宝座擦肩而过。
真正助王健林重夺宝座的，是2015年1月22日万达院线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成为中国院线第一股，并在开盘后以43.98%的涨幅封在涨停板。作为最大股东，王健林的财富出现大幅增长。与此同时，阿里巴巴第四季度财报令人失望，股价大跌。涨跌之间，王健林与马云的财富排位调了个儿。
2013年，王健林在录制一档财经节目时曾表示，自己并不在乎所谓的排名。“小平先生有一句名言，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是要有稳定的资产、长期的现金流和比较好的商业模式。为了排名而去排名，那就完蛋了。再说，假如你做到了3000亿，他不排你，那是他掉价了。”在他第二次当上内地首富后，回头再看这样一番表白，体味更深。
管理者的面孔
唯他能掌控全盘
随着财富的增长，王健林在媒体上的曝光度越来越高。在媒体的描述中，但凡他出现在公开场合，身后总会跟着一群“黑西装”：全体男性、着装整齐、不苟言笑，与王健林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
几乎每一篇有关王健林的文章都会谈到，他的一言一行都给万达打上了明显的“王氏烙印”。万达企业文化中心的一位员工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你不会从我们嘴里听到不同的声音，万达只能有一种声音，那就是老板的声音。”
这一点，记者在采访中深有体会，万达员工无论级别高低，与媒体打交道时谨慎的心态、滴水不漏的措辞、尊崇上级意志的风格，与官员系统非常相似。而且，万达的中层以上鲜有女性面孔。
军营式的企业文化
王健林曾用6个字概括万达的企业文化：军队、学校、企业——万达首先是一支部队，然后才是一家公司。他很坦然地承认，万达现在的作风，与自己的从军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离开部队近30年后，王健林仍保留着军人的作息习惯：每年只给自己一周休假时间，而且不是连休；平日里，只要不出差，他总会比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早半小时到达办公室。一位万达内部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佐证了这一点：“他很守时，开会和活动都是准时出现，也不喜欢别人迟到。”
每周六早上，集团相关部门都要开会对项目施工图进行讨论，王健林一定亲自参加。 他会戴着金边眼镜坐在桌边，用尺子细细量着图纸，相关部门的高管围站在一旁。不满意时，他端起茶杯，皱起眉头，甚至重新画一遍。2014年10月25日，当他按惯例开完会正准备离开，一位高管走上前来，递上一束花。原来，此前一天正是王健林的60岁生日，而他自己似乎忘了。
王健林对自己的另一个要求是，每天上班必须佩带胸牌，虽然整个万达没有人不认识他。他说：“这是制度。我在公司里有一句话，要求别人做到的，我自己首先做到。这是军队传下来的传统。”
在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谈到集团的半军事化管理时，一位万达员工提炼了3个关键词：正装、打卡、制度。
“每天，大多数万达职工都会比规定上班时间早那么一点来到单位，因为这时候还能穿自己的衣服，八点半以后再出现在公司，就必须是严格的正装了。”曾经，一名集团中层“放松警惕”，领带没系紧，却偏偏在电梯里碰上了王健林。还没等他开口，这位中层已经语无伦次地解释起来：“我脖子太胖，领带都系不上了……”王健林在公司不怒而威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与别的公司不同，万达不仅早晚打卡，中午也要打卡。按照公司规定，一旦迟到次数超过5次就要辞退。
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万达各项制度的汇编一度多达好几本书、近200万字。几度精简，现在到80万字了。
在员工总结的这些关键词之外，王健林还有一套创新的管理模式，即“模块化管理”。他曾这样解释这套管理系统及自己的初衷：在专业软件的支撑下，将一个项目分解成300多个步骤，以及3个级别的关注节点。总裁、副总裁关注一级的80多个节点，下一层级负责人关注二级的100多个节点，直至地方分公司和基层，这样能保证各个层级的人各司其职。“建造、招商、软件、设计，每个人哪一月、哪一周、哪一天要干什么事，都会非常细致地编进去。”
赏罚也是分明的。某个员工的工作如果一周没完成，系统会“亮黄灯”以示警告，连续第二周也没完成，就会“亮红灯”。一旦亮红灯，根据一、二、三级不同级别的不同节点，会有不同的惩罚。2012年，昆明项目亮了红灯，相关总经理便被开除。
一系列严苛的制度及高科技系统，让王健林的个人意志能传递到每一位员工，这保证了万达强大的执行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这种节奏。2012年，曾在谷歌、阿里巴巴担任高管的龚义涛被王健林以200万元年薪招至麾下，担任万达电商首任CEO。可没过多久，他就选择了离开。据他描述，根本原因在于对万达军营式文化的不适应：在万达，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领导批准才能做。“我刚进万达的时候，开了好几次会议之后，才有人好意提醒我：‘领导不问，你不要发言。’”
