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我这个人必须要走弯路

    人物简介

    陈冲，美籍华裔女演员，1961年生于上海。1979年，凭借电影《小花》红遍大江南北，1981年赴美留学。她是百花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后，并因饰演《末代皇帝》中的婉容，成为迄今唯一一位主演过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华人女星。

    香港导演关锦鹏评价，陈冲的声音是最具表现力的，赛过梅艳芳、张曼玉等他合作过的所有女星。在他执导的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陈冲扮演“红玫瑰”王娇蕊，声音娇娇糯糯，天真稚气又充满诱惑。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与陈冲通话，是在北京时间8月25日的午后，美国已经入夜。她刚从马来西亚拍摄美国电视剧《马可?波罗》回到旧金山的寓所，又在准备第二天奔赴威尼斯。听得出她的轻声细语中有丝丝疲惫，带着几分慵懒和倦意，但仍是婉转动听。

    她就用这样的语调，隔着数万公里，向记者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好的导演都很“真”

    环球人物杂志：新作品是怎样的一部剧？和中国有关吗？

    陈冲：一部10集的美国电视剧《马可?波罗》。这部剧充满幻想，有一点天方夜谭的色彩，从一个新的角度讲述忽必烈王朝的故事，充满了添油加醋的想象力。

    环球人物杂志：明天您就要前往威尼斯，担任第七十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这次您比较看好哪部电影？

    陈冲：通常我的习惯是，看片之前不去做太多了解。我想把自己像白纸一样放到电影院，去和那些好电影邂逅。坐进电影院，灯关了，进入到一个非常迷人的世界，那才是最大的享受。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您对好电影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陈冲：流水线上的东西，我不喜欢，像很多大片，我会觉得太单调。反而一些小制作的片子，会对人性有非常尖锐、幽默的展示。我认为好的片子都很“真”，好的导演在审美上各有不同，但他们的相同之处也是“真”。人的情操和情怀决定了他的作品。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好莱坞算不算一个大的流水生产线？

    陈冲：作为电影工业，好莱坞有悠久的历史，更体制化，非常规范，对细节方面也有严格的制作要求。比如这次我们拍的《马可?波罗》，3月开拍，到8月下旬才结束，对他们来说拍得还算快的了。

    好莱坞电影统治了全球，培养了全世界的观众，但里面有一种逃避主义的娱乐。全世界的年轻导演经常都会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是我不喜欢的。作为一个电影人要提出质疑，这是艺术的职责。最好的电影应该引人深思，而不是走出戏院就算了。

    环球人物杂志：20年前，您就凭导演处女作《天浴》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如今是否有计划重新拿起执筒，去表达您自己对电影的理解？

    陈冲：当导演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它和当演员的投入不一样。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合适的题材，值得我去牺牲家庭、牺牲自己，才会去做。我手头的确有一些故事，但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如果这一生只演一部戏，那么有《小花》就够了

    环球人物杂志：据说，当年您进入电影圈，有点误打误撞的意思？

    陈冲：那个年代并不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要看组织把你分配到哪里。当时我的理想是穿军装，可惜没能如愿。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选中当演员，结果就去了。我家里几代都是学医的，但母亲有点文艺细胞，唱歌、弹钢琴、文学修养都很好，也许我是遗传自她。

    环球人物杂志：提到您，就不能不提1979年的电影《小花》，这部影片在当年红遍大江南北，也为您带来了最年轻百花奖影后的荣誉。

    陈冲：“小花” 打破了文革以来电影中固化的、宣教色彩浓重的人物形象，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象征。观众的青春是和小花在一起，喜爱她、留恋她，也是留恋自己的青春。如果我这一生只演了一部戏，那么有《小花》就够了。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一夜成名外，《小花》也给您带来了困扰。

    陈冲：当时的我追求的并不是大红大紫，而是希望让自己充实、完善起来。那时候走在街上，会忽然被围起来，坐公共汽车，我一上车就拉住扶手，面朝窗外，生怕被人认出来。那么年轻就突然站到了顶峰，对于那种辉煌，我从来没有信任过。没有付出就得到的东西肯定靠不住。所以，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选择——去美国深造，过一种更加踏实的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在异国他乡重新开始，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吧？

