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人物简介
本杰明·布莱德利，1921年生，哈佛大学毕业，《华盛顿邮报》前总编辑。成功领导该报揭露“水门事件”。
2014年10月21日，93岁的布莱德利在华盛顿家中辞世，结束了传奇的一生。一年前，他曾在白宫东厅接受了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奥巴马称赞他为新闻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他去世后，奥巴马发表声明，称他是“真正的报人”，因为他坚信新闻事业是“社会公器，对我们这个民主政体至关重要”。“他所设定的标准，即诚实、客观、准确报道，激励了许多人进入新闻行业。”
命运把他带进《华邮》
布莱德利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家族的祖辈与英、法王室沾亲带故。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从小生活优越。
1929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布莱德利家道中落。1936年，15岁的他又患上了小儿麻痹症。通过刻苦锻炼，他最终战胜病魔，并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希腊语和英语，成为家族第五十二名入学哈佛的男性。这段经历给了他一笔终生享用的财富，那就是做任何事都要不屈不挠。
对于布莱德利，1942年8月8日具有特殊意义：这一天，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得到了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工作,并与出身波士顿望族的索顿斯托尔结婚。婚后，布莱德利曾在驱逐舰上服役，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二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与人合伙创办《新罕布什尔星期天报》，自任记者。由于报纸未能赢利，他将该报卖掉。《大西洋月报》主编韦克斯写信将他介绍给《巴尔的摩太阳报》主编，而马萨诸塞州议员赫特则致信《华盛顿邮报》推荐他。1948年11月，他从波士顿乘火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并顺道面试工作。火车到巴尔的摩时，天降大雨，他没有下车。到华盛顿后，他下车前往《华邮》，结果被聘为记者。
布莱德利情商极高，善于编织关系网，为人生铺平道路。在《华邮》，他逐渐与该报副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混熟了。后者帮助他在1951年当上了美国驻法使馆新闻专员的助理。随后，他为美国新闻署工作了一年多，1954年开始为《新闻周刊》驻巴黎记者站工作。那段时间，他在一次聚会中遇到了已婚的安托瓦妮特·平肖，两人坠入情网，分别与原配离婚后结为夫妇。
1957年，布莱德利因采访阿尔及利亚反政府武装而得罪了法国政府，被迫离开法国。1961年，担任《新闻周刊》驻华盛顿首席记者的布莱德利，帮助已是《华邮》发行人的菲利普收购了《新闻周刊》，并得到一些股票作为报酬。两年后，菲利普自杀身亡，其妻凯瑟琳成为《华邮》的发行人。
1965年，凯瑟琳将布莱德利提拔为《华邮》执行总编辑，1968年任命其为总编辑。布莱德利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工作至1991年。退休后，他仍挂着《华邮》副总裁的头衔。在20多年的总编辑生涯中，他将《华邮》从一张都市型报纸改变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报。他辞世后，曾担任《华邮》发行人的凯瑟琳之子唐纳德撰文说，布莱德利教会自己一件事，那就是努力工作。“当我妈妈选他当总编时，也曾犯过嘀咕。但当她看到布莱德利每天晚上和每个周末都在工作，她就放心了。”
布莱德利在《华邮》总编辑任上再度离婚，并于1978年娶了《华邮》记者奎恩为妻，4年后，奎恩为他产下一子。布莱德利与前妻已经有了孩子，这次61岁又当父亲，也是晚年一大收获。
与肯尼迪特别有缘
置身于华盛顿这个政治中心，布莱德利与总统们结下了缘分。1950年11月1日，还是《华邮》记者的布莱德利开车经过白宫，恰遇两名波多黎各人试图刺杀杜鲁门总统。布莱德利写了一整版的目击报道。
1957年，刚从法国回到美国的布莱德利，买下了华盛顿乔治城西北Ｎ街3300号的房子，不经意间成为时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的邻居。肯尼迪也是哈佛毕业生，比布莱德利高两届。安托瓦妮特与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还沾点亲戚关系。在街上，布莱德利夫妇常常碰到推着婴儿车散步的肯尼迪夫妇，一来二去，越聊越熟，两家人便经常一起吃晚饭，成了好朋友。
与肯尼迪的这一特殊关系，成为布莱德利一生的财富。1960年，肯尼迪参加总统大选，布莱德利挖到了不少独家报道，在华盛顿记者圈中让人刮目相看。他对肯尼迪的采访一直持续到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来，他在《与肯尼迪的对话》《美好生活：报纸和其他历险记》等书中都回忆了这段往事。他写道：“我很走运，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运气一直伴随着我。”退休后，布莱德利每周都去《华邮》和“老伙计”们吃午饭，“谈论新闻工作曾经的美好时光”，与肯尼迪的关系是重要谈资。但他谈得太多，也让他失去了杰奎琳的友谊。杰奎琳认为，布莱德利的回忆录侵犯了肯尼迪家族的隐私，并因此不再和布莱德利来往。