家庭式的关怀
“在执行力方面，王健林的管理是军队化的。完不成任务就必须按集团的制度拿下，没有商量的余地。但具体到员工待遇上，王健林又崇尚家庭式的关怀。”万达前高管吕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样感慨。
万艳（化名）是从武汉汉秀开业那天起加入这个团队的。谈到万达的员工待遇，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万达的食堂都很好，好吃，也放心，不用再考虑工作餐怎么解决的问题。”这一点，环球人物杂志另两路记者在北京、大连采访时，都得到了印证。
由于王健林的军人背景，大家在谈起对食堂的满意程度时，常用“半个指导员标准”这一说法。据一位万达内部人士透露，万达食堂的蔬菜来自集团位于延庆的有机农场，每天凌晨3点左右，农场员工就起床采摘，大约5点开始配送，7点前送到万达集团总部。“这几天食堂正举办美食节，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职工食堂里有一个单间摆放着一张大圆桌，是王健林和集团高管吃饭的地方。他是工作狂，每天早早到达公司后，总会一个人坐在大圆桌边解决早餐：稀饭、馒头、咸菜，通常10分钟搞定。
办公区的空气质量也是王健林关注的事情。2012年，面对日益频繁的雾霾天气，他斥资近400万元对办公楼的空调系统进行了改造，使90%以上的PM2.5污染物被去除。在PM2.5爆表的时候，万达员工仍然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考虑到基层员工工资不高，王健林设置了岗位工资，按照每一年万达工龄折算为100元月薪的标准发放。如今，万达的一些老员工已经工作了近20年，每个月仅岗位工资就有2000元左右。对于普通职工，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员工家中如果有长辈去世，集团也会单给一笔抚恤金。
王健林爱读书，常自己动手写演讲稿，从不用秘书代笔。从2003年开始，他会在每年初的工作报告中，给员工们推荐一本书。从《情商》到《论语》，他希望员工能通过读书做到自知，学会与人相处，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些书，上至高管，下至基层员工都要读，读完还要写心得，开读书会。在读书会上获奖的员工，会得到U盘、书籍等奖励。对于万达的文化氛围，王健林有自己的理解：“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精神追求，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是经营文化。”
“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从沈万三到胡雪岩，中国商界有“红顶商人”的传统，商界领袖总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生意人都要与政策环境打交道，在这方面，王健林是个聪明人。2012年9月8日，王健林曾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上承认，在中国处理政商关系有时候比在哈佛大学读博士还要难，而他的秘诀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熟悉王健林的人都知道，他每天都要拿出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向。“他对很多宏观政策的把握非常到位。”一位采访过王健林的中央媒体记者评价道。这种把握还包括了对党建工作的重视。
万达集团当年的总部位于大连市闹市区解放街9号。如今，这座大厦在周围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有些陈旧。随着万达总部迁往北京，目前这座28层大楼的大部分楼层都已出租，只保留了顶层的万达地产大连项目办公区，以及13层的党建基地，每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在党建基地，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到，王健林的大幅照片和他的一段感悟放在最引人注目的位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更没有万达的今天。”狭窄悠长的走廊上挂满了照片，其中包括王健林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此外，党群工作部、党员活动室、集体荣誉室等也是一应俱全。将两年前市价就已近4000万元的整层楼用作展示党建工作成绩，王健林对党建工作的重视不言而喻。
由于万达的党建搞得好，经常有很多政府机关的党政工作人员不远千里前来参观。在“万达党建在线”网站上，最新一项接待记录是去年7月中组部组织二局三处的来访参观。
