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好演员要敢于失败

    个人简介：陈建斌，1970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1998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凭借《结婚十年》《乔家大院》等作品获得多个表演奖项。2011年在《后宫甄嬛传》中饰演雍正，引起巨大反响。2014年凭借首次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一个勺子》，获得第五十一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和最佳男主角奖。

    采访开始前，陈建斌戴上了一副墨镜，配上他穿的连帽衫，就像一个要去晨跑的运动员。“可能早年看东西太多，我的眼睛现在有点怕光。”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随即露出一丝笑意，“然后就有很多（报道）说我怎样怎样……”

    到底是“怎样”，陈建斌不解释。对于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和事情，他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但谈艺术、创作、戏剧方面的，我还挺能说的”。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五十一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一个勺子》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新导演两个重要奖项，人们仿佛在一夜之间意识到陈建斌的导演才华。说起这部作品以及与表演相关的话题，陈建斌根本停不下来。

    每个人都是“勺子”

    《一个勺子》中的“勺子”是西北方言，谐音“傻子”。电影中男主人公拉条子是个牧羊人，有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傻子，拉条子给了他一点吃的，结果就被傻子跟上了，如影随行。“好人难做”的拉条子为了帮助，也为了摆脱傻子，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电影原著名为《奔跑的月光》，是河北作家胡学文写的中篇小说。去年6月，陈建斌在《人民文学》第6期上第一次看到它时就激动不已。 “我很早就想导演一部电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剧本。直到看到这篇小说，特别吻合我的想法，能把我思考的问题都放进去。”陈建斌迅速买下版权，今年2月在甘肃省景泰县开机，只用了一个月就拍完了。

    陈建斌觉得生活里有很多和电影相似的故事：“拉条子想尽各种办法要把傻子甩掉，都没成，傻子成了他的包袱和痛苦，但时间长了，又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当傻子离开的时候，拉条子怅然若失。这个过程我很喜欢，就像生活中一样，我们身上有一些自以为或别人以为不好的个性、特点、习惯，很多人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会自我反思，想扔掉它们，但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扔掉后就不是你了。” 

    另一方面，是“好人难做”的现实困境，本是举手之劳的善念变成一种负担，并因此导致自我怀疑。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说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比如街头救助、给乞丐钱什么的。但前些年发生的一些事让人们开始否定这一切。等红绿灯时看到乞丐，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们点零钱，现在却开始纠结要不要这样做？一个人倒在那儿要不要去帮他？我觉得比你没帮他更糟糕的一件事，就是你在为这件事犯嘀咕。本来是天经地义、自古以来都很正常的好事，为什么到了现在会害怕担忧？”

    原本很正常的事情变成不正常，这让陈建斌觉得悲哀，但他也无法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们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不管你在CBD做白领，还是在农村放羊，对世界的感受是相通的。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身份都是表象，今天各个地域的人们面临的处境都有相似之处。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哪怕能有两分钟的思考，我就非常满足了。”

    演过多部实验话剧

    为了把思考表达得更好，陈建斌把故事背景从河北搬到了西北，那是他从小生长的环境，西北人的特点他最熟悉。

    1990年，陈建斌从新疆老家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他所在的班叫“新疆班”，是中戏专门为新疆话剧团培养人才的。四年后，别的同学都当了“北漂”，只有他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回了新疆。两年后，在大学老师的鼓励下，陈建斌再一次考回中戏，念一个此前十几年没有招过生的表演硕士。“没有人愿意念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大家都去拍戏了，但我挺喜欢读书的。”陈建斌对记者说。

    上大学前，他当了多年影迷，在很长时间里，他觉得自己不像是能当演员的样子，但他仍然热衷于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我就是喜欢这行。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教的，自己学的，没有掺杂别的东西，能干这一行就非常高兴了，其他的都是后来才有的。我也分不清艺术和商业，觉得能拍自己喜欢的戏就很满足了。”

    毕业后，陈建斌留校当过老师，演过多部孟京辉的实验话剧。在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陈建斌饰演了一个疯子，他先锋的表演形式和临场反应使这个角色成为了一个经典。2000年，在获得了话剧“金狮奖”后，陈建斌逐渐远离了话剧舞台。