与肯尼迪的这种密切关系也是一柄双刃剑，它让布莱德利受到外界关注，也让他受到质疑，认为这会影响他作为记者的客观公正立场。当年，肯尼迪曾与一位和犯罪集团有牵连的女子发生感情纠葛，有人质疑布莱德利为何对此事闭口不提。布莱德利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当年他知道这件事情，也许会牺牲友情而予以曝光。布莱德利也感慨地说，记者不能和政客走得太近。
顶住尼克松的压力
布莱德利掌舵《华邮》期间，最成功的报道是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曝光和“水门事件”。这两件事他都顶住了时任总统尼克松的压力，显示了独立性。
五角大楼文件即《美国—越南关系，1945—1967：国防部的研究》。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在越战问题上对公众和国会撒谎，采取蒙蔽、欺骗行为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这份文件是绝密的，当时五角大楼一位有反战思想的工作人员埃尔斯伯格偷偷复印后交给《纽约时报》。犹豫了4个月后，《纽约时报》从1971年6月13日开始以连载形式发表文件，轰动一时。尼克松政府立刻以触犯联邦反间谍法的理由起诉《纽约时报》，纽约的联邦法院发布了临时禁令。埃尔斯伯格转而将材料交给《华邮》，布莱德利拍板立刻发表。尼克松政府又把《华邮》告上了华盛顿的联邦法院。案件最后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而9位大法官的裁决支持了媒体的立场。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美国社会反思越战。
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布莱德利曾对编辑部员工说：“每一位参与此案战斗的编采人员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精力和责任，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当年坚定支持他的凯瑟琳回忆道：“布莱德利为报纸设立了行为准则——推进，推进，再推进。面对总统的指责和恐吓，他仍然坚持不懈地追求事实报道。他的坚韧和优秀使我不仅能放心地任由他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且大多数时候都站在他那一边。”
这种勇气使布莱德利在一年后成功指挥报道了“水门事件”——共和党对位于华盛顿水门饭店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进行窃听的丑闻。《华邮》最早揭露了“水门事件”，并在此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追踪调查，最终迫使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宣布辞职。
这个事件要追溯到1972年6月17日凌晨。水门饭店保安人员偶然发现，从地下车库通往饭店的门锁两次被胶布贴住。他立刻报警，两名便衣特警抓获了５个潜入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偷拍文件的嫌犯。布莱德利后来回忆此事，记忆犹新。他说：“凌晨两点，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门口，有多名戴着面具和橡皮手套、拿着步话机的人被捕。他们到底在那里干什么？一个警察向我们负责采访警方的记者提供了一个名字‘亨特’和一个白宫的电话号码。第二天，记者伍德沃德拨通电话找亨特，接线员说他在另一个地方。伍德沃德又拨通那个电话，询问亨特‘为什么你的名字出现在水门饭店闯入者的通讯录上’。只听到对方高喊‘呀，我的上帝’，然后就将电话挂了。此后在庭审中，当一个闯入者轻声向法官嘀咕时，伍德沃德又听到一个词‘中央情报局’，于是他就开始了新的调查。如果你没有这种新闻敏感，就不是个好记者。”
布莱德利曾经对两位记者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但当他意识到事件的分量时，就开始鼓励他们穷追不舍，还允许他们在报道中引用秘密消息来源“深喉”提供的信息。正是这些内幕消息，使《华邮》的报道比别的媒体更为深入、准确。“水门事件”发生后的数十年来，只有两名记者、布莱德利和 “深喉”本人知道谁是 “深喉”。2005年，美国公众才知道“深喉”的真实身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费尔特。布莱德利说：“我认为他（费尔特）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说，坚持不懈地跟进报道，是 “水门事件”报道带给媒体人的最大启示。
真相一定能够浮现
布莱德利的一生并非全是荣耀。极力寻求独家报道的他，也曾因此被蒙蔽双眼而颜面大失。1981年，《华邮》一篇题为“吉米的世界”的报道获普利策奖。报道讲述了一个8岁孩子如何染上毒瘾。事后证明，这是篇编造的假新闻。作为总编辑，布莱德利受到各方批评，他表示道歉。编造报道的记者库克也被迫辞职，并退还了所获的普利策奖。
然而，此事并未掩盖布莱德利一生的光彩。他同“国家谎言”进行的搏斗，让同行称赞他是“最后一位狮子王般的报纸编辑”。 布莱德利坚信，“媒体的任何松懈，都将使民主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他多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的一个演讲，可以作为他新闻理想的注脚。他在演讲中说：“在许多不同情形下，报纸并没有讲出真相，这或是因为无知，或是因为记者所采访的人不知道真相。事件越复杂，寻求真相的方式也越复杂。在一个民主社会，真相有时需要经过许多时日才能浮现。但我从自己的经验得知，真相确实可以浮现。无论需要多长时间，真相最终一定能够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