除此之外，万达还投资7亿元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廊坊设立了占地面积200亩的万达学院，可同时容纳3000名学员学习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政府政策解读等方面。“这种手笔全国没有第二家。”一位已离职的大连总部员工表示，这个基地直接体现了王健林及万达集团与政府搞好关系的用意，“了解政策，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搞好政商关系，是万达发展的基础”。
然而“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远不只“紧紧跟随”这么简单，用一位中央媒体资深人士的话说，王健林还有“一种微妙的时机感”。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王健林的“10亿解千愁”。
2010年11月，王健林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10亿元，用于南京大报恩寺重建项目。大报恩寺是南京最负盛名的佛教寺庙之一，也是南京人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遗迹，毁于太平天国时期。从2001年开始，南京推出了重建大报恩寺的招商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2010年6月，在大报恩寺遗址中发现的阿育王塔“金棺银椁”被打开，世界上现存唯一的佛顶骨舍利重现人间，轰动一时。南京上上下下重建大报恩寺的情结达到顶峰。
在这个时候，王健林捐资10亿，把困扰南京近10年的重建大报恩寺难题解决了。此举为万达在政府和市民心中赢得了相当强烈的好感。该人士透露，“当时有南京官员说王健林是‘10亿解千愁’”。
此前，南京已有两座万达广场，分别位于南京商业中心新街口和重点开发的河西建邺区。捐款后，王健林表示，要在江宁区和六合区各建一个万达城市综合体，实现万达在南京的大举扩张。2013年底，江宁万达广场开业，当地官方媒体盛赞其“将促进区域商务的巨大升级与城市经济的快速繁荣”。
“政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企业家在其中有的迷路，有的做局。外人很难评判王健林的政商哲学，只能说从效果上看，直到目前万达都在受益于此。”该媒体人士说。
文艺青年的面孔
写诗唱歌样样拿手
“枪手写不了我的思想和感受”
在许多人眼中，王健林不苟言笑，很少有人想到，他也曾是一个文艺青年。
1979年，在大连陆军学院留校任参谋后，王健林很快表现出自己的“文艺范儿”，不仅常写文章，还写诗。他的一名老战友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王健林业余时间非常喜欢看书，人物传记、哲学著作、政治经济学著作都看，还早早看完了《资本论》。学院办有黑板报，每周一期，王健林经常在黑板报上写诗，有朦胧诗，也有古体格律诗。此外，他还经常在军区办的《前进报》上发表文章，甚至还有文章发到了《大连日报》《解放军报》上。“学员队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里，大概有80%是王健林写的，他所在的学员二队是新闻报道先进学员队。说这个称号是他给挣回来的，一点不夸张。”
因为文笔好，王健林被调到学院宣传处当干事，负责学院党政专修班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他联系了坐落在大连的辽宁师范大学，请老师定期来讲课。在这个过程中，王健林走出相对封闭的部队，与地方和社会上的人士打交道，开始转型为市场化人才。
此外，王健林爱好收藏，祖辈和父辈都在诗书方面有所浸润，1992年他就敢于押上全部身家、花800多万买下傅抱石的一幅画。他也曾开玩笑说，“下海”很大动因是为了有钱搞收藏。
目前为止，王健林唯一的“自传”是一本演讲集。他曾公开表示：“枪手写不了我的思想和我的感受。”他要自己写。“老实说我自己文笔也是很优秀的，写文章能被我看上的人也不多，所以我一直不主张别人来给我写。”目前，他的计划是2020年从一线退下来，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好好写一本自传，“给年轻人一点启示”。
除了写作，王健林还非常喜爱唱歌。2013年，他的歌艺曾让采访他的美国《财富》杂志记者惠特福德大吃一惊。
一天晚上，惠特福德来到王健林妻子林宁经营的会所，王健林已在房间中等待他们。“卡拉OK厅里的设施极为现代，绚丽的灯光，巨型的舞池，还有宽大的真皮沙发。但气氛仍停留在王健林最熟悉的八十年代的歌厅时代。”当晚，王健林的表演出乎了惠特福德的意料。“没想到这位（近）60岁的房地产大亨还是一流的男高音，他演唱了极耗体力的压轴曲目：藏族和蒙古族民歌。”
多位万达员工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每年万达的年会，王健林都会唱几首歌。只不过以前内部视频没有传出来，今年流传到网上后才引起围观。“王健林唱歌的风格并不固定，激昂的、高亢的他能唱，柔情的也能唱。”