    接下来是电视剧时代。2005年的《乔家大院》让他获得了第23届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同时也认识了妻子蒋勤勤。2011年，导演郑晓龙找他演《后宫甄嬛传》里的雍正，陈建斌觉得剧本不错就接了，他说自己没看原著小说，人物资料都是从历史书里查的。当时谁也没想到，这部戏能火成后来的样子。

    20年的演员生涯，给了陈建斌很多创作的机会， 创作中矛盾总是免不了的，他觉得这最正常不过了。“按部就班，啥也不说，那不叫创作；只有大家坐在那里七嘴八舌，忘了谁是领导谁是员工，讨论得热火朝天，那才是创作。”拍《乔家大院》时，媒体爆出所谓陈建斌“耍大牌”的内幕，他自己是几年之后才听说的，“我当时一门心思在演戏，人特别投入地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过了些年跟别人聊天才知道，啊，当时你们是这么说我的啊。”

    陈建斌不善于交际，“娱乐圈的事情我不太了解，当然应酬每个人都有，在我这个年纪，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必须得去的场合我会去，就在那坐着呗，但我不是那种呼朋引伴、扎堆攒局的人。我从来没有为拍戏的事去应酬过，以后也不会，这不是我的生活。”

    粉丝数量和收视率也不是他考虑的事。“我就是一个普通演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至于别人喜不喜欢跟我没多大关系。说实话，能把演员这个职业做好对我来说已经很难了。”

    大部分演员是本色演员

    陈建斌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试论演员的理解力》。在他看来，做这个行业的先决条件是有天赋，然后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把天赋发挥到极致。“演员的力量来自于表现力和理解力，为什么这样表现来自于你对人物、生活、历史背景的理解，理解到位了表现出来的自然也就到位了。”

    在他看来，如今大部分演员都是本色演员，塑造所有角色都是一个模式。“能塑造不同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演员非常少，因为首先要有天赋，然后努力学习，还要不断实践。但最关键的是要敢于失败。他要把演上一个角色的所有方法扔掉，像丹尼尔·戴—刘易斯（三届奥斯卡影帝）这样伟大的演员也有很多角色是不成功的，但他敢于一次次尝试，才能留下那几个最经典的角色。而大多数演员别说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有也根本不敢。一两个角色演砸了，演艺生涯可能就毁了，谁敢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

    导演的才能同样源于天赋加努力，用陈建斌的话说：“一个镜头背后是导演所有生活修养的积累。”他把自己的导演能力归结为做演员学到的一切。“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学习方式就是大家互为导演，后来我又拍了好多年戏，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导演和班底。其实真正在现场拍戏的时间很少，演员大多数时间是在等待拍戏，看剧组如何准备，观察他们怎么拍。”等到一切就绪，陈建斌便转身进入了他的“导演时代”。

    拍电影，不差钱

    “钱不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作品都没有拍过，也能找到钱拍戏。真正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剧本、好创意，以及做这件事的激情，只要有了这些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陈建斌真心觉得现在是拍电影最好的时候。第一不缺钱，第二胶片时代已经过去，数码时代大大降低了拍电影的门槛和制作成本。“不用考虑片比，想拍几遍就拍几遍，这还不够好吗？”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拍电影是在1997年左右，当时的片比是一比一，就是每个镜头只能拍一条。“导演、摄影师、演员，都紧张得要命，一个镜头要提前排练很多遍，生怕这条拍坏了。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拍好，搞艺术还是要放松的状态。”

    不差钱，那为什么好作品那么少？“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缺乏创意。技术花钱就能做到，可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太缺了。需要运用脑力和智慧去写的剧本，中国有多少？创作者本身对电影、对生活、对艺术的理解，各个方面思考得不透彻，或者说没有沉下心去做研究，可能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到别的方面了吧。”

    “艺术创作者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在陈建斌看来，被圈内人诟病已久的审查和监管并非问题所在。“你要不行，把你放到好莱坞，拍出来的一样是烂电影；把卡梅隆放到中国，一样能拍出好电影。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是毁于自由，而生于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