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家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938年，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身在剑桥。他在和一个学生聊天时问道：“你在生活中可曾有过悲剧？”学生问他说的悲剧指什么。“当然，不是指你祖母在85岁过世。”路德维希回答：“我是说自杀、疯癫和争吵。” 

    作为九姐弟中最小的一个，即将跨入天命之年的路德维希道出了他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的感触。如今，英国作家亚历山大·沃的新著《维特根斯坦之家》揭开了这个家族的内幕。此书副标题“战争中的家族”一语双关——这个家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内部战争也以各种形式上演。

    死亡阴影笼罩的望族

    1912年，在维也纳林荫巷的维特根斯坦家宅邸，65岁的卡尔和妻子利奥波蒂娜并排坐在音乐厅内的钢琴旁，弹奏着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这个私人音乐厅被勃拉姆斯、施特劳斯、马勒等音乐家光顾。但此时的卡尔，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卡尔是11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六，也是家族的当家人。他的父亲赫尔曼是农场主，经营房地产发了财，但对子女非常吝啬。卡尔17岁被学校开除，18岁用假护照偷渡到纽约闯荡，19岁归来继承父业经营农场，并在技术大学读书，他经常旷课去打工，学位没拿到就离校谋职。从涡轮机公司、铁路公司到炼钢厂，卡尔干过各种工作。凭着直觉和勇气，他27岁成为特普利采轧钢厂董事，并最终成为富可敌国的奥地利钢铁巨头。他的名言是：“实业家必须愿意在紧要关头孤注一掷。”卡尔51岁退休，但保留了一个办公室，“以便商业部长造访”。

    卡尔脾气暴躁，曾在结婚日因嫌马车夫怠慢而一拳击碎车窗玻璃，自己也受了伤。他有五子四女，女儿朵拉出生时就夭折了，8个孩子成年。在孩子教育方面，卡尔坚持让老八保罗和老九路德维希在家中接受私人课程。在孩子的择业上，卡尔同样固执己见。他热爱音乐，却期望儿子们都成为企业家，打压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偏偏他的几个孩子都有艺术天赋，这使得家庭氛围非常紧张。老三汉斯能熟练地演奏小提琴、风琴和钢琴，钢琴教授爱泼斯坦曾称他“天才”。但汉斯20岁出头时就被父亲派到工厂工作，因难以承受压力而在1902年出逃失踪。有人猜测他自杀了。1904年，老六鲁道夫公开自杀。1918年，老四库尔特在一战即将胜利时开枪自杀。库尔特擅长弹钢琴和拉大提琴，冒失而风趣，喜欢打猎、汽车和玩具，被家人看成大孩子。一战爆发后，身在美国的他回国参军，上战场前与母亲在钢琴上一起演练了舒伯特四重奏。关于他的死，保罗说：“上级命令他将部队带入敌军密集火力中。自知没有任何胜利可能，他违抗了命令。随后，对军事审判的畏惧让他自寻短见。”

    战俘营走出独臂钢琴家

    和库尔特一样，保罗在一战中受尽苦难。当时他是少尉，在加利西亚前线作战时被子弹击碎右侧臂肘，右臂被切除，随后他所在的战地医院被俄军占领。1914年，27岁的保罗作为战俘被送往俄国。在火车上，他和其他俘虏挤在冰冷的床板上，伤口溃烂不止。到了被称为“捕鼠陷阱”的俄国战俘营，那里伤寒流行，缺吃少穿。家人担心他会自杀，他却用左手在一个画有键盘的板条箱上坚持不懈地练琴。

    16年后，保罗带着《波特凯维茨协奏曲》再次来到俄罗斯。早在1911年，保罗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了自己的首场钢琴音乐会，得到好评。战争给他带来身心创痛，却没能撼动他那颗对音乐执着的心。凭借超乎常人的毅力，他创造了单手弹奏的独特钢琴技巧，并再次出现在世界音乐舞台。许多世界级作曲大家受他委托，创作了流传于世的名作，如拉威尔的《为左手而作的协奏曲》，普罗科菲耶夫的《第四钢琴协奏曲》，理查·施特劳斯的《家庭交响曲及补遗》等，成就了他的音乐事业。

    生活中，保罗几乎与世隔绝，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喜欢和异性朋友玛加一起散步，欣赏落日和大海，却不喜欢更多的人一起闲谈，甚至说“三个人的谈话令人生厌”。好莱坞曾想拍他的传记片，被他拒绝。保罗看电影总是在结束前几分钟就离场，避开拥挤的人流。到纽约旅行，他抱怨自己缺一双鞋，维也纳的家人迟迟不寄来。学生问他，何不在纽约著名的第五大道买双鞋？他惊讶地说：“多好的主意。”保罗会用开大门的钥匙去开电梯，用绳子把学术书挂在脖子上出门。他从不在别人家留宿，即便和家人一起坐火车旅行，也一定要为自己单独订一个包厢。但他常给朋友送去意外的礼物，并从不收学生学费。保罗死后，玛加说，他对自己的生理残缺极度敏感，将独立视为生活准则。得到他认可的人，将他视为最可靠的朋友。