真球迷打造“梦之队”
1994年，万达入主大连队，王健林成了中国足球圈子里常被提起的名字。
一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万达俱乐部工作的老员工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王健林投身足球是兴趣使然，他和现在英格兰切尔西队的老板阿布拉莫维奇有些相似，都是打心眼儿里喜欢足球。当时，万达集团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投资中国足球也不赚钱。做了一年后，王健林没想到会有这么高的投入，多少也有些力不从心，但他还是坚持做下去了。”
在当地一名体育记者于东（化名）看来，王健林是“真球迷”。“他看球员的眼光挺准的，郝海东就是个例子。”作为跟队记者，于东经常遇到随队征战的王健林，“训练的时候也经常看到他。”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上述老员工的证实：“王健林几乎没有落下过一场万达队参加的比赛，哪怕是客场，他也会在比赛前一天晚上赶到。”
王健林给大连足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王健林在上半场比分落后时带着一箱子钱进了休息室，告诉球员下半场赢回来就可以分钱。对此，一位大连队的老球员笑着对记者说：“我是真的没见过现场分钱，但是他的确给了很大的物质奖励。1994年，我们第一场比赛去客场踢延边队，王健林到机场送行，开出了16万元的赢球奖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到了1996年，王健林又提出，一场比赛多进一个球，全队奖金就加10万元。”
“王健林是个性情中人，这个性格特点也延续到了足球中。”这位老球员说。王健林在比赛之前，常会给球队作动员，他说的话很有煽动性，很能激发球员斗志。“输了球王健林也会不愉快，但是他很注意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球员，很少当着球员的面表现出不快。而大连队受到不公正的判罚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爱之深，则管之严。在大连万达队，王健林延续了严格管理与个体关怀并重的风格。他经常去球员基地观看比赛训练，但从来不在基地吃饭，也严禁球队管理层在基地吃饭。“在他看来，球队管理层绝对不允许对球队有一点干扰。后来，徐明接手球队之后，足球就成了他的炫耀资本，基地里迎来送往的事情常有，但惟独不怎么见徐明来球队看看。”上述老员工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球员方面，王健林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球员有严格的外出归队时间，还严禁酗酒。1996年有4个球员违反球队规定，其中还有所谓的‘大牌球员’，王健林原本打算开除这4个球员。最后经劝说让他们留队了，但每人罚款6万元。当时是很高的罚金了。只要球员上进，他会对球员很照顾，既解决房子，又关心伤病，所以大家比赛时都很拼命。”
1999年，因为球队受到了裁判不公正的待遇，同时也因为中国足球圈里的黑幕过多，王健林突然宣布万达退出足球圈。“这是他的气话，大连队当时的确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王健林退出大连队的真正原因，我觉得还是当时的市长薄熙来希望由徐明来接手。”球队老员工说。据媒体报道，王健林退出大连足球队时，是“流着眼泪走出大连市某领导办公室”的。在退出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健林一直闭口不谈大连足球队。
在阔别足球16年后，2015年1月21日，王健林宣布万达集团投资4500万欧元（1欧元约合6.8元人民币）购买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球队马德里竞技20%的股权。
王健林说：“足球是烧钱的游戏，全世界足球哪有赚钱的。我不会回中超，但是我会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尝试一条新的道路。”他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中国少年甚至更小的球童的培养上，将这群孩子送到海外去接受训练，耐心等待他们成长。
父亲的面孔
不愿当“国民公公”
“首富家的熊孩子”
2011年4月，因在微博上炮轰俏江南董事长张兰，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一年，他刚从海外游学归来，在微博上给自己贴了“年少轻狂、口无遮拦”的标签，因此树敌不少，被称为“首富家的熊孩子”。
这个“熊孩子”的新鲜事还真不少：2013年王健林首次成为中国首富后，他微博转发了这条新闻并评论了一个字“哦”，引发网友热议；2014年6月27日，他发微博称，在京东上买了个电脑桌迟迟没收到，引发网友“神回复”，简单的网购吐槽变成全民娱乐的网络事件；2014年底，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上映后，他炮轰其为“烂片”，迅速演变成一场与片方的骂战……