    陈冲：到了美国，每一分钱都要自己赚、自己付，开始真的很不适应。在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提到钱都是俗气的事情。原来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做先进分子、五好战士，可到了美国，这些是完全空洞的，谁也不懂的东西。但我并不后悔做这个决定，因为我这个人必须要走弯路，生活的体验对我来说最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据说您去的时候还带了一盒子毛主席像章。

    陈冲：是啊。遇到困难时，我就在心里默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从小接受的教育已经渗入到信念里，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您是唯一在美国端过盘子的中国影后，感觉您很提得起放得下。

    陈冲：所谓一个人能提得起放得下，是因为她内心充实。我每天在学校读书，丰富自己的生活，感觉快乐无比。就算让我打扫厕所，我也能刷得白白亮亮，因为我可以用其它无数种方法去充实内心。说实话，那时的我反倒很自由。

    环球人物杂志：从当时国内那样的电影环境进入好莱坞，也会有很多不适应吧？据说您当初出演好莱坞电影《大班》，因为“脱戏”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人们说“小花变了”，“背叛了祖国”。

    陈冲：当年我也是蛮受伤的，一度很像惊弓之鸟。后来拍电影《末代皇帝》时，有场戏只是不小心露了一点，也只有一秒钟而已。因为正好是在洞房里，所以看起来很自然。但我就是紧张得不得了，甚至要罢演，直到导演同意再签合同，白纸黑字写下不用任何的裸露镜头。弄得导演特别伤心。

    但后来想想，人们误解我，是因为他们在乎我。如果没有那么深的爱，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所以除了委屈，我也感动、震撼。至于我爱不爱国，那不是别人可以定义的。动不动给人乱扣帽子，是非常傲慢的做法。

    我并非不谙世事的传统

    环球人物杂志：看您最近发的微博，和老公在一起22年了，非常幸福。

    陈冲：我和彼得结婚22年，认识23年了。他是一个心脏科医生，当年我一个好朋友的老板犯心肌梗塞，彼得给他做手术，救了他的命。之后朋友为了感谢他，说要给他介绍对象。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心目中，他是个怎样的人？

    陈冲：作为医生彼得很敬业，他的人格中天生有一种非常高贵的东西。在我看来，爱情的定义是它能让你变得更好，而彼得让我变得更好。

    环球人物杂志：您之前也有过磕磕绊绊的感情经历，失败的婚姻会不会给自己留下阴影？

    陈冲：第一次迈进婚姻时，年龄还小，当时两个人都是无业游民的状态，在沙滩上散散步，弹弹吉他唱唱歌，也蛮开心的，什么都不太担心。但是很多明眼人都觉得我们不合适，迟早会分开。其实，婚姻失败带给我很深的挫败感，彼此的承诺，全都一笔勾销。但没有那些磕磕绊绊的经历，我就无法去承载今天这样的幸福。

    环球人物杂志：有了两个女儿后，您似乎将重心更加偏向于家庭了。

    陈冲：怀小女儿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拍摄严歌苓的作品《扶桑》。我马上停下了手头的所有工作，此后也再没做过导演。做导演是一个需要长期全身心执着投入的工作，相比之下演戏牵扯的时间和精力，就要小很多。但我有时候出去工作，暂时放下对老公、对女儿的责任，心里还是会很过意不去，就像是自己偷偷地去度假了一样。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有时甚至想，最好世上所有戏剧情节都不要发生在我家，让我家里越单调越平常越好。周末，我们一家四口去看场电影，吃爆米花，然后一起回来，就是莫大的满足。

    环球人物杂志：没想到，银幕上的您大胆奔放、豁得出去，生活中却这么传统。

    陈冲：我并非不谙世事的传统。对待人生，我选择了一条大多数女人都会选的道路。我要一种安定、体面、幸福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决定就必须用行动来捍卫。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会碰到各种情形，各种诱惑。但因为我的固执，我选择了、决定了，就要为它作出牺牲。

    但在电影里，我可以体验别样的人生，让那些本来被自己深深压抑的东西释放出来。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坏女人，都有堕落的愿望。但有趣的是，正视这些东西，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