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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乔翠霞，生于1972年，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曾任山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
近日，一篇名为《关注领导干部生活状态》的文章在《学习时报》刊发后，引起热议。文章的作者之一、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乔翠霞在山东省委党校对400多名官员做了有关工作和生活状态的问卷调查，结果却发现：“一些干部在工作上废寝忘食，在生活上贪污腐化，这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
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乔翠霞说：“没想到文章引起这么多关注。这说明我们确实揭示了部分落马官员身上的矛盾现象：兢兢业业工作，无所畏惧贪腐。这需要我们反思，我们要反腐，更要反产生腐败的制度和环境。”
疑惑：官员真实生活什么样
乔翠霞告诉记者，之所以要做这个问卷调查，源于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偶然的一次感悟。
调任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之前，乔翠霞曾在山东省委党校工作了16年。党校的研究工作使她经常接触到各种官员，也对官员群体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在她看来，官员身上有闪光点，但个人生活却经常出问题。“一些官员曾和我们一起到红色教育基地，平时相处能看到他们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后来他们出了问题，自己心里都有些接受不了。为什么许多官员腐败都涉及生活作风问题，而当前舆论也多集中在官员身上的‘问题’，甚至以此评价整个队伍。问题出在哪里？”
2014年春节，央视推出了“家风”报道，乔翠霞看到这个有了灵感。“我觉得点找得准，现在都说践行核心价值观，但不能空对空，家风就是很好的微观载体。”乔翠霞认为，如果能了解官员真实的生活状态，或许能从根本上找出症结，遏制官员腐败多伴有“通奸”等生活作风问题的趋势。
从有想法到问卷出炉，乔翠霞用了3周时间。其间，她还征询了许多政治学老师的意见，修改了好几次。在受访者的选择上，党校的工作经历帮了大忙。“党校长年有官员进修班，调查样本基本覆盖了党委、政府机关、人大政协、司法、企事业单位、高校、部队等部门，涉及副科至正厅各级，多个年龄阶段。”起初，乔翠霞担心受访者会有顾虑，但最终问卷共发放473份，回收的有效问卷458份，占问卷总数的96.8%。
真相：扭曲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调查结果出来后，一些数据让乔翠霞有点吃惊。在工作时间这项上，她看到多数官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86%的受访者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中国官员其实挺累的。”乔翠霞感慨，“与其他国家的公务员比，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几乎是最长的。”
与此同时，官员与家庭的联系却越来越少。问卷显示，受访官员在家庭生活中“非异地分居并多数时间在家吃晚饭”的为61%，“和父母同城生活且能经常与父母见面”的仅有2%，“能经常参加孩子家长会”的比例为15%……显而易见，以工作为重心的官员，在自己的家庭中责任与义务缺失严重。这种情况促使家庭生活矛盾的产生。而异地任职的官员生活危机更明显。乔翠霞告诉记者：“从领导干部异地任职情况看，一半以上的干部有过异地任职的经历，平均异地任职时间为5.5年。”在这些干部中，有75.6%曾两地分居，并带来夫妻沟通、后代教育、老人赡养等问题。
官员与家庭的疏远客观上对官员产生贪腐问题有一定影响。“中国传统社会里有熟人社会的监督，熟人会给他工作、生活一种压力，异地任职反而缺少这种监督。”乔翠霞说。而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即便没有异地任职，“几乎不着家”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也极易使他们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淡化其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这也是领导干部情感“溜号”的重要原因。
据报道，2012年底至今年9月5日，全国已有241名不同级别落马官员被移送司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已介入，其中48人被官方认定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占比近两成，19人被认定为通奸，14人有至少3名情妇。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官员的工作和生活会如此脱节？”乔翠霞认为，那是因为官员的生活理念被扭曲了，生活方式被绑架了。
日常接触中，乔翠霞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哪个愿意整天泡在酒里？”“哪个不想和家人休个假？”然而“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让领导干部和社会大众形成一种既定思维，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视为干部服务百姓的至高境界，把忘我工作、不计得失等作为典型，把领导干部休假视为不负责任、不求上进。”所有这些编织成一张张大网，片面化甚至扭曲着领导干部的评价体系。
人际往来使官员的生活与工作界限进一步模糊。“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各种交际应酬可以疏通工作通道，酒席、饭桌已经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推杯换盏中完成。”乔翠霞说。而官员一边马不停蹄地应付着“常规性生活方式”，一边因疏于对家人的关怀而心怀愧疚，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愈加模糊,倍感压力。在乔翠霞的调查中，94.8%的官员经常感到压力，家庭是63.2%的受访者的压力来源。
官场：回归常态与理性
乔翠霞的调查为公众了解官员生活状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推翻了很多人对中国官员的既有认识，也引起他们的思考。但也有部分人不接受这样的结果，甚至称乔翠霞是在为贪官开脱。对此，乔翠霞的回应是：“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对贪官同样恨之入骨，对中央的反腐工作同样拍手称快。我们做这样的调查和分析只是想还原官员的生活状态，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理性地去看问题，去反腐。另外，我一直反对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官场生态环境确实到了该认真整理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沉浸在打老虎，揭老虎，围观老虎的表层快感中，这不但有可能强化当前官员群体面临的信任危机，不利于官员形象的塑造，也不利于反腐工作的深入推进。”
乔翠霞对记者说，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官员群体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官员的素质、生活和工作方式不仅决定着政府的治理水平和能力，也引导着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自科举制度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一直被纳入到政府体制之内，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中国如果要继续将精英阶层留在体制内的话，需要做出一些适当的制度安排。其中一点就是必须使这个群体的生活和工作进入一个正常的轨道。
谈及官场大环境，乔翠霞说，“中国官场生态的正常化需要两个回归：回归常态，回归理性。所谓回归常态，一方面是生活和工作状态回归常态，要工作也要生活。另一方面，生活和工作理念回归传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排序，先做人后做官；对公务员这个职业要回归其本意，以往我们更多的以‘公仆’这样的概念将公务员这个职业神圣化了。所谓回归理性，即客观地去分析当前官员群体的生活工作状态。”
如何回归？乔翠霞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改变过去单方面塑造“铁人”式领导模范的思维定势，培育“新型官员”，让官员更接地气。“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尝试，比如在官员绩效考核标准上，希望把‘德’放进来。”这种对“德”的考查很难，也不易量化，但却很值得。“八项规定”出台后，乔翠霞曾问自己的官员学生，“八项规定”对他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他们说最大的变化是和家里人吃饭多了。这让乔翠霞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