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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振梁，1929年12月2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市，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两次参加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并担任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是北京申奥成功的标志性人物。2015年1月4日，何振梁在北京去世。
巴赫说：“ 何先生是一位有文化和艺术气质的外交家，他是体育运动社会价值的真正倡导者，我要向他的激情和能量致敬……”
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
1月6日上午，当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将2022年冬奥会申办承诺书递交给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主任杜比、北京冬奥申委主席王安顺向国际奥委会申办城市关系处主任巴雷特提交《申办报告》时，窗外飘扬着的，正是国际奥委会为前副主席何振梁致哀而降下一半的奥运五环旗。这位中国申奥元勋、被誉为“中国申奥之父”的老人刚刚在两天前去世。
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也是何振梁的遗愿。在此次出国途中得知何老去世消息后，刘鹏向随行的记者表示：“我们会竭尽全力，把他老人家生前希望中国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中国体育事业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实现得更好。”
“我们相濡以沫60多年”
1月7日下午，在何老位于北京市西直门附近的家中，他的夫人梁丽娟答应接受环球人物杂志的专访。
坐在略显窄小的客厅里，面对墙上挂着的一幅何老半身水墨肖像，记者有些忐忑：此时仍在何老的治丧期内，梁老也已88岁高龄，打扰她实在于心不忍。但考虑到她也是我们新闻界的前辈，对于记者和读者的心情应该是能够理解的，这或许也是她答应接受采访的原因。
不一会儿，梁老步履缓缓地走出卧室，亲切地和记者打招呼，看起来她的精神尚好。听到记者对何老的去世表示哀悼，她连说“谢谢”。
“老何为（中国）体育事业、为奥运事业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取得了成功也收获了荣誉，确实有点累了，也该休息休息了。”说起老伴，梁老如平常一样亲切自然，就像他依然坐在身边。
自1991年中国正式提出申办奥运会起，已从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岗位退休的梁丽娟，就成了何振梁的“编外秘书”，后来二人又成了申奥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搭档”，一起相扶相携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奔波了20多年。
“我和老何1953年结婚，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从来没有谁大声向对方说过话，更不要说吵架了。”梁老说起这些，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她还拿出3本相册给记者翻看，里面很多是两位老人在世界各地的掠影，“我们相濡以沫60多年，已没有生与死的界线，所以现在虽然各处一个世界，心也是相通的。”
何振梁1929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郊区，家中原先经营着企业，父亲在当地是位小有名气的商人。但何振梁出生时，正赶上经济大萧条，何家的生意也逐渐败落。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日军开始轰炸无锡，何家被迫迁往上海。当时，他们住在法租界区，那里有一所教会管理的中法公立学校，直接用法语授课。何振梁得以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并打下了扎实的法语基础。后来，何振梁考入上海的震旦大学。1950年，进入团中央工作。
梁丽娟1927年出生于广东中山，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她在大学里就开始从事地下党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因英语比较好，梁丽娟1951年被调入团中央工作。
何振梁和梁丽娟同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一个当翻译，一个在办公室。二人的接近则是因为团组织的工作，当时梁丽娟任团支部书记，何振梁任宣传委员。通过接触，何振梁发现这个女同事不仅工作出色，而且性格爱好也与自己很接近，因此“很愿意和她说话”。一年半后，二人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与体育结缘是歪打正着”
“ 老何是个和善的人，他不仅人缘好，连工作都能结上善缘。但他和体育的缘分，可说是歪打正着，有点传奇色彩。”梁老思路非常清晰，不时提醒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不要把她说得太多，那样会“跑题”。
1952年7月下旬，第16届奥运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当时，国内分管体育工作的是团中央。何振梁接到通知，被选调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主要担负翻译工作。但当时，何振梁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几乎一窍不通。
本来，那届奥运会没有邀请中国参加，经过多方争取，在运动会开幕前两天，国际奥委会才最终同意。收到邀请后，中国体育代表团立刻从北京出发，辗转蒙古、苏联，再飞往赫尔辛基，“可以说日夜兼程，一路十分曲折、辛苦。”最终，在奥运会闭幕前5天，中国代表团才赶到赫尔辛基。原准备参赛的中国足球、篮球运动员都未能赶上，只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比赛，可惜的是他在预赛中即遭淘汰。但中国的五星红旗毕竟在奥运会上升起来了。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次。“老何回到团中央，向我们讲述了他在运动会上参加中国国旗升旗仪式时的心情。他说不仅非常兴奋，也非常自豪。”梁老说。
次年，何振梁作为翻译，又参加了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这次，何振梁对体育的魅力有了真正的认识。也是这次运动会上，中国选手吴传玉获得仰泳金牌。当时，中国在国际体坛上基本无所作为，这块金牌出人意料，中国的国旗、国歌都是现找的。何振梁后来常常提起这次经历：“这是中国人在重大国际比赛中拿到的第一块金牌，我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第一次体会到，体育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对民族感情的升华，有如此独特的魅力。”
“振作精神，很好!”