值得玩味的是，公众对王思聪并未表现出对一般“富二代”的厌恶和仇恨，反而是一种“好奇的注视与友好的调侃”。目前，王思聪微博粉丝数为1092.7万，是货真价实的大V，成千上万的粉丝在评论中喊他“老公”，于是他被称为“国民老公”。
在王思聪口中，自己是“父母创业的牺牲品”。1988年1月3日，王思聪出生在大连。彼时，他的父亲王健林在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母亲林宁则在西岗区体委工作。林宁同样出自军人家庭，家境不错，现任林氏投资公司董事长，其父亲曾是大连一家保险公司的领导。王思聪出生后，王健林夫妇忙于生意，很早便把儿子送到国外。他先是在新加坡读小学，接着在英国完成中学和大学教育。
对于这个儿子，王健林曾用“怕了他”来形容，“在外不管你是多大的老总，回家他该不理你还是不理你”。王思聪则回应：“我的父亲对我确实特别宽容，除去‘老来得子’，这中间难免有些内疚之情。”
现在，王健林一家三口每年大概能吃上三次团圆饭。每个月，王思聪能见到父亲一次，其他时候都各忙各的，有数不清的出差和公务。但王思聪接受采访时谈及父亲的口吻是极其尊重的：“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随和、谦让、包容、刻苦、勤奋、努力。他一直是个特别勤奋的人，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出现在办公室。他比我简朴，在北京这些年还住在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里，他也不花心、完全不好色。除了企业家身份之外没有其他的身份……所以我从小独立，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外，另一方面是因为有父亲做对比。”
不喜欢儿子被称“国民老公”
儿子的年少轻狂与父亲的沉稳低调形成了鲜明对比。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期间，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表示，王健林很少谈及家事。“王思聪很早就被送到国外，思想比较活跃。王健林身上传统文化的色彩浓重，他成长的年代和军旅生涯，让他对毛泽东思想和强调纪律的文化很认同。这些因素使父子俩差异很明显。”吕丹说。
近日，王健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对王思聪“国民老公”这一称号的看法时，直言“不喜欢这个说法”。当然，还没有哪个记者问他是否知道自己也被称作“国民公公”了。此前，“俏江南骂战”后，王健林也曾批评过儿子“我的朋友你别骂”，后来又补了一句“实在要骂就别指名道姓了”。在央视《你从哪里来》节目中，王健林评价独子王思聪：“他不会看眼色说话，在海外长大，怎么想就怎么说。” “他回来三年了，还时间短，可能等到回来到五年八年的时候，就真正中国化了。”
说到儿子的成绩，王健林像一个普通父亲一样流露出满足与欣赏的神情。“去年，他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60%。蛮高。他比较聪明，我允许他失败两次，第三次再失败，就老老实实回万达上班。”王思聪管理的基金公司普思资本，仅投资乐逗游戏就实现了500万美元的收益。目前，王思聪和万达的关系仅仅包括：他是万达集团的董事，拥有万达院线1%的股份，而王健林则持有万达院线约67%的股份。
对于王思聪，万达员工也知之甚少。“没有见过这位‘公子’，万达内部对他也很好奇。”万达集团的一位中高层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他们对王思聪的好奇不亚于任何一个外面的粉丝。有熟悉万达业务的知情人对记者表示：“王思聪是既懂互联网又懂资本运作的跨界型人才，恰好这两点都是下一步致力发展电商的万达所需要的。”
对接班人的问题，王健林始终没有明确表态。或许在他眼中，万达和王思聪像自己的两个“儿子”。他对待他们，一个严格，一个宽容；一个付出了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一个却未能陪伴左右，错过了他成长的大部分时光。因此，这位父亲也并不要求两个“儿子”相互捆绑，“接班我不是一定要传给他，钱我留给他也足够了，如果他出色，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如果不能担当，也不介意把万达交给职业经理人团队。”
每个人都有很多张面孔，通常而言，面对亲情的这张面孔会比别的面孔多一些真实。正如儿子王思聪是个不太让大众讨厌的“富二代”，父亲王健林也没怎么出现在人们仇富的情绪里。这或许与他严肃的军人气质有关，也或许与万达广场存在于市民阶层的生活半径和购买能力之内有关。经济的发展需要马云那样的面孔，新奇、前卫、时尚，也需要王健林这样的面孔，严格、专注、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