    哲学家的圣徒之路

    路德维希走的则是另一条人生道路，一战期间，他参了军。战争中，他以笔记形式完成了后来成为哲学名著的《逻辑哲学论》。他深受托尔斯泰影响，把苦难当作自我救赎的机遇。在战场上，他一度拒绝晋升，后来又要求上级将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1916年，他如愿被派去死守一座常遭敌军攻击的瞭望塔。他说：“和死神贴近些，也许会给我的生命带来光亮。”被敌军俘虏后，他拒绝军官待遇，要求把他关押到伤寒流行的士兵营里。他的朋友疏通关系让他获得提前释放，他却拒绝了。

    战争结束后，路德维希继续着自己的圣徒之路。他完成了“经济自杀”，将父亲遗赠的财产散尽，一部分给了哥哥姐姐，一部分给了艺术家们，包括建筑师卢斯、画家科柯施卡、诗人里尔克等。他当过助理园丁，晚上睡在大棚里。后来，他在山村小学教书，穿着旧军装给孩子们讲建筑风格、植物学和动物学。他从维也纳带去显微镜，做了台蒸汽发动机，甚至想给小学生讲高等数学。路德维希的举止，让人们想起了哲学史上另一位圣徒斯宾诺莎，后者放弃了贵族头衔，靠磨光学镜片为生。

    1922年，路德维希的《逻辑哲学论》出版，由哲学家罗素作序。这本艰深难懂的书迷倒了许多哲学界名流。从1933年到1935年，路德维希在剑桥大学讲述自己的哲学，并掀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崇拜潮。阐释《逻辑哲学论》的书不计其数，但真正能读懂此书的人屈指可数。甚至罗素也承认，在读了几遍后，书中一些重要观点他仍无法把握。路德维希本人也曾经讲过自己的一个噩梦：人们无法把握他的思想，而他也无法将思想解释清楚。二战期间，路德维希厌倦了教哲学，去伦敦一家医院当了护工。一位医生认出了他，而他脸色苍白地说：“别告诉任何人我是谁。”

    苛刻而锋芒毕露的人

    人际交流困难是维特根斯坦家族的通病。路德维希的大姐赫尔梅娜终身未嫁。父亲死后，她维修旧宅，努力维系家族名誉。她形容兄弟姐妹们性情迥异，“都是相当苛刻、锋芒毕露的人”，聚不到一起。他们把宅邸当成旅馆，尽可能避开彼此。有一次，路德维希请他的客人弹钢琴，保罗的一个客人听到了，很想进房间去欣赏，却知道路德维希不能容忍自己的闯入。

    路德维希厌恶四姐格蕾特的控制欲，放弃财产时其他哥哥姐姐都有份，唯独不给格蕾特。格蕾特则讨厌他不受管束，甚至不许他插手父亲死后老家的重新装修。格蕾特和保罗也曾大吵，因为保罗没和她商量，就将家里一大笔钱投资于政府的战争债券，结果债券在战后一钱不值。

    然而，维特根斯坦家族又是慷慨的。格蕾特在一战后曾从瑞士组织专列到维也纳，车上装了161472罐浓缩牛奶，以救济饥饿的儿童。1916年，保罗捐出100万克朗援助战俘衣物，占了全国此类援助总支出的5%。库尔特死后，执行遗嘱的保罗又将100万克朗捐给慈善事业，并将自己的地产和信托基金份额都用在穷人身上。路德维希则将100万克朗捐给了国家研制超级加农炮。不过，他们的钱在上世纪20年代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大幅度缩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家族再次倒霉。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实行反犹法令。由于祖父赫尔曼的雅利安人身份存疑，全家都被宣布为犹太人。当时，已在纽约的保罗力劝赫尔梅娜和格蕾特出国避难，但她们难以脱身。纳粹帝国银行觊觎维特根斯坦家族的海外巨额财产，以她俩的身份为由敲竹杠。经过谈判，保罗交出大量财产，赫尔梅娜和格蕾特得以平安度过了战争。

    1950年，赫尔梅娜去世，死前曾想见保罗，与他和解，但最终没能如愿。路德维希患癌症到了晚期，在维也纳休养时陪姐姐度过最后两个月。1951年2月，回到英国的路德维希度过最后一个生日。妻子祝他“生日快乐，幸福再来”。他说“没有‘再’了”。他的临终遗言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1956年，老五海伦娜死于癌症，去世时18年没见保罗。1958年，老七格蕾特去世。她晚年时说自己“更理解保罗了”。老八保罗1961年因前列腺癌在美国去世。晚年，他生活在纽约长岛的海滨住宅，他的儿子小保罗是家族活着的唯一男性后裔。小保罗是个数学家，还会绘画，后来移民到澳大利亚。家族在维也纳的大宅早就被卖给开发商，随后夷为平地。

    2002年，在一份由多国哲学家联袂推荐的书单上，路德维希的著作名列榜首。这个家族的财富早已散尽，后代籍籍无名，唯有哲学家的思考依旧在闪烁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