1953年底，学机电专业的何振梁被调到二机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工作。在那里，他大部分时间仍做与翻译相关的工作。
1954年底，“有运动会翻译经验”的何振梁又被团中央借调过来，随团参加国际农村体育大会。在从莫斯科回国的火车上，他遇到国家体委代表团，团长是体委的张联华。当时，国家体委成立不久，正需要外语人才。张联华与何振梁交谈后，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个难得的人才。回国后，张联华立刻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做了汇报，要求调何振梁到体委工作。贺龙亲自写信给二机部部长赵尔陆，赵是贺老总的老部下，只能答应放人。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梁老笑着说。当时，国内对体育的认识还不够，人们对体育运动员甚至相关工作人员还停留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偏见上，大多数人不愿从事体育工作。“老何当时虽然对体育有了一些认识，但真要让他调离二机部，他还是有点不愿意。因为在他看来，二机部是国防单位，是能直接为国家效力的地方。”但到了1955年2月，何振梁还是去了国家体委。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何振梁被从国家体委临时抽调出来，担任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翻译。正是在此期间，他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在一次翻译工作结束后，毛主席亲切地同身边这位年轻的翻译交谈：“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报告主席，我叫何振梁。”毛主席又问他名字怎么写，何振梁回答说：“振作精神的振，栋梁的梁。”毛主席高兴地说：“呵，振作精神，很好!”
正是他与毛主席这次交谈，让何振梁与这位伟人结下了缘。此后好几年，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的法语翻译，大多由何振梁担任。不仅如此，毛主席还把何振梁介绍给周恩来总理，他此后多次以翻译的身份随总理出访。这样，长期在领袖身边耳濡目染，对何振梁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不仅学到了不少翻译技巧，还结识了一大批欧洲朋友，为以后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老何那个时候30来岁，干得也起劲，就成了香饽饽！”梁老笑着对记者说，“就因为太‘香’了，还引发过一场‘人才纠纷’呢。”当时，外交部缺法语人才，何振梁法语优秀且有外事经验，被列入“重点挖人对象”。于是，外交部找国家体委协商，体委提出用外交部3个翻译换何振梁。结果，外交部的3个人都到体委报到上班了，体委还是不同意放何振梁。1964年，何振梁被借调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在那儿召开的会议。在一次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外事活动后，总理让他一起去吃饭，贺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也在。乔冠华当着总理的面提起调何振梁之事，以为贺老总不会驳面子，谁知贺老总回答得很干脆：“你们外交部需要人才，我们体委就不需要人才了？”一句话就给顶了回去。
“最有风度的委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但在国际上的地位仍然不高，就连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也未得到恢复。作为分管国际事务的国家体委常委，何振梁深感责任重大。
1978年，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等一行来中国访问，何振梁全程陪同。也正是从那次访问起，何振梁与萨马兰奇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萨马兰奇是国际奥委会里有名的“工作狂”，何振梁则是中国国家体委公认的“拼命三郎”，两个秉性相投的人，首先从相互理解和信任做起。何振梁不失时机地向萨马兰奇讲解台湾历史，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萨马兰奇表示支持中国尽快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经过多方努力，中国于1979年11月26日正式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确认代表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两年后，中国的奥林匹克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81年9月底10月初，国际奥委会在西德巴登巴登市举行第11次奥林匹克大会，大会发言是中国争选奥委会委员的一次关键机会，每个代表发言只有5分钟。原本，中方应由代表团团长路金栋发言，但考虑到他发言后还要进行翻译，既占时间，效果也不一定好，所以临时决定由何振梁直接用法语发言。
经过反复演练，何振梁低沉男中音、标准法语的发言，让与会者大感意外。他的话音还未落，会场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10月2日，经大会投票表决，何振梁正式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委员编号为334号。大会后临别，萨马兰奇与何振梁深情拥抱，然后他从衣襟上取下一个五环标记的金质别针，别在了何振梁的衣襟上。
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任职期间，工作既有成效又不卑不亢，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曾有不少委员夫人对梁丽娟说：“何先生是国际奥委会里最有风度的委员之一。”不仅如此，何振梁还因正直无私被赞为少数几个“不可收买”的委员，有着“圣人”的雅号。
1989年，何振梁全票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这也是中国人在这个最高国际体育组织里担任过的最高职务。
“小车不倒只管推”
申办和举办奥运会，是中国人跨世纪的一个梦想。1991年5月，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挂牌工作。
梁老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当时，老何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已接近退休，如果在自己退休前能为祖国争取到举办奥运会的机会，他说即使累死也终生无憾了。”
1993年，国际奥委会将对2000年奥运会申办城市进行投票。为了做好申奥工作，何振梁开始了攻坚战——频繁往国外跑。有的时候，他可能只为了与一位约好的委员见个面或吃顿午饭，就得从北京飞到巴黎，然后又匆忙返回。
梁老说：“这时候，我这个编外秘书就派上用场了。国际奥委会总部那边和中国有七个多小时的时差，他们开始工作了我们这边也该下班了。所以，我们几乎每天要工作到深夜12点才能睡觉。书房就是我们两个的办公室，老何和我坐对桌办公。”有些活动，对方如果带夫人，梁丽娟也得跟着何振梁出门。因为一些有经验的委员很早就告诉他们，“夫人外交”非常重要。“委员们一般不会给一个他们的夫人不愿意去的城市投票。所以，我要和委员夫人做朋友，从侧面做工作。”在申奥期间，何振梁曾粗略计算过，他们的飞行里程大约为64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跑了16圈。“有时候出去还要转飞机，一坐就是十几二十个小时，脚肿得都抬不起来。”
“你们知道我和老何在飞机上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吗？”梁老突然问记者。看着我们一脸迷茫，她随即笑着说：“我们很想能将脚跷到前边座位的靠背上，这样能把脚和腿上的血往下顺一顺，会舒服一些。但是不行啊，老何得时刻注意形象，这不是他自己的形象，他代表的是中国。”
出门“拉票”，距离远还只是一个问题，而另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安全。他们去秘鲁时正遇上其首都利马恐怖活动猖獗，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刚被炸过两次。何振梁夫妇下榻的旅馆对面也遭受了袭击。他们乘坐的一些国家的航班，由于管理不善，更是经常出事故。为了防备出现意外，老两口每次外出都给儿女留好短信，甚至写好告别嘱咐。其中一封“遗书”外皮是这样写的：“留交：阳阳、真真。如我们遇意外，可拆看。我们如平安返家，则原封不动。”（阳阳即儿子何阳；真真即女儿何真）
中国第二次申奥前夕，何振梁的肾脏出了问题，曾做过透析，这也是梁丽娟最为担心的。但当时已70岁高龄的何振梁仍主动请缨继续当一名申办工作人员。他戏称自己是中国最年长的奥运会志愿者，还给自己这种玩命行为一个说法，叫“小车不倒只管推。”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下午5时许，北京已成不眠之夜。
作为中国申奥的陈述人，何振梁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无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当晚22时09分，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时，会场一片沸腾。何振梁当场洒下热泪。
此后，一直到2008年夏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的7年间，人们都能看到何振梁兴奋和忙碌的身影。
近两年，何振梁那原本“透支”的身体开始频出状况，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但他对中国奥运事业的发展仍记挂在心。2013年11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到访中国，专程来医院看望了何振梁。
说起来，何振梁和巴赫应该是忘年交。梁老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还在巴赫刚刚成为奥委会委员的时候，何振梁就与这位“新人”交上了朋友，两人的夫人在私下的交往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何振梁夫妇去奥委会总部，会直接被巴赫夫妇邀请到家里去住。何振梁告诉巴赫，按照中国的属相文化，他俩都属蛇，只不过是差了两轮。每到生日，他们都会互赠礼物。
这次，巴赫到医院看望何振梁时，两人还谈起了中国申办冬奥会的事。何振梁对巴赫说：“北京—张家口申办2022 年冬奥会有一个最重要的有利因素，那就是我们的人民支持。”
何振梁辞世后，巴赫第一时间表示了哀悼和敬意。他说：“何先生是一位有文化和艺术气质的外交家，他是体育运动社会价值的真正倡导者，我要向他的激情和能量致敬……他向我展示了真正的友谊，给了我宝贵的意见，我永远感激他。”
采访结束后，梁老又带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书房，这里的摆设还都是他们当年为奥运工作时的格局：两个单屉办公桌对在一起，靠墙的一排柜子上陈列着他们用过的书籍资料和几张纪念照。就在梁老坐在椅子上的那一刻，记者心里突然涌出一股酸楚：眼前不正是老人家前面讲到的一个情景吗？两位“奥运志愿者”对桌而坐，正在台灯下忘我地忙碌着。如今，梁老的对面只剩一把空椅子，桌上只剩两个并排放着的台灯，那里原来一定是铺满笔墨